樂閑人
幾方田畝，耕耘不輟，樂在其中
正文
一直以來，有關那場帶來大饑餓的三年自然災害的話題經常見諸於有關書籍和報刊。在這些文章裏，常見的話題是浮誇，蠻幹，虛報產量迎合上級，畝產上萬斤等等；官方的定調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是某些人頭腦發熱的結果等等。這些話不知被重複了多少遍，不說是家喻戶曉老幼皆知，起碼人們在談論這一話題時，上述的觀點總是被人掛在嘴上，似乎浮誇，蠻幹，天災人禍，頭腦發熱成為造成大饑饉的根本原因。為了說服人，有的人還說由於虛報產量，上級就根據虛報的產量來征收，老百姓的口糧全被拉走，致使許多人被餓死雲雲。
上述說法看似有理，但經不起推敲。浮誇，虛報是一種不良作風，這一點怕沒人能否認，問題是，浮誇和虛報不會影響地裏的莊稼生長，你說畝產萬斤也好，畝產千斤也好，莊稼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生長，不會因為你虛報了它就歉收，也不會因為你瞞報了它就會豐收。說到蠻幹，大都限於摔鍋煉鐵，砍樹煉鋼等可笑又可恨極端做法，這並不關乎糧食的產量，與肚皮挨餓無關。至於天災，沒有什麽證據說明那幾年有什麽能引起人們特別注意的自然災害，沒有大澇也沒有大旱，其實那幾年真的是風調雨順啊！天災之說，隻不過是某些人文過飾非，掩蓋了部分事情真相的措辭而已。所謂人禍，究竟是什麽樣的人禍，也沒人說清楚，好像浮誇虛報就是人禍的主要特征。所有見諸於報端的文章，要麽是拿這個問題攻擊某一個或者某一個團體，要麽是人雲亦雲。總之，這樣一個重要的曆史事件，沒有人從根本上去探求造成這一災難的真實原因。
本人有幸經曆了那個特殊的時期，許多事至今曆曆在目記憶猶新。現把本人親眼所見的事情敘述如下，也許能從中探討出某些深層次的原因。本人聲明，那時我隻是一個十幾歲的學生，生活在出現嚴重饑饉的淮北地區，所敘述的事情也許隻是個特例、代表不了全國的情況，但是我把它說出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絕無強加或者混淆視聽之意。本人認為，造成大饑餓的原因不是天災，不是浮誇，而是一個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引起的，這個細節就是“合理密植”和旱田改水田。如果歸類，應當歸類於不講科學的蠻幹。本人還認為，講三年自然災害不符合實情，真正的災難，隻有不到半年的時間，確切地講，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的二月的短短的四個月時間，其他的時間都是中原災難的餘波所致。
上述說法看似有理，但經不起推敲。浮誇，虛報是一種不良作風，這一點怕沒人能否認，問題是，浮誇和虛報不會影響地裏的莊稼生長，你說畝產萬斤也好，畝產千斤也好，莊稼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生長，不會因為你虛報了它就歉收，也不會因為你瞞報了它就會豐收。說到蠻幹，大都限於摔鍋煉鐵，砍樹煉鋼等可笑又可恨極端做法，這並不關乎糧食的產量，與肚皮挨餓無關。至於天災，沒有什麽證據說明那幾年有什麽能引起人們特別注意的自然災害，沒有大澇也沒有大旱，其實那幾年真的是風調雨順啊！天災之說，隻不過是某些人文過飾非，掩蓋了部分事情真相的措辭而已。所謂人禍，究竟是什麽樣的人禍，也沒人說清楚，好像浮誇虛報就是人禍的主要特征。所有見諸於報端的文章，要麽是拿這個問題攻擊某一個或者某一個團體，要麽是人雲亦雲。總之，這樣一個重要的曆史事件，沒有人從根本上去探求造成這一災難的真實原因。
本人有幸經曆了那個特殊的時期，許多事至今曆曆在目記憶猶新。現把本人親眼所見的事情敘述如下，也許能從中探討出某些深層次的原因。本人聲明，那時我隻是一個十幾歲的學生，生活在出現嚴重饑饉的淮北地區，所敘述的事情也許隻是個特例、代表不了全國的情況，但是我把它說出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絕無強加或者混淆視聽之意。本人認為，造成大饑餓的原因不是天災，不是浮誇，而是一個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引起的，這個細節就是“合理密植”和旱田改水田。如果歸類，應當歸類於不講科學的蠻幹。本人還認為，講三年自然災害不符合實情，真正的災難，隻有不到半年的時間，確切地講，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的二月的短短的四個月時間，其他的時間都是中原災難的餘波所致。
事實很清楚的是人禍。無視百姓生命的人禍。
請問鐵森同學，我貼的那麽多毛的言行你都沒疑問吧？我的資料也包括毛給各小隊的信。那我說的“從其言其行可清楚可看出他是高指標浮誇風的始作俑者，中間發現問題時想避談自己責任做些調整，但最終是不納忠言堅持錯誤到底。”你也沒有異議了哈？
說到其他人發燒胡話，我沒說劉不發燒哈，當時劉鄧都有發燒胡說言論。但誰是始作俑者和最後決定者，資料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黨軍隊國家最高領導人是誰？誰有最終決策權？
你說到毛最早冷靜，好，那我請問采取了什麽補救措施？難道是這個？
ZT:
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安徽舒城縣千人橋農業社放出早稻畝產１１４７１斤的“衛星”。當晚，張愷帆陪同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趕去祝賀。張愷帆作詩讚頌：“千人橋上萬人瞧，誰放紅星出九霄。槐樹中心旗杆隊，社員風格比天高！”他的讚頌是真誠的。他想：中國之大，奇跡總會有。但到了奇跡不奇，“衛星”滿天時，他開始清醒了。８月２２日，安徽在全國第一個宣布已是早稻平均畝產千斤的省,,實際畝產隻有３１８斤,,。９月中旬，毛澤東視察安徽時說，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
１２月２７日至２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到安徽視察。張愷帆負責接待和陪同。
這兩位同年入黨的老黨員，談得非常投機。彭談了黨內風氣不正、浮誇、不講真話、報喜不報憂。張談了黨風不純、浮誇成風、許多地方弄虛作假，高產高得沒了邊。
老戰友忠告“要防右”
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４日，中共安徽省一屆三次會議在合肥召開，通過決議：繼續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繼續鼓足幹勁，為實現比１９５８年更大、更好、更全麵的“躍進”而奮鬥。２月７日，省委批轉《關於,,桐城縣鬧糧問題的真相,,的報告》，嚴厲指出：叫喊糧食緊張，實質上是否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省委號召進行“反瞞產鬥爭”，同時，提出了更高的農業生產指標。
會後，他帶省水利廳副廳長周俊，到含山、和縣農村調查。看到農村已經餓死了人，他憂心如焚，趕回合肥，要求向省委常委會議匯報。老戰友、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對他說：“你不要匯報了。你為什麽總看陰暗麵，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老張，我看你是有點右，要注意。”
２月下旬，省裏到巢縣調糧。張愷帆說存糧很少，巢縣幾十萬人民還要吃飯，不能再調。來人說，農民是“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紅”,,意為白天吃青菜，晚上整好吃的,,。張愷帆怒不可遏，“這完全是聽信了造謠！群眾無糧可藏！我建議省委派人來查！”
放糧救人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廬山會議召開。
３日，彭德懷開始發言。同日，張愷帆一行前往安徽無為，行前嚴令不準提前通知，以防做假。一路揭公共食堂的鍋蓋查看，哪裏有糧食！全是白水清湯裏漂浮著幾片菜葉！夜宿巢縣，遇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陸學斌和楊傑。陸、楊告訴張愷帆：“無為情況比巢縣還要嚴重！”當日夜，曾在無為蹲點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打電話給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姚某，說：“張副省長明天要到你們那裏去，你要注意，不要把自己放在被動的地位，要爭取主動。”
４日，張愷帆一行進入無為。無為是安徽沿江富庶縣份之一，但眼前情景卻令張愷帆怵目驚心！農村公共食堂基本斷糧停炊，農民在挨餓；路上行人大都麵有菜色，走路不穩，拄著拐棍；孩子們更餓得不成人形；因為勞力銳減，許多田塊尚未插秧。很多群眾認識張愷帆，紛紛訴說：“我們現在還不如以前的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發二兩原糧，發到我們手裏才好。如果發到公共食堂，層層克扣，我們連一點也見不到了。”“把自留地還給我們吧，我們種點瓜菜，也好度命。”有的甚至下跪哭訴：“張省長，救命！”
抵達縣城，找第一書記姚某來匯報。姚早有準備，說：“去年收糧１３億斤，準備征購齊７億斤。”張愷帆問：“收了這麽多糧食，為什麽還有人餓得浮腫？”姚答：“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姚還說全縣浮腫１萬餘人,,實際是２０多萬人,,。當夜，縣糧食局局長向張愷帆反映，姚書記叫弄了兩本賬，一本真賬收７億斤，另一本假賬收１３億斤。
當晚，在合肥的一位省委書記處書記給張愷帆打電話，說無為糧食多，要求調走幾千萬斤。張愷帆說了真實情況，請求不要調糧。對方說：“要顧全大局嘛！”張隻好同意調２００萬斤，並命令裝船。這時，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從廬江來，他看了一路，見麵便說：“老張，想不到無為情況這樣嚴重！”桂林棲聽說調糧的事，堅決反對，說：“裝船了也得卸下來！”張愷帆已深知反映情況不易，對桂林棲說：“我們一同把無為情況向曾政委反映吧。”呼“曾政委”是因為曾希聖曾任新四軍第七師政委，張和桂都在曾希聖領導下工作。
當晚，張愷帆嚴厲批評了縣委第一書記姚某：“你說隻有萬把人浮腫，完全是一派謊言！蕪湖地委通知每個浮腫病人發１斤紅糖，你報了２０萬人。”姚無言以對。張愷帆命令：“從明天起，每人每天不得少於１斤原糧，全部直接發到群眾手中！公共食堂暫時停辦。自留地也歸還群眾。告訴你，你不發糧，我就不走了！”
與張聞天同曲同工
７月７日，張愷帆在無為縣縣、區、公社、大隊、小隊五級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直言無忌。７月２１日，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作了著名的長篇發言。兩個發言，同曲同工。張愷帆講話的現場記錄，後來被整理成文，成了“張愷帆案件專案組”的重要材料。
在全國省級幹部中，他是廬山之外挺身而出的第一人。
在廬山的曾希聖打電話要省委書記處通知張愷帆趕快回合肥，不要再調查了。書記處沒有通知。
７月２４日，張愷帆返回合肥。在此前一日，毛澤東在廬山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列席廬山會議的一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趕回合肥，組織發動了對張愷帆的批判。
８月４日，中共安徽省委給中共中央寫了《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的報告，派專人急送廬山。
毛澤東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８月１０日，毛澤東在安徽省委的報告上寫了長篇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
批鬥張愷帆的規模越來越大，從幾千人到上萬人。９月１９日，中共安徽省委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比中央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處理要重得多：第一，不再稱“同誌”，第二，不保留任何職務，而且決定：“將張愷帆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等職務，並責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問題”。對陸學斌“決定給以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撤銷候補書記、宣傳部長、副省長等職務，並交組織部門繼續審查，同時責令其徹底交代”。
１２月１２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人民檢察院提請“依法批準逮捕張愷帆”。檢察院同日複文同意。
張愷帆被囚禁２０７天，什麽問題也找不出來，隻好放他回淮北與家人團聚。他這時才知道親友都遭到了殘酷的迫害，有６人慘死。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首先做了自我批評。自１月３０日起，與會的安徽省地、市、縣委負責人，揭發了安徽省委、首先是曾希聖的錯誤，並在大會結束後延長兩天揭發問題。７月２０日，經中央監委批準，中共安徽省委宣布：撤銷《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恢複他們的黨籍、名譽、職務、級別，補發了工資。
劉少奇頭腦也很熱: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誌關 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趙雲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1987年第六期)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立 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製，社員和幹部大搞實驗田，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 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千斤。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是在邁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也隻有人民公社 才能豎起這樣的紅旗。試想想，一個二分地沼氣山藥堆就得花去成百個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計算，這除了幾萬人的人民公社，那一個普通農業社能夠辦得到！(康 濯：《徐水人民公社頌》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 ‘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 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象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 了。”( 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
毛澤東說：我們爭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長些時間，在鋼鐵和其它重工業產品上趕上或超過英國(中國確實在鋼鐵產量上，用十五年的時間，在七十年代初超過了英國。見薄一波的書)(劉少奇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兩年三年就行。明年後年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劉少奇講：我國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麽大嘛！)
1958年當時的中央領導頭腦都發熱。不同的是毛在1958年8月已開始冷靜，劉仍然發熱。
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麽得了？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幹勁很大，地裏莊稼沒人收時，毛主席說：107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從北戴河會議到年 底隻有四個月，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麽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吳冷西：《憶毛主席》95---103 頁)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11月6日，毛澤東特意找我專門指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天天作報導，發表議論，尤其要注意頭腦冷靜，要當促進派”。還說， 他對報紙宣傳有一點意見，過幾天空一點了再談。(吳冷西：《憶毛主席》104頁)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 斤。少奇同誌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又大談“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問題“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呢”？
毛給各小隊的信證明毛已冷靜並已采取補救措施。飄萍千裏，你能找到劉的文章或講話證明劉比毛更早冷靜嗎？
所以國民黨統治了38年的數據你是從那裏得來的？被餓死的三億人又是從哪裏來的？要知道三億人相當於當時的三個美國。根據現在中國官方的統計：1960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隻有少數身體狀況不太好的老弱病殘發生輕微浮腫之外，並無一例因饑餓而導致的死亡，那麽zhifei文中所說的餓死了幾十萬的數據又是那裏得來的？請你告訴大家。
根據李銀橋，權延赤執筆的《走向神壇的毛澤東》記載，“廬山會議結束後才一個月，各地餓死人的絕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
從以上資料來看，中央最早從59年春天，最晚到59年冬天已經知道農村的困難情況了。那采取了什麽補救措施？我看到的是59年出口了415.75萬噸糧食，而60年還出口了272.04萬噸糧食。對外援助數額更是在58年基礎上逐步提高，61年還有個階躍。
楊尚昆日記：
1961年3月，赫魯曉夫對我國作出姿態，提出願意以貸款方式供給我國小麥100萬噸和轉口古巴糖50萬噸，事關重大，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後，要向毛澤東匯報，請毛定奪。此時，毛已退居二線，住在廣州，但所有重大問題仍需老人家親自拍板。為此，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專程飛穗。毛一錘定音，不要糧食，可以接受糖。
點評：毛在赫魯曉夫前的麵子保住了，但千萬中國人，中國農民餓死了
1950-64年中國償還外債和對外援助支出(億元)
年份 償還外債 對外援助
1950～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1963 2.86 9.61
1964 0.96 12.16
資料來源：償還外債數摘自《中國財政統計:1950-1991》 (財政部綜合計劃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第 135-136頁。對外援助支出摘自曆年國家預算決算報告。
中國曆年糧食進出口
１９４９—１９７４
單位：萬噸
年份 出口 進口 合計進口小麥
1950 122.58 6.69
1951 197.11
1952 152.88 0.01
1953 182.62 1.46 1.36
1954 171.1 3 2.68
1955 223.34 18.22 2.16
1956 265.12 14.92 2.26
1957 209.26 16.68 4.99
1958 288.34 22.35 14.83
1959 415.75 0.2
1960 272.04 6.63 3.87
1961 135.5 580.97 388.17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1》P368，P384
由於1958年大躍進違背客觀規律大折騰，嚴重破壞了生產力，實際糧食產量4000億斤，但在武昌會議上由毛澤東決定公布為7500億斤。（人民出版社《彭德懷自述》，第265頁）
——虛報47％。高估產導致高征購，把很多農民賴以活命的口糧也征掉了，以至於1959年就進入困難時期，春季即發生“15省2517萬人無飯吃大問題”（毛澤東：《關於解決春荒缺糧問題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
1959年4月27日，在二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龍德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鑒》，第167頁）
——事實很清楚，劉少奇走上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大躍進使國家進入困難時期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從毛澤東1955年提出糧食產量浮誇高指標，到1958年發動大躍進，刮五風，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到1959年鬧春荒，進入困難時期，主持中央工作、說了算的，都不是劉少奇。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寫了致六級幹部的《黨內通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
——其中有不少內容是好的，比如要“敢講真話”，起到了正麵作用。但信中以舉例的方式，提出了1959年可以達到的增產幅度，經計算，其上限平均值是63％。而1959年實際糧食指標是10500億斤，比公布的1958年產量7500億斤增長29％。這樣，信中所說“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比信中批評的“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居然高出34個百分點。
——大躍進第二波更猛烈的浮誇風，源於3個月後的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的7月23講話。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敢講真話”、對大躍進中的錯誤提出批評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被打成“反黨集團”。
——這個7月23日講話，完全是個人臨時決定，事前沒有通過中央，連劉少奇也不知道。
毛澤東自己說：“7月22日晚，聽大區區長匯報時，有兩位區長都說，現在小組會反對三麵紅旗的話多了，有些人開小差了，我該出來講話了，否則隊伍就散了，沒有兵了。這才使我感到問題嚴重，想了一夜，第二天才講了那麽一篇話。”（董邊、譚德山、曾自：《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
王光美回憶：“7月23日早晨，會務組突然通知，上午召開全體大會，毛主席講話。原來會議沒有這個安排，所以少奇頭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藥入睡。我一聽是主席召集的會議，趕緊把他叫醒。由於安眠藥還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黃崢：《王光美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
——對於這第二波浮誇風的發動，劉少奇雖在一線，卻不但沒有決策權，連知情權也沒有。
1959年9月，“敢講真話”、“貫徹（毛）主席《黨內通訊》的六條指示，在無為縣采取一係列措施整頓幹部思想作風，搶救病人、製止死亡，幫助群眾安排生產和生活”的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被打成“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毛澤東親自作出批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問題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
彭德懷等被打成“反黨集團”後，劉少奇“提出了正確意見：批判彭德懷的事，不應向下傳達。可惜不能從願（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話說劉少奇》，第112頁，）。結果，廬山會議後，就掀起了全國範圍的“反右傾”運動，將“敢說真話”的幹部、黨員、群眾打成右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反黨集團，進行批判鬥爭，數量高達“600多萬”（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7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第395頁）。
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稱：我們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回顧》，第702頁）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在徐水聽了關於糧食產量的匯報後說：“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糧食多了，“一天吃五頓也行嘛！”“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兒，另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人民日報》特約記者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報》）
——這是黨內第一次提出相信“畝產萬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第一次提出糧食已經多得找不到出路，需要少種。
毛澤東視察徐水、在徐水講話的消息發布後，掀起了更大的浮誇浪潮。徐水向全國宣布將放出各種駭人聽聞的高產衛星：一畝山藥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人民日報》特約記者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
在1958年8月17日開幕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
“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殘餘（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回顧》，第741-742頁）
——這是黨內第一次提出“割資本主義尾巴”。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同上）
——這是黨內第一次提出“窮過渡”。
毛澤東提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李春峰：《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博采》2006理論版第二期）。
——又一次提出“窮過渡”思想。
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北戴河談人民公社時說，“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並讚揚唐朝惠能和尚一切皆空的觀點，說是“突出了主觀能動性，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大躍進”。（《回顧》，第774頁）
——這是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搞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嚴厲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廣東省連縣畝中稻畝產60437斤。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說：“鋼鐵明年可能超過2千萬噸。總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15年計劃，2年基本完成。”（《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381頁）
——15年趕上英國，變為3年後不到1個半月，又變成了2年。
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澤東說：糧食“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幾百億斤，可能到四千億斤。”（同上書，第389頁）“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億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萬五千億斤。後年就要放低步調了。因為糧食還要找出路。”（同上書，第394頁）
——也就是說，毛澤東認為，從1958年起，糧食可以連年翻番，每年增加100％，兩年後隻因糧食找不到出路，才隻好“放低步調”。
截止1958年9月25日資料，小麥畝產最高數是青海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的8586斤，稻穀畝產最高數為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通過了《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毛澤東在修改這個文件時，曾加寫過一段話，提出實行耕作三三製，“即是將現有全部用於種植農業作物的十八億畝耕地（等於一億二千萬海克托），用三分之一，即六億畝左右，種農業作物，三分之一休閑，種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觀賞的各種美麗的千差萬別的花和草，三分之一種樹造林。”“其所以能夠隻用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種糧棉等類作物，是由於深耕細作、分層施肥、合理密植而獲得極其大量的高額豐產，例如畝產萬斤糧、千斤棉之類。”（《對〈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稿的批語和修改》，《文稿》第7冊，第575－576頁）
——毛澤東將“畝產萬斤糧”作為能夠實行耕作三三製的根據之一。
就在毛澤東主持的這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還通過了一個現在鮮為人知的文件，就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初稿）》，居然要求到1972年全國平均糧食畝產達5000至10000斤。對於這個文件，毛澤東寫了兩個批語，作了12處修改，說“至遲在1961年春季，這個草案就可以公開發表，交給全黨全民展開討論，然後，提到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予以通過。”（《對〈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
——如果1972年全國糧食平均畝產能達到10000斤，按18億畝耕地計算，總產就是180000億斤，而1972年實際產量隻有4810億斤，不到《綱要》指標的3％。
“到了1957年，周總理、胡喬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對他們講，1956年反急躁冒進，他的心情受到壓抑，整個一年心情不舒暢。”（鄧力群：《我為少奇說些話》，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領袖人物>>人民領袖劉少奇>>回憶懷念，
1957年9、10月，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主席要求5年內糧食產量按全國人口平均每人達到2000斤。他認為，現在一人三畝地太多，將來隻用幾分地種糧就夠吃。”（《回顧》，第680頁）
——也就是說，要在1962年達到總產13459億斤，年增幅超過28％。而62年實際糧食產量隻有3200億斤，不到要求產量的24％。1976年產量5726億斤，不到62年要求產量的43％。
1958年6月25日，譚震林在農業協作會議總結中說，“毛澤東要求做到5年內人均糧食2000斤的任務，可能3年，至多4年就能完成。”（《回顧》，第688頁）
——這證明毛澤東要求5年內人均糧食2000斤，確有其事。
“1958年1月舉行的南寧會議，開得相當緊張。毛主席對周總理的批評非常尖銳，甚至說‘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誌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五十米’。少奇同誌支持總理，主持通過的《人民日報》社論成了批判對象。”“會後，一些地區和部門開始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大躍進’計劃。”（鄧力群：《我為少奇說些話》）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批評反冒進、堅持要長期反右傾，是後來一些地方大放“畝產萬斤”、“畝產十幾萬斤”高產衛星的原因所在。
1958年2月1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今年下半年你們就看到，要有一個大冒進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還要冒得厲害。”1958年3月9日，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說：“以後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4月8日，毛澤東說：“‘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替‘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回顧》，第644、641頁）
——這些話都是旗幟鮮明地支持、鼓勵、動員搞冒進浮誇，也證明所謂“大躍進”，就是“大冒進”，“大躍進”本身就是左傾冒進錯誤。
從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開始，“不能不說毛主席已有些居高臨下，已離開了他自己曾經一貫倡導的對於黨內的不同意見隻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勢壓服的民主原則了”，“使得被批評者（都是職務很高的領導同誌）欲辯不能，造成黨內生活中的一言堂”。（《回顧》，第654－655頁）
——此後，其他領導人除在適當時機設法彌補大躍進損失外，隻要談及大躍進，基本上隻能說毛澤東說過或想說的話，包括被毛澤東批評的話也是這樣，因為毛澤東自己的觀點也在不斷變化：今天主張A，大家隻能說A；明天主張B，馬上批評別人說A，卻不提A曾是自己的主張，大家又隻能說B；後天又主張A，馬上批評別人說B，卻不提B曾是自己的主張，大家又隻能重新說A。
這個為毛遮羞的毛給各小隊的信已經被貼爛了。毛經常有一些處於策略迂回或者政治鬥爭需要，而自己前後矛盾，高深莫測的話。要看清其真實的想法要聽其言（一段較長時期的言論），觀其行。從其言其行可清楚可看出他是高指標浮誇風的始作俑者，中間發現問題時想避談自己責任做些調整，但最終是不納忠言堅持錯誤到底。
上資料：
“1955年夏，國務院在北戴河開會”，“按照各部匯報，1967年，全國糧食6000億斤”。“毛主席對這個設想是不滿意的。”（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521頁）
1955年11月，毛澤東先後同15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歸納了《農業十七條》，其中最重要一條是，到1967年，糧食每畝平均產量，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要求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800斤。還要一條是，從1956年起，12年內，開荒14000萬畝，到1967年，全國耕地麵積達到18億畝左右。（《回顧》，第524頁）
——按照估計中的耕地麵積和單位麵積產量一算，1967年的糧食產量，就不是6000億斤，而是10632.8億斤，超出主管部門原設想的指標近80％。實際上，從1949-1976年，糧食最高產量是1976年的5726億斤，從未超過10632.8億斤的54％。這個“四五八”，即1967年糧食10632.8億斤，就成為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根本不可能達到的糧食浮誇高指標。
1956年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就由《農業十七條》擴展成40條形成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發言，說《綱要》（草案）是“給農村生產和農業發展指出一個遠景，作為全國農民和農業生產的奮鬥目標”。農業部長廖魯言根據毛澤東審定的稿子，說明指出：按照《綱要》（草案）規定的畝產量計算，到1967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將達到1萬億斤。（《回顧》，第526－527頁）
——毛澤東主持製定的這個浮誇高指標，就這樣以文件形式確定下來。
毛澤東以為做到1962年生產糧食6000億斤（1962年實際產量3200億斤，隻占53％），1967年生產糧食1萬億斤（1967年實際產量4356億斤，隻占44％）是可能的，並“把那些堅持以已有經驗和客觀可能實事求是地測算經濟發展速度的思想，稱作‘右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這就不能不導致冒進傾向的產生”。但“中國共產黨畢竟是一個偉大的實事求是的黨。既然出現了冒進，就必然會有反冒進”。（《回顧》，第529、530頁）
“1956年初，來自各部專業會議的消息，使他（劉少奇）感到這麽做（按《農業十七條》做）不行，於是就和幾位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一道，從防止冒進到反對冒進。”（《回顧》，第531頁）
1956年6月10日，在劉少奇主持下，政治局基本通過國家預算報告初稿，指定胡喬木根據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加以修改，將初稿中涉及指導方針的那幾句話改成：“……生產的發展和其它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定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回顧》，第536頁）
1956年11月，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提出，“八大前設想的遠景規劃，1967年生產3000萬噸鋼、1萬億斤糧食，現在看來不可能實現，我們的步子可以放慢點。”（《回顧》，第557頁）
“由於黨中央、國務院從年初開始，大力壓縮基建指標，從防止冒進到明確提出反對冒進，一股來勢很猛的盲目冒進勢頭總算被遏製住了”，否則，“1958年‘大躍進’那樣的大災難，就有可能會提前到來”。（《回顧》，第539、540頁）
世界上也沒有：你執政期間餓死了三億人，我就可以餓死四千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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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和豬八戒比美自己也美不到哪裏去。
你的所謂幾十萬的數據是從哪裏來的？所謂2-3億從哪裏來？就憑你嘴上吹啊。。
中國官方發表的權威的黨史專著認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二卷，p.272,
中國曆史上戰亂時期人口下降是非常大的，如曹操所說“白骨露於野”，每個戰亂時期的人口大幅下降網上都有，就不貼了。而戰亂時期與和平時期完全沒有可比性。清朝結束就蔣統治了嗎？笑話。民國時代下降有蔣、日本人也有毛的功勞。從民國元年的人口4.4億到建國前的5.5億增加約一億，38年取中值5億，2億-3億取中值2.5億非正常死亡，按照38年計算每年死亡率為1.3%左右。而在和平時期，在據說那麽先進的公社體製下，在報紙說公社保證中國不象舊社會那樣再餓死人的宣傳下，那三年的每年非正常死亡率高達1.5%（取低值的3000萬，人口取60年值6.6億）。你的資料成功證明了那三年饑荒比戰亂時期還嚴重得多，謝謝。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 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 (高額豐產田) 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49頁 黨內通信
“雖然59-61年餓死了幾十萬人”
你以為是1948年圍長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