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離作戰 - Werner Wolff和Poetschke

近距離作戰 記騎士十字勳章獲得者Werner Wolff和Werner Poetschke 1943年7月4日淩晨0215，黨衛軍第2裝甲擲彈兵團第3Battalion (SS-Panzer Gren. Regiment 2 III Battalion)的副官Werner Wolff在給他的女朋友Helga寫Ctitadel戰役前最後一封信。“這是戰鬥前最後一次給你寫信的機會了,我的腦海裝滿了你的音容笑貌。俄國人的炮火正在頭上呼嘯，但一點都不妨礙我。這不是一封告別的信......今天我再一次了解到我們為何而戰：我的裝彈手一直緊握著他女朋友的照片。不難知道我們都在想念自己所愛的人。但思念隻會更堅定我們的信念。我甚至不能冷靜和正確的思考，我堅信並思念著德國 - 還有你......(以下省略一個在熱戀中的20歲青年的常用詞語若幹)......天仍然很黑，我根本看不到自己在寫什麽。不知道下次收到你的信會是什麽時候，可能是幾個星期後吧。你的Wolff。” 一個月前，少尉(2nd Lieutenant)Werner Wolff從Memel的第11連調入III Battalion，即黨衛軍裏有名的“BlowTorch Battalion”，成了指揮官Jochen Peiper的副官。整個6月是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III Battalion在Ukranian作休整，進行營級別的綜合訓練。Wolff很快發現這裏的生活非常豐富多彩：士兵們經常舉行越野車賽和足球賽。但和一般的足球賽不同的是，裁判頭戴鋼盔；並且一旦前鋒衝到門前，有人就往禁區裏扔煙霧彈。在初夏的短暫安逸和諧中，當地的婦女們給德軍士兵洗衣服，而後者則用自己的食品供給作為回報。 1943年夏，東線德軍由於資源貧乏，被迫進入防守階段。占領Belgorod後，中路軍(Army Group Center)與位於Belgorod西部的南路軍(Army Group South)左翼失去了連接。蘇軍趁機打開了一個長達200公裏，縱深120公裏的缺口。Citadel戰役的目的，就是要封上這個缺口。III Battalion所屬的SS-Panzer Corps II同南路軍一起，需要向北推進。 LAH的兩個Panzergrenadier-Regiment在7月5日0405點鍾正式進入曆史上最大的坦克戰：庫耳斯克會戰的Citadel戰役。這是黨衛軍在其力量顛峰時期的一場典型戰鬥：其主力還是由誌願者組成，新戰士們奮不顧身，老兵們也尚未死傷大半，軍官們則經曆了3年的血雨腥風，有極豐富的火線經驗。一等兵Heinz Glenewinkel寫道：“......重火力轟擊，我們用20輛坦克換了對方72輛坦克。我們連繳獲了40輛T-40，我居然還在一輛T-70上很過癮的兜了一陣風。” 德軍的戰地記者Hermann Schramm博士在此期間跟隨在III Battalion的指揮部人員左右。從一個非戰鬥人員的視角，他記錄了Citadel戰役一天中的細節：在這一天，Peiper親手摧毀了一輛T-34坦克，證明自己不過是一個普通士兵。而Wolff的機槍在蘇軍離他30米遠處突然卡了殼。隨後Wolff就在戰地記者的視野裏消失了。稍晚，在戰鬥略平息的時候，Peiper給他的參謀們和記者帶來了一瓶酒。大家輪流痛飲了幾口。雖然因為興奮，大家的情緒都顯得不錯。但Peiper提醒他們，千萬不能被蘇軍活捉，記住最後一顆子彈要留給自己。就在這時，Wolff衝進了指揮部，脖子上還抗著機槍子彈夾。他用手榴彈解決了蜂擁衝向機槍的敵人。對於這樣一個後方有成群坦克逼近，前方又有步兵壓迫的連隊，記者對他們的戰鬥熱情感到不可思議。 在這一役中Wolff憑著他的勇猛頑強而贏得了上級軍官的賞識。在給他申請騎士十字勳章的報告中，Peiper寫道：“在此之前，Wolff已經參加了兩次東線戰役，於1943年獲一級鐵十字勳章。在這次戰役中，他帶領的野戰排裝備有SPW戰車和3.7厘米反坦克炮。他個人摧毀了11架火炮和不計其數的臼炮，機關槍和反坦克槍，並且用小口徑加農炮摧毀了兩輛蘇式T34坦克。當第13連的指揮官受傷後，他頂替了該指揮官的位置，帶領全連在重重炮火中衝鋒陷陣。在肉搏戰裏，他奪過對方的刺刀殺死了敵人的指揮官。”這種舉動，連Peiper都稱之為“魯莽式的勇敢”。 1943年8月，Wolff獲得了騎士十字勳章。20歲的Wolff是該Battalion裏最年輕的軍官。作為一個精力旺盛的熱血青年，他很自然的把Peiper當作了自己的偶像。不難解釋，Peiper也很喜歡他這個新副官。 8月19日，黨衛軍第2裝甲擲彈兵團轉移到意大利的Reggio-Emilia地區，對付當地的遊擊隊兼帶休整。Peiper用意大利飛機給他的手下安排了幾次觀光性質的飛行。隨後，該部隊和其他團隊開展了體育競賽，Wolff在拳擊和擊劍比賽中表現出色。在8月中，整個Battalion由Peiper和他的兩個副官Wolff, Paul Guhl帶領，唱著軍歌步行穿過陽光明媚的Reggio-Emilia市區。這段愉快的日子被新聞記者錄了影。 Citadel之後，除了Wolff外，沒有一個III Battalion的軍官收到顯赫的勳章。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戰果不卓越。早在庫爾斯克戰役前，德國陸軍總部就要求所有申請勳章的報告要盡早提交，“充分利用榮譽勳章的作用來鼓舞士氣”。顯然Peiper在給手下授勳方麵是很保守的。讓Wolff感到難以理解的是，他的另一個戰友表現非凡，但卻沒有拿到騎士十字勳章。傳記作者Patrick Agte隻能推測，可能Peiper象傳統的普魯士軍官一樣，認為勇敢和獻身精神是軍人應有的素質，而不值得大肆宣揚吧。 第三次東線戰役 同年11月LAH第三次來到東線。由於第1裝甲兵團(SS-Panzer Regiment 1 )的指揮官中校Schonbeger戰死，Peiper離開了與他感情深厚的III Battalion，頂替了第1裝甲兵團指揮官的職務。因為有很大一部分老兵被調去擔任希特勒青年師(HitlerJudgend)的骨幹，第1裝甲兵團已經經曆了一次大換血。在此時，Peiper第一次與第1重炮營第1連(I Abteilung I Kompanie)的指揮官上尉Werner Poetschke合作。Poetschke在加入LAH前曾在Das Reich指揮過重炮部隊，並被授予金十字勳章(German Cross Gold)。 雖然Peiper離開了III Battalion，但Wolff和新指揮官Guhrs都繼續把這隻隊伍看作是“Peiper的部隊”。象希特勒用黨衛軍在東線作榜樣一樣，Peiper也用他的“Blowtorch Battalion”給新下屬作了幾次很漂亮的戰術演示：不顧一切，出其不意的用重火力強攻，閃電般奪取陣地。 11月22日左右，Wolff的右腿中了一槍，傷勢嚴重。“這次伊萬們終於放倒我了......” 他在生死邊緣掙紮了幾個小時，醒來後發現醫生要給他截肢。Wolff寧死也不願意離開戰場。他拿手槍對地麵射擊，才嚇跑了準備給他作手術的醫務人員。命大的Wolff終於逃過了這一劫。 LAH在年底的Advent和Watutin戰役中損失異常慘重。1944年1月，Peiper接受了騎士十字勳章上的橡葉後，離開LAH回家休養。副官Herburt Kuhlmann接任了他的職位。3月Kuhlmann犯了心髒病，Poetschke接手了隻有一個野戰排大小的SS-Panzer Regiment 1。當時適應戰鬥的隻有4個軍官，4個預備軍官和25名士兵。還有大量士兵被迫轉入戰備階段，因為已經沒有坦克來供他們驅使。 Poetschke的第一個重要任務是把LAH第1團的殘部帶出Hube包圍圈。4月1日，國防軍第19師嚐試進攻城鎮Dawidkowee，遭到蘇軍的頑強抵抗。Dawidkowee是橫在Niczlawa河前的一個要塞，關係到整個軍的突圍。在19師的慘敗後，同樣的任務擺在了LAH麵前。就在此時，歐洲軍事研究人員對黨衛軍在艱苦卓絕的困境中仍能保持士氣，並且憑借意誌實現局部勝利的困惑又一次得到了證實。由黨衛軍第1裝甲擲彈兵團作掩護，Poetschke帶領他的隊伍在城鎮裏展開激烈巷戰，卻因為蘇軍的頑強抵抗而被迫撤退。但Poetschke不死心。他繞過城鎮，從另一方向發動突然襲擊，讓驚慌失措的蘇軍丟棄了大量物資倉惶而逃。戰鬥結束後，Poetschke手下隻留下10名士兵。這一次戰鬥保證了整個裝甲第1軍(1. Panzer-Armee)得以渡過Niczlawa河，逃脫了蘇軍的圍捕。為此Nehring將軍給Poetschke寫了封親筆信表示感謝。3個月後，Poetschke拿到了他的騎士十字勳章。 Poetschke的兄弟Herbert回憶道：“他不是一個爭名好利的人。相反他對自己的手下的考慮大多是切合實際的。在早期的波蘭戰役中，他的偵察部隊經常和敵軍作近距離戰鬥。他受的8次傷，除了最後一次外，都傷在臉上。他對部下的要求很高，但對他們的個人問題也很關心。他和Peiper有很好的朋友關係。在我們三人的一次談話中，我申請要加入他們的坦克團。但Peiper拒絕了。他說，‘不，你們兩個人中必須有一個要活下來。’”Herbert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 比利時休整 幾乎全局覆沒的LAH轉移到比利時作休整。Peiper把第7連(7. Panzer-Kompanie)交給了Werner Wolff。由於人員短缺，Wolff一直沒有機會參加軍官培訓。他直言不諱的對下屬Stiller說，在此之前他沒有任何指揮坦克連作戰的經驗。當時第7連的大多士兵都是步兵出身，整個連隻有兩個老坦克兵。在軍備方麵情況也不樂觀。直到5月底，所有的裝備才陸續到達。因為下一個對手是有壓倒性空中優勢的盟軍，各種無線通訊被禁止，導致訓練質量也大大受挫。 Stiller寫道：“Wolff親口告訴我，雖然他早期在軍校裏呆過6個月，但他所有的軍事知識都是從Peiper那裏獲得的。值得慶幸的是，Peiper是個很會把手下培養成材的好上司。他們經常進行長時間談話，話題內容無所不包，簡直是一套完善的教育題材。Wolff本人話不多，甚至可以說是沉默寡言。他經常若有所思，但學習得飛快，並有很好的記憶力。他意誌堅強，時常違背上司的意願。他和頂頭上司Kling關係不好。那一段時間Peiper經常來我們連隊，我想Wolff應該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Wolff沒有利用自己和Peiper的親密關係作私人用途。在從Peiper身上學習的同時，他也不是簡單的拷貝對方的一舉一動。1944年5月，古德裏安(Guderian)將軍來視察，Peiper和Dietrich將軍作為主人接待了這個顯貴，並向他介紹了營級和連級軍官。午餐時，Peiper和Wolff交叉著坐在Dietrich和古德裏安對麵。Peiper抓住這個機會，向Dietrich抱怨：“Wolff訂婚7年，但他卻不想結婚。”向來喜歡速戰速決的Dietrich馬上命令把Wolff的未婚妻接到比利時來完婚。後者在談話過程中一直是一臉不以為然。當天晚上，Wolff的炮手就坐在開往Memel的火車上，目的地是證書文件和Helga。 6月19日，當LAH用偽裝色粉刷他們的坦克，準備進入諾曼底戰場時，一對年輕人在一座白色的小別墅中舉行了婚禮。Peiper給了祝酒辭。19歲的Helga對Peiper的印象無疑值得一閱。“雖然我聽說很多關於他的故事，但我是在1944年6月第一次見到他本人的。他看起來很年輕。我想，如果穿上短褲，我不會懷疑他還是個學生。他的外表和他的威望反差很大。他的談吐舉止永遠是軍人特有的生硬，但不要被這種生硬欺騙，他的笑容是溫暖而發自肺腑的。否則我難以相信他怎麽會找到這麽一個好妻子(Peiper的夫人當時也在場)。聽起來很奇怪，但我覺得他本人很謙虛，甚至有些害羞。Werner跟我講過，當他的手下把一首改了歌詞的歌唱給Peiper聽時，'Jochen Peiper is our leader...'，他幾乎尷尬到手足無措。” Helga還回憶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Peiper夫人來到後，他們邀請我和Werner去喝咖啡。我們坐下來不久，Peiper就起身告辭，暫時離開了一會兒。幾分鍾後，他穿著一身雪白的軍禮服出現在我們麵前，惡狠狠的盯著Werner說，‘狗雜種，這是給你在Hasselt時膽敢踩到我頭上的回答！’Peiper試圖保持嚴肅，但兩個人立刻笑彎了腰，留下我和Peiper夫人莫明其妙的對看著。回家的路上，Werner告訴我說，當地比利時的上流社會曾邀請軍官們參加一個舞會。Werner手忙腳亂的換衣服時，把一個鈕扣扯掉了。他的針線活很濫，而又不想遲到，於是他從衣櫥裏拿了件白色製服就跑了。結果那些貴婦們把唯一身著白色禮服的Werner當作了軍銜最高的貴客，對他青睞有加。在應接不暇的舞曲中，Werner隻能以抱歉和無辜的目光回答Peiper惡狠狠的注視。那天晚上，Werner終於作了一次舞會的‘Top Dog’。” 諾曼底戰役前夕，這段生活無疑是Wolff最幸福的時間之一。每天傍晚，Wolff都要和當地的天主教神父就著一瓶紅葡萄酒聊天兒，消磨時光。 諾曼底 7月9日，當希特勒青年師(HJ)在浴血奮戰時，LAH還被莫明其妙的安置在後方，等待進攻命令。這群曾經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們，隻能伴著隆隆的炮聲玩紙牌。在黨衛軍第一旅(I. SS-Panzer-Korps)的命令下，Wolff帶領的第7連被借調到Bully作為第2旅的後備力量。在調動的路上，他們嚐夠了盟軍空襲的苦頭。到達Tully後，Wolff極不可耐的坐著他的兩棲通訊車在戰場邊緣跑來跑去，偵察突擊的最佳方位。但一直沒有他希望的反攻。7月18日晚，他不得不奉令在最後一刻撤出了城市。 8月1日，Wolff的隊伍在Tilly已經與加拿大人糾纏了幾天。他所守衛的地段關係到整個LAH師的進退。在沒有任何後援的情況下，他帶領手下頂住了加拿大人至少5次進攻。在戰鬥中，他的指揮坦克的炮塔被卡住，而敵人的坦克同時也瞄準了他。Wolff在千鈞一發之際強迫坦克轉彎，從卡住的炮塔裏瞄準並轟擊敵人，並不顧機械故障，直衝到前線縱深地段為止。為此他被授予Honer Roll of the German Army的榮譽。 他的手下Kahlen回憶，“他是一個典型的理想化青年，對自己和下屬要求非常嚴格，並且雄心勃勃。他不能接受任何反對意見，對獨斷專行，違抗上司的行為一點都不會猶豫。但有時他自己就是個大孩子。他心思緊密，考慮周到，偶爾會聽取他的炮手的意見。”很令人驚異的是，這樣一個冒險家平時喜歡讀古典文學。他的口袋裏總揣著Friedrich Holderin的詩集，裏麵是他最喜歡的一首“為祖國而死”。更稀奇的是，在古典文學方麵，Wolff頗有幾個誌同道合的戰友。 由於盟軍無休止的轟炸，LAH在諾曼底毫無建樹，隻能在小範圍區域內作防守。無線通訊被禁止，電話線也經常被炸斷，通訊兵們在各指揮部間疲於奔命，仍然不能及時更新戰況，聯係各部隊的作戰方案。由於需要親自上前線偵察，各級指揮官，從師級的將軍到野戰排的少尉，都不時冒著滅頂之災的危險，開車在戰地間穿梭。Peiper的傳令官Werner Hentschel回憶道，“我唯一能作的，就是拚命踩油門，祈禱不要中彈......” 8月18日，Wolff的腿部再一次負傷。兩天後，LAH開始了悲慘的逃離法萊斯包圍圈的征程。師長Theodor Wisch險些因為重傷的雙腿而死於一個穀倉裏。代理團長Kuhlmann也在突圍過程中背部被插滿了彈片，從此再也沒有返回LAH。大批營連級軍官和老兵們或者被俘，或者因為受傷而從此轉入後備役。Poetschke隻好再次接過LAH第1團的殘部，順利突圍。由於他在緊要關頭表現出的領導能力，不久他就升任了少校。 9月，LAH回到了德國境內。11月，已經升任中尉，還在一瘸一拐的Wolff開始組織其連隊的訓練任務。11月9日，在第1團的受勳儀式上，Poetschke被授予了近距離作戰銀質勳章，標誌著他完成了25次近距離戰鬥，雖然他的真正參戰次數已經達到了金質勳章的級別(50次)。(德軍的勳章數量似乎供不應求。據說LAH的第4任師長Otto Kumm被授予騎士十字勳章的雙劍時，不得不暫時借用Peiper的勳章) Wolff回憶道，“這天Peiper把金質負傷勳章別在了我胸前。你知道他說什麽？他說，‘Wolff，這枚勳章之後就隻有一個木製十字了。’可是我當時根本就沒聽進去......” 阿登戰役 12月，阿登戰役打響。Poetschke已經擔任了LAH第1團第1混合營(I. (gemischte)/SS-Panzer-Regiment 1)的指揮官職務。而Wolff卻因為尚未傷愈，沒有參加這次戰役。關於Poetschek在這次戰役中的記錄並不多。他的部隊緊隨主力一路西進。他本人和上司一起眼睜睜的看到Rrois-Ponts附近的橋被炸斷。在Stoumont附近，Poetschke手下的第2連因為美軍的頑強抵抗而決定放棄進攻。Poetschke在暴怒中從指揮坦克中跳出來，抗起一個反坦克“鐵拳”，威脅如果任何人退卻，他就向逃兵開炮。這一招居然很有效，德軍繼續強攻，在Stoumont俘虜了150名戰俘，繳獲了4輛坦克和若幹重型反坦克炮。Poetschke事後因為此次戰鬥獲得了騎士十字勳章上的橡葉標記。 此後在阿登戰役中Peiper戰鬥群的主要軍官，包括Poetschke，Diefenthal和von Weternhagen均帶領自己的隊伍退回La Gleize。大家縮在這個不過有30棟房子的小村莊裏，在圍攻的3個美軍師的狂轟濫炸下堅持了4天。Poetschke的副官Reiser回憶了其中很“精彩”的一天：“我們已經習慣敵人的炮火了，但昨天晚上似乎出奇的平靜。早晨時敵人展開了異常猛烈的進攻。那些通訊兵冒著槍林彈雨，就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在各指揮部間奔波！1400點鍾後美軍停止了炮轟，坦克和步兵群從各個路口展開進攻。Peiper命令我們：‘所有人都去防守！’我們湧出指揮部，坦克手，通訊兵，信號兵都抗起步槍，機槍或反坦克槍，隱藏在房子的角落裏等待敵人。我身邊的一個狙擊手一直在用美軍玩‘活靶子’的遊戲。美軍占了數量優勢，我們隻有等到他們占領了第一批房子後，才在若幹小時的巷戰裏擊退他們。天黑之前敵人就撤走了。”在這一天，美軍有計劃的燒毀了若幹民房，並向標誌有紅十字的教堂開炮，迫使大量平民和雙方傷兵，美軍戰俘等躲進了掩體。 Poetschke的手下在城鎮北麵阻擋了美軍的一次進攻。德軍引以為傲的虎王坦克在此時擔任了一個悲壯的角色。第7連的坦克駕駛員Rolf Ehrhardt回憶了當時的情景。“一群美軍的Sherman坦克在逼近。我們的Panzer IV射程不夠，隻有兩個虎王的88毫米炮和幾輛Panther的75毫米炮能命中敵軍。而且Sherman的射程也夠不到我們。這是上天給的一次複仇機會嗎？還是我們應該有一次勝利的喜悅了？一個虎王的第一發炮彈沒用命中，其中一輛Sherman突然衝過來，把我逼出了觀望哨。我隻好跑到掩體裏，聽著外麵的轟鳴。掩體裏擠滿了人，我們靜靜的等著炮聲中的一點間隙，計算著敵人被摧毀的坦克數量。石頭和牆灰從四壁落下。88毫米炮的轟鳴很容易辨別，每一聲炮響我們的心髒就受一次重擊。突然虎王的坦克手Hantusch衝進了掩體，流血的雙手抱著頭，大叫“這是我最後一發炮彈了！”他的坦克被擊中若幹次，他不得不從火星四濺，隨時要爆炸的坦克中逃了出來。幾分鍾後，第二輛虎王的指揮官Dollinger也出現了。他頭上獻血淋漓，但一言不發。簡單包紮後，他說坦克裏的濃煙讓他什麽都看不到，更別提瞄準敵人了。8到10輛Shermann圍攻一輛虎王，我們的火力再好也難逃脫被擊毀的命運。我們都很喪氣和鬱悶。整個世界都在和我們作對，我們的王牌就這樣悲慘的收場了。”Dollinger的虎王被修複後，至今仍然在La Gleize展覽。 從La Gleize突圍後，Peiper立刻給師長Mohnke打了份報告，然後才和Poetschke一起吃了9天來第一頓熱飯。對於Poetschke，戰鬥還沒有結束。12月28日，他帶領殘部趕到Bastogne附近，增援那裏苦戰已久的兄弟部隊。Peiper在此期間訪問了幾次Poetschke的指揮部。大勢已去，Poetschke的最後努力沒有任何成果。 最後一戰 短暫的休整後，LAH被調入匈牙利。Wolff擔任了第1連(1. Kompanie I. (gemischte)/SS-Panzer-Regiment 1)的指揮官。他的隊伍在1月底到達了維也納附近的Ganserndorf，卻發現火車走錯了路線。他隻好重新把武器設備裝上車，趕到匈牙利的Raab和他的上司Poetschke會麵。 作為希特勒的警衛旗隊，人人都認為LAH會在柏林結束他們最後的戰鬥。連古德裏安將軍都要求把該部隊調入柏林南部地區。但LAH注定不會在總統府前作炮灰。1945年2月12日，LAH進入Neuhausel地區。跟隨在Peiper的戰鬥群中的，是Poetschke的I .(gemischte) Abteilung，老友von Westernhagen的501重炮營(schwere SS-Panzer-Abteilung 501，有時被非正式的稱為“老虎營”)和Peiper的老部隊，SPW Battallion。 在夜間行軍時，一個德軍巡邏隊在美軍空襲的威脅下，居然用燈光把第1連的坦克照得通亮。Wolff大聲警告，沒有效果。他幹脆一槍打碎了對方的照明燈。在Komorn，一座失修的橋梁橫在隊伍麵前。繞道行軍意味著浪費80公裏的寶貴時間。Wolff沒有多加思考，命令所有的坦克一個個單獨開過了搖搖欲墜的橋梁。聯想到Peiper在阿登戰役中命令坦克強行穿過雷區，這種做法是否很眼熟？ 在這次戰役中，可能意識到無條件投降隻是個時間問題，Peiper的指揮風格趨於保守。他謹慎的等到地勢對德軍有利才發動進攻，並用5輛虎王開道。在第一場戰鬥中摧毀了蘇軍若幹反坦克炮後，他的部隊沒有一人傷亡。但Poetschke還是堅持他衝在火線最前沿的指揮風格。在日後的報告中，Peiper提到，“穿過190高地的反坦克炮群後，Poetschke正對敵人的炮火強攻，根本沒有考慮自己的側翼。”從上下文看，他一點沒有責備後者的意思。 Wolff似乎也沒有考慮後路的問題。在一次戰鬥前的碰頭會中，他解釋了自己的作戰計劃。老兵Erich Strelow悄悄告訴他身邊的同伴，說“明天我們就可以給他點蠟燭了。”天意作弄人，Strelow的送葬蠟燭倒先行一步，以至他還沒有來得及佩戴在阿登戰役中獲得的勳章。在這段時間，德軍取得了局部勝利。Wolff在給妻子的一封信裏寫道：“我昨天從戰場回來，才發現你的信到了......最近這幾天情況很艱苦，但我們卻輕鬆了不少，因為部隊的成功推進使那些曾經絕望的戰士們重新獲得了信心。但這次我也沒有完全逃脫。我被一片愚蠢的彈片擦傷了。你別擔心，這次隻不過是顆‘小土豆’。彈片插在臉上，離右眼下麵有一指寬的距離。現在它正端端正正的坐在我的前顎旁邊，你可以想象我吃飯時有點問題。無論如何，它不會影響我那英俊的麵容的。重要的是，我的眼睛沒事兒！......我終於在戰場上有自己連隊了，第一隻我的連隊，我真的很為他們自豪。噢，我要去見Peiper了-- Jochen--如果今晚不出發，我還會給你再寫點兒。” 1945年3月15日，Werner Poetschke終於因為在阿登，“南風”和“春天覺醒”戰役中的功績拿到了他的橡葉。他的手下得知消息後，提前用硬紙板作了一個盾牌大小的橡葉掛在了他胸前。LAH的師長正式為他授勳後，從師長到少尉，大家在一起熱鬧了好一陣子。到此，Poetschke已經接受了不下六塊勳章，是LAH裏受勳最多的軍官之一。 3月20日，Poetschke的部隊來到Inota附近。當天下午，Wolff帶著6輛坦克向城鎮西麵進發。他在離Inota有兩公裏處停下來，給他的部下達進攻前最後的指令。然後他站在坦克炮塔裏，上半身露出坦克，給出常見的進攻信號：右拳高舉。就在此時，一個炮彈在他右側爆炸，Wolff慘叫一聲，跌進了坦克。其他軍官嚇呆了，進攻計劃暫停。 Peiper回憶道，“一個彈片插進了他的鼻子。象我們所有人一樣，他不過是把身子探出了炮塔。當時的戰鬥也不是非常嚴峻，隻是趕走幾輛T-34而已。”軍醫給出的報告是，頭部負傷，昏迷但情況穩定。Peiper立刻命令把Wolff轉移到後方醫院，要求他的炮手寸步不離Wolff。從那時起，Peiper就失去了Wolff的消息。 炮手並沒有履行他的職責。Wolff由另外一名受傷的軍醫接手，於第二天被送到了德國境內。3月30日，年僅23歲的Wolff在醫院裏停止了呼吸。他的妻子寫道，“他似乎知道自己要在這次戰役中犧牲。沒有人，也隻有他能夠安慰我。他最想知道的是我們是否能有一個孩子。從他在3月15日的最後一封信中，他似乎剛知道自己要作爸爸了......” Wolff無疑是Peiper最喜歡的學生。他和Paul Guhl一起，是唯一從SPW Battalion調入第1坦克團的軍官。Peiper寫道，“他象顆流星一樣飛快的衝向天空，同樣飛快的消失在黑暗裏。”十幾年後，美國作家用了相同的比喻描述了Peiper本人的曆程。 同一天，重炮營(SS-Panzer-Abteilung 501)的指揮官，中校von Westernhagen被調入後備軍官之列。誰都不清楚這道奇怪的命令出自何目的。von Westernhagen到師部裏向師長Kumm報道。在他走向師部門口時，一顆空投的炸彈給了他致命一擊。Kumm剛剛接受了他的雙劍榮譽。他聲稱悲劇發生的時候，Dietrich將軍和Peiper都在場。von Westernhagen是Peiper從1943年起就在蘇聯戰場，諾曼底並肩作戰的老戰友。從阿登戰役開始，von Westernhagen的重炮部隊更是作為Peiper的附屬力量與其寸步不離。但關於von Westernhagen的死，目前沒有任何來自Peiper的記錄。 悲劇要結束時，角色一個個迫不及待的下場。3月21日，在對抗70輛敵軍坦克的進攻中，騎士十字勳章獲得者上尉Malkomes的任務是頂住敵人直到天黑。30分鍾後他的坦克飛快的開回了指揮部，Malkomes直挺挺的坐在炮塔裏咽了氣。Poetschke隻有把並肩征戰多年的好友從坦克裏拉出來，然後帶隊去救援在奮戰中的最後一輛坦克。 3月22日，坦克戰鬥群遭到了嚴重損失。第二天注定是更黑暗的一天。0600點鍾左右，Poetschke發現南麵有大約40輛敵軍坦克。他馬上召集了各指揮官布置作戰任務。就在大家要散會的時候，突然一個炸彈正落在軍官們的圈子裏！Poetschke的腿受了重傷，其他軍官也有不同程度的重傷，但基本沒有一個人可以指揮戰鬥了！雖然重傷，Poetschke清楚的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他把傳令兵叫來，“通知Peiper！”在被戰友抬走之前，他把一支手槍放在了身邊。 “一場決戰就在眼前，這樣的事故不僅讓我們震驚，而且攪亂了軍心。最後的戰鬥還沒開始，我們已經看到了終點......”Poetschke的手下Reiser寫道。在戰地醫院裏，Poetschke死活不讓醫生給他截去雙腿，直到醫生Dr. Neumayer作出口頭保證。他反複問，什麽時候他可以傷愈重返戰場。他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他的腿上。傍晚，他的病情惡化，在昏迷中還不時念叨不要截肢。第二天一早，Poetschke永遠的沉睡了。Dr. Neumayer回憶道，“他總在說，如果不能在坦克裏作戰，生命對他就變得沒有任何意義。他寧願打死自己也不要截肢。他以前告訴過我，他是不會活著作戰俘的。我所了解的Poetschke，可能不會在戰爭結束時作出生存下去的選擇。” 因為這次事故，第1連的指揮力量徹底瓦解了。3月27日，Peiper參加了Poetschke和Malkomes的葬禮。在戰爭結束的前夕，短短幾天內他寫了一連串戰友的悼詞。但對於他個人的磨難，這僅僅隻是個開始。 這篇文章的目的，不過是記錄一些將生命奉獻給祖國和戰場，卻沒有自己傳記的普通士兵。 附錄 SPW: 德軍武裝載人機動車 LAH：希特勒警衛旗隊 Divison: 師 Regiment: 團 Battalion: 營 Kompanie: 連 主要參考資料：Jochen Peiper Commander Panzer Regiment Leibstandar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