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軍版兄弟連-黨衛隊的軍官們

因為不想混淆德軍部隊與我們熟悉的“軍/旅/團/營/連”係統的差別，所以隻好把各戰鬥部門的名字照搬。 Army: 一個Army由若幹Corps組成，加上附屬或獨立作戰部隊，預備隊等。Army是戰略單位而不是戰術單位。理論上，一個Army有60,000至100,000 人。 Corps: 一個Corps由若幹Divisions組成，加上附屬或獨立作戰部隊，預備隊等。Corps既是戰略單位也是戰術單位，領導Divisional單位和獨立Battalion。理論上，一個Corps有40,000到60,000人。 Division (師) : 一個Division包括一到四個Regiments, 加上附屬或獨立作戰部隊，預備隊等。Division被用作直接作戰單位和各Regiment的總部。理論上一個Division有10,000到20,000人。一個Panzer Division理論上有400輛裝甲車。Panzer Division和Panzergrenadier Division的區別是前者比後者多一個Panzer Battalion. Regiment(團，大隊) : 一個Regiment包括若幹Battalion，加上附屬或獨立作戰部隊，預備隊等。Regiment是戰術單位。理論上一個Regiment有2000到6000人。 Battalion(營，中隊): 一個Battalion包括若幹Company，有時會有附屬部隊。Battalion直接參預戰鬥，是最小的自給自足的獨立戰術團體。任何低於Battalion的單位都需要進攻和防衛火力支持(如偵察兵，重炮，摩托兵和反坦克武器等)。理論上一個Battalion有500至1000人。 Company: 一個Company包括若幹Züge。Company是戰術單位。理論上有100至200人。 LAH的由來 1933年，希特勒命令前任私人保鏢，一戰老兵Sepp Dietrich從每個黨衛軍(簡稱SS)連隊中選拔出三個人作他的“精銳部隊”。其標準為：年齡在25歲以下，身高1米8以上，身強力壯無犯罪記錄，並要求在1933年1月前加入SS。很快Dietrich選了117人。該連隊在3月的奧古斯塔閱兵中首次露麵。 這確實是一隻特殊的連隊。在這117人中，有3個人成為黨衛軍Divisional Commander，8個人成為Regimental Commander,15個人成為Battalion Commander。其中兩人，Theodor (Teddy) Wisch和Fritz Witt是日後的黨衛軍坦克師師長，他們的部隊將組成抵抗諾曼底登陸的主力力量：I SS Panzer Corps。另外一人，Wilhelm Mohnke將成為該部隊中的一個Regimental Commander。而Sepp Dietrich將成為該部隊的Corps Commander。 1933年11月，835名黨衛軍在慕尼黑火炬遊行前進行了宣誓，永遠效忠於他們的元首希特勒。從此，希特勒警衛旗隊(簡稱LSSAH或LAH)誕生。這隻隊伍參與了從早期納粹臭名昭著的政治集團鬥爭(”長刀之夜“)到1936年的奧運會。他們的黑色製服，白色勳帶和領口上的SS標記在各種納粹宣傳材料中無處不在。由於他們的暴光率是如此頻繁，德國正規軍把他們戲稱為“隻能在瀝青路麵上閱兵的部隊”。 然而希特勒的確從來沒打算讓LAH作一隻中看不中用的“瀝青部隊”。他要建設一隻“精華”部隊，要使他們經受槍林彈雨的曆練，要使他們成為其他黨衛軍和正規軍的榜樣，要使他們成為納粹德國日後的新貴族，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使他們絕對效忠自己。從33年到38年，LAH的成員，這一群精華中的精華們日複一日的被塞滿納粹教條，腦袋裏被“元首”和“獻身”等關鍵字眼填得滿滿的。 有趣的是，相對於等級森嚴的普魯士軍隊傳統而言，LAH的等級製度表現得很鬆散。大家在非任務期間互相以“同誌”(Kamerad)稱呼，並逐漸變成用各自的名字或外號。因為榮譽和信任是第一條例，他們的私人物品從不上鎖。所有軍官在被授銜前都要和士兵摸爬滾打在一起兩年，所以官兵關係出奇的和睦。 LAH的黃金歲月 1938年，LAH已經被擴建成一個機械化步兵師。他的姐妹部隊黨衛軍“帝國”師和”維京“師也在同時期建成。由於希特勒的青睞，這些部隊成為最早的全機械化步兵師，最早使用“虎”式坦克和迷彩服(與傳統的蓋世太保形象完全相反，武裝黨衛軍很少穿著灰綠色軍服，而是一色迷彩)。二站爆發後，希特勒也毫不吝惜的把LAH派到戰場最激烈的角落，給他們分配最艱巨的任務使其“茁壯成長”。 1939年，LAH開進波蘭。行進的隊伍裏，有我們故事中的大部份主角：Sepp Dietrich，Teddy Wisch, Wilhelm Mohnke, Sandig, Frey和有名的“坦克梅耶”(Kurt Meyer)。和他同名的Hubert Meyer也在其中。另一個未來的師長Fritz Witt被暫時借調到其他部隊中。值得一提的是，另外兩個主角，未來的Regimental Commander，黨衛軍中鼎鼎大名的Max Wunsche和Jochen Peiper都不在這裏。Jochen Peiper正在作希姆萊的副官，而Max Wunsche的上司更是顯赫：他在作希特勒的副官。 Max Wunsche金發碧眼，身材高大挺拔，是納粹的另一張活海報。他生於1915年，於1936年與Peiper同時被選入LAH。但與Peiper衝入戰場就一去不返的經曆不同，Wunsche於1940年離開元首府後，在Dietrich司令部作過一係列不同性質的工作：副官，參謀，臨時Battalion指揮官甚至偵察機飛行員。在此期間，Wunsche還在黨衛軍軍校補習過一些課程。畢業後，他才開始帶領固定的Battalion衝鋒陷陣。 Wunsche和Peiper很可能在進入蘇聯戰場之前就認識。早在1939年聖誕，希特勒把他身邊的保鏢和副官們召集在一起。發放了大量葡萄酒，煙草和蛋糕等禮品後，曾作過半個藝術家的希特勒還給他們畫了不少漫畫像。在例行的演說中，希特勒提到：“隻要我有站在戰地火線上作前鋒的榮譽，這個榮譽是屬於你們，我的LAH，我的先鋒部隊(Spearhead)。”有趣的是，Peiper和Wunsche日後都成為Panzer Regiment的團長。與Meyer擅長的反坦克團的“防守反攻”戰術相比，他們顯然是“進攻型選手”。 1940年5月，Wunsche作為Kurt Meyer的下屬隨LAH進入荷蘭。5天之內荷蘭宣布投降，LAH在這次遊戲般的戰役中有不可思議的傷亡率：5人死亡，7人受傷。隨後，LAH又開進法國。這次，Wunsche受了傷並拿了兩個鐵十字勳章。隨後，LAH進入巴爾幹半島。在這次令“坦克梅耶”一戰成名的戰役中，發生了一件使Kurt Meyer日後津津樂道的小事：一次遭遇戰中，Meyer的部隊被埋在壕溝內的機關槍壓得寸步難行。Meyer示意他的下屬進攻，而他們隻是伏在掩體和彈坑裏，以一種“你還正常吧？”的眼光回複Meyer。Meyer 氣得手腳發抖，直到無意中摸到腰間的手榴彈。象電影的慢鏡頭，在下屬目瞪口呆的注視下，Meyer拉開手榴彈，極準確無誤的扔在了最後一人的腳下。“從來沒看見一個人能蹦那麽快，那麽遠”，Meyer在日後的Grenadier (反坦克擲彈兵)一書中回憶。那是德軍戰無不勝的年代，對於這看似無人性的舉動，大家都隻是咧嘴大笑，然後都蹦到了前方的彈坑裏，衝鋒，奪取了陣地。 德軍的閃電戰術在二戰初期勢不可擋。1941年，在越過蘇聯國界的一個月內，希特勒的軍隊已經到達了列寧格勒的城下，莫斯科外的200英裏處。德軍和蘇軍的對抗，是兩種勢不兩立的政治製度的碰撞，也是兩種有鋼鐵般意誌的民族精神的對抗。LAH作為一隻新的生力軍，其獻身精神和戰鬥業績不用贅述。雖然和德國正規國防軍曾有衝突，但麵對這隻戰前被稱為”瀝青部隊“的年輕軍隊，國防軍也不得不承認，他們願意和LAH並肩作戰，因為後者在進攻時永遠衝在前列，退卻時永遠掩護在最後。 但LAH畢竟是由血肉之軀組成的軍隊。1941年底，9994名戰士中，他們喪失了5281名官兵，其中軍官傷亡率尤其驚人。von Mackensen將軍在給希特勒的信中提到，“...LAH確實是一隻精銳力量”。此時，該部隊的平均年齡是19歲。 1943年3月，第三次卡爾科夫戰役。此時Wisch和Witt都成為LAH的Regiment指揮官，而Peiper, Wunsche和Meyer都晉升少校，分別指揮各自的Battalion。作為可以單獨作戰的Battalion的指揮官,他們並沒有完全脫離並肩作戰的關係。Peiper的反坦克兵離開Ziglerowka時，還是Meyer的偵察部隊作他的側翼保護。他們隊伍相互配合進攻和救助，在冰天雪地的蘇聯戰場上給蘇軍帶來了極大的威脅。 3月12日，Meyer發現自己的Battalion陷入了重圍。此時，Wisch和Witt的兩個團都在卡爾科夫的“紅場”(Dzerzhinsky Square)的外圍尋找Meyer的隊伍。Wisch命令Peiper找到Meyer並帶他的殘部突圍。幸運的是，Peiper找到了一座完好無損的橋。他在13日早晨經過一場混戰，終於穿過城區並聯係上了在苦苦抵抗的Meyer。當時Meyer的隊伍已經七零八落，一個Company被圍在一個公墓裏，一個則被火力壓在一個學校裏，另外一個則不知去向。Wisch其他的隊伍則跟著Peiper打開的缺口進入卡爾科夫市南端。Wisch和Witt的部隊匯合後，Meyer, Wunsche和Peiper再次帶隊進攻，最終重新奪取了卡爾科夫。從此以後，當德軍提及卡爾科夫的“紅場”，他們習慣以“Platz der Leibstandarte”(LAH廣場)來指代那片曾經被獻血染紅的雪地。 卡耳科夫和克斯科戰役之後，LAH已經連續幾次大傷了元氣，喪失了許多有經驗的指揮官和訓練有素的老兵。沒有完全放鬆的修整時間，意大利戰場就是LAH休整的場所。大批空軍和其他黨衛軍部隊人員被調入LAH，其對戰鬥力的影響可想而知。在3年堅苦卓絕的戰鬥中，LAH老兵們著名的“為了戰鬥而戰鬥”的口號由此產生。我們故事中的主人公們也在這時期紛紛成為LAH的高級軍官。曾經空蕩蕩的胸前陸續掛起了勳章，當年在閱兵場上挺拔的身姿也因為槍林彈雨而習慣性的躬起腰來。對於他們來講，”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道理是不用闡明的。5年第一線戰鬥經曆，總共不到10個月的修整時間，Meyer, Wunsche和Peiper等人的生還率是出奇的高。 Hitlerjugend(希特勒青年團)的誕生 似乎是意識到沒有能保護好他苦心經營的LAH的人材，希特勒決定用戰火培養出下一代LAH。1943年6月，Dietrich把LAH的Divisional Commander的位置交給Teddy Wisch，離開LAH並開始創建希特勒青年團(Hitlerjugend,簡稱HJ)。最出人意料的是，他要從已經是人材凋淩的LAH中抽調大部份軍官來組成HJ的骨幹指揮力量。Kurt Meyer, Wilhelm Mohnke和Max Wunsche就在此時離開了LAH。 如果看過德國女導演瑞芬施道的影片“意誌的凱旋”，我們極有可能看到LAH的新師長Wisch的麵孔。早在1936年，被昵稱為“Teddy”的Wisch是奧林匹克運動會上LAH的旗手，算是原來117人中百裏挑一的一個標兵。相貌堂堂的Wisch在35歲時已經是少將，被授予騎士十字勳章加橡葉。關於他的記錄很少，我們隻知道他在士兵中的個人魅力雖然不如Dietrich，但作為繼任者，其表現無可厚非。 留在Wisch手下的，有Jochen Peiper, 1st Panzer Regiment指揮官。關於Peiper的介紹已經在筆者另外一篇文章中有詳細敘述。要比起勳章數量，Peiper不比他的上司遜色。除了騎士十字加橡葉等大小勳章之外，他還有個銀質近距離戰鬥勳章，表明他已經參加過至少30次近距離作戰。(看到這裏不禁奇怪，又不是現代美軍這種地毯式轟炸再派裝甲部隊進城的方式，二戰哪次陸軍戰鬥不是近距離作戰？) Albert Frey是1st Panzer-Grenadier反坦克團的指揮官。他在1938年加入LAH，正趕上波蘭戰役，是另一個騎士十字勳章的擁有者。Rudolf Sandig，2nd Panzer-Grenadier反坦克團的指揮官。他曾經在武裝黨衛軍軍校中任教官，以鐵麵無私和毫無同情心著稱。值得一提的是Max Hansen，Panzer-Grenadier Battalion指揮官，年紀輕輕，已經受傷8次，幾乎可以稱作“永遠不死”。 1943年10月，從意大利重返蘇聯Ukraine戰場時，LAH又被抽調走一個Battalion給HJ。不用說，Wisch，Sandig，Frey和Peiper可能都心裏開始打鼓：LAH的戰鬥力已經不過是它3年前的一個影子了。 從10月到1944年4月，當LAH再一次被俄國的寒冬和蘇聯紅軍嚴重“放血”時，Dietrich的HJ正在享受一陣清閑日子。 剛晉升為中將的Dietrich的頭銜是I SS Panzer Corps, 下屬有兩個師：LAH(1st Panzer Division)和HJ(12th Panzer Division)。Dietrich的戰略指揮能力令西線總指揮Rundstedt懷疑。後者評論Dietrich是“忠誠但愚蠢”的人，而他的一個參謀也講過，“我在地圖前花了一小時試圖給Dietrich將軍解釋戰況，可他什麽都沒明白。”很多人認為他隻能作師長，但不勝任Coprs Commander這樣的戰略指揮官職位。但還是有其他褒義的評論的。作過Dietrich副官的Wunsche就說過，“在巴爾幹戰役中，沒有Dietrich的鼓舞和指揮就沒有戰役的勝利。”但有一點是無需質疑的，作為一個一戰老兵，Dietrich有和士兵天生的親密感情。他可以叫出每一個人的姓名，而大家也叫他"Ober-Sepp"(Ober是德語“指揮官”的前綴)。 Dietrich很快就發現自己成了個光杆司令。他的LAH在東線苦戰，6個月之內不見蹤影。HJ則尚在組建期。為了彌補自己在戰略指揮方麵的不足，他特地請Frtiz Kraemer(就是那個日後叫Peiper用一輛坦克也要衝到Meuse河的Kraemer)作他的第一參謀。深謀遠率的Kraemer是這個職位的最佳人選。同時，Dietrich的尷尬狀態也是暫時的，他手下畢竟有一批原LAH的沙場老將在為HJ日夜奔波。 HJ的Divisional Commander是Fritz Witt少將。Witt於1908年出生，是最早117人的隊伍中的一員。臉蛋圓乎乎，壯壯實實的Witt在法國拿了騎士十字勳章，並在1943年的蘇聯戰場給他的勳章加了橡葉。 在Witt手下，帶領12th Paner Regiment的是Max Wunsche，我們已經在前麵介紹過。 同時向Witt報告的還有Kurt Meyer，25th Paner-Grenadier(反坦克團)的指揮官。Meyer出生於1910年，在加入LAH之前是一個警察。隻有1米75的Meyer還需要一隻特殊的鞋來對付他受傷的左腿，這種條件幾乎使他不可能進入LAH。但憑著他的經驗和熱情，Meyer注定要成為LAH的傳奇人物之一。 HJ的另一個反坦克團由Wilhelm Mohnke帶領。他也是原來的117人之一，出生於1911年。1940年，Mohnke在法國戰場上和一起殺害英國俘虜的暴行聯係在一起。1941年，他在尤古斯拉維亞被炸斷了一隻腳。從此他被調到柏林的LAH預備團中。HJ組建的消息傳來，Mohnke抓住這個機會，回到了老上司Dietrich的身邊。由於受傷的經曆，在LAH和HJ中，他是唯一一個沒有騎士十字勳章的高級指揮官。他將在諾曼底拿到他的騎士十字勳章。諾曼底之後，Mohnke擔任了LAH的第三任師長。 有趣的是，在談及HJ的指揮官時，德國國防軍Eberbach將軍認為，Witt, Meyer和Wunsche顯然都是武裝黨衛軍的理想主義者，而Mohnke和另一名少校Bremer則屬於喜歡興風作浪的機會主義者。 與大多想法相反，HJ並不是希特勒在戰爭末期窮兵黷武，把最後一批孩子推上戰場的產品。該部隊的成員在1944年諾曼底戰役中，大多已經超過19歲。而在同時，盟軍方麵也有不少不過20歲的士兵參戰。但與盟軍的目標不同，HJ的明確招慕標準，就是不過20歲的年輕人。 根據他們在LAH收訓和火線上的經曆，這些高級軍官們給HJ製定出了非常有效的訓練計劃。沒有閱兵的隊列訓練(想必LAH的早期生涯已經讓他們膩味透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體能訓練，意誌訓練和實彈訓練。實用是第一準則，所以夜間戰鬥和徒手搏鬥是重要課程之一。在Wunsche的建議下，每人都要在坦克工廠工作8到14天。一個18歲的士兵寫道：“我知道我們是迅速，有效和信心百倍的。我相信我們的軍官們。從訓練的第一天起，就可以看見他們和我們一樣，在泥地裏戴著鋼盔，頂著真槍實彈衝鋒”。當然，課程中也有必不可少的納粹教條和以Wisch, Peiper, Frey等作光輝榜樣的宣傳。隨便一提，這些孩子們不近煙酒，不能在18歲前談女朋友，卻被允許留長發 (很多美軍對德國軍官頭發的長度曾難以理解)。在供給方麵，據說糖果和牛奶替代了常見的煙酒。雖然僅僅在生活方麵德軍司令部把他們作娃娃兵看待，這並不妨礙這些孩子象古今往來所有的叛逆青少年一樣，穿著自認為很酷的潛艇皮衣，並把女朋友的名字用鬥大的字體漆在坦克上。 (關於煙酒供應，蒙哥馬利元帥曾在諾曼底一次獎勵30萬根香煙給某盟軍部隊。而在蘇聯戰場上，當德軍接到成車皮的葡萄酒而不是他們期望的彈藥時，所有人都愁眉苦臉。但有總比沒有好，下一張照片是大家痛飲了事。) 諾曼底戰役 1944年4月，LAH從蘇聯撤回德國，並在比利時附近作修整。HJ正在法國作反登陸作戰準備，雖然沒有人能預言盟軍登陸的時間和地點。D-DAY的當天，曆史把一些德軍重要人物都放在了極戲劇化的地點：隆美爾在家裏給夫人慶祝生日(6月6日！)；第7軍的師長們被Dollmann將軍召去作培訓，Dietrich可能在慰問Wisch和LAH。隻有兩個五星上將Rondstedt和von Schweppenburg在崗位。但作為堂堂西線總指揮，前者沒有希特勒的命令而無法調用近在咫尺的HJ，後者則根本沒有足夠的指揮權。 53年後，Steel Inferno的作者，英國少將Michael Reynolds在書中詳細描述了諾曼底戰役中LAH和HJ的曆史。作為一個在冷戰期間與美軍，德軍和加拿大軍合作多次的英國軍官，Reynolds似乎對當時盟軍登陸部隊，尤其是美軍的戰鬥力斥之以鼻。相反，他對德軍的頑強抵抗倒大加讚賞。在他看來，美軍是一幫穿著軍裝的平民，和藹可親，滿口正義的揚基佬兒。他們中大部份甚至不太理解為什麽要跑到歐洲來打仗，因為轟炸珍珠港的是日本人，又不是德國人。事實上，在書中Reynolds對德軍寄予大量稱讚和同情，以致於讓人懷疑他的立場。但Reynolds的客觀態度還是毋庸質疑的：80年代在一次二站紀念聚會中，當他看到新納粹主義者Patrick Agte公然佩戴納粹徽章，立刻咆哮道不與這種敗類為伍，直到把對方趕出門去才罷休。他對德軍的同情和支持，不過是一個二戰後的英國職業軍人對敵人的敬重。 Reynolds對美軍的戰略方針也感到吃驚。和“女王的部隊”相比，美軍的製軍風格非常不規範，並延襲了自美國內戰以來格蘭特將軍製定的教條：“發現他們，對抗他們，毀滅他們”。對諾曼底戰役而言，這些教條倒是足夠了。從這裏看出，盟軍在壓倒性的製空權優勢下，還和一群德國娃娃兵在諾曼底扯了將近4個月的鋸，這個事實是不應該讓人意外的。 當然，除了躍躍欲試的HJ外，大多德軍已經和盟軍一樣，被戰爭折磨而退化到“穿軍裝的平民”的地步了。他們隻想在戰鬥中幸存下來。SS們熱衷的訓練，武器和閱兵對於他們來講，幾乎是毫無意義。 D-DAY當天，HJ匆匆趕到一線戰場。Kurt Meyer在他的Grenadier一書中描述了盟軍第一次轟炸後的悲慘場麵：“我們碰到了一群法國難民，不遠處有一個公共汽車被炸，門被鎖住，很多人困在燃燒的汽車裏尖叫求助。為什麽是這些平民？！但我們不能停，時間緊迫，一刻也不能停！敵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呼嘯...轟炸Caen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 Meyer的Grenadier是為數不多的幾本研究SS的“原裝”書籍之一。與刻板的德軍形象相反，Meyer顯然是個很愛動感情的人。他的語言富有戲劇味道，甚至有些戰鬥浪漫主義色彩，並喜歡大量使用驚歎號，毫不掩飾個人感情。與之相比，即使自己的坦克被轟掉炮台，Hubert Meyer和Peiper的語言也象一杯白開水。 HJ與盟軍的第一次戰鬥是一場典型的伏擊戰。Meyer描述道：“...敵人的坦克停了下來，一個指揮官從裏麵探出頭，觀察地形。他是否是個盲人？整個第二反坦克連就在他麵前200米處，可他卻點了支煙，...沒有一點聲響...敵人的坦克轉過頭，我的上帝！絕好的機會，整個坦克隊伍從我們麵前慢慢開過！” 可是Meyer還不能開火，因為整個師的開火時間尚未來到。Meyer猶豫了一下，決定不放過這個機會。他與附近的Wunsche通話後，發出了進攻的信號。“在話筒中，我幾乎可以清楚的聽到Wunsche的命令，‘Achtung Panzer - marsche!'，頃刻間，敵人的先鋒部隊的坦克已經冒煙了...” 此後的幾天，德軍還是在調兵遣將，根據盟軍的進攻分配抵抗力量。Meyer是個愛動不愛靜的指揮官。他騎著一輛摩托車在戰場上四處亂跑，觀察戰況。有時候，他甚至還帶上Witt一同冒著被流彈擊中的危險親自偵察。一個中校開摩托，旁邊坐著一個中將，後麵是滿臉鬱悶的醫務官，這種場麵在盟軍部隊是不可想象的，而對德國人，這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德國軍官似乎很不在意自己的坐騎。Wunsche曾經開摩托接送受傷的部下，Michael Wittmann經常坐在坦克炮管上，而Peiper則在Ardenness戰役中斜坐在一輛小型通訊車的車門上！(可能方便他觀察綿延數英裏的部隊吧) 但Meyer的冒險行為也給他和Divisonal Commander的通訊造成了麻煩。因為互相找不到對方，Witt, Meyer和Feuchtinger將軍在6月初的幾天內都有摸不到頭腦的感覺。 Meyer終於得到了正式反攻的命令。象一個自豪的父親，他很滿意的看著HJ的戰士們在作戰前的準備。在他穿息在坦克群中時，他的多年副手von Buttner提醒他說，他曾經許HJ諾偵察兵第一次上戰場的時候，他會在他們身邊一起經受戰火的洗禮。Meyer這才意識到，他無意中實現了自己的諾言。幾個小時後，Meyer的反坦克兵已經開進城鎮。“我被一個加拿大人的屍體絆了一下，身邊似乎有人在呻吟，上帝，是von Buttner！他的腹部受傷，他認出我來並抓緊了我的手。作為老兵，我們都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就在此時一個人影從對麵衝過來，副官Belke一邊跑一邊射擊，一個加拿大人倒下了；Belke倒在路邊的溝裏，再也沒起來。這也是他最後的一次戰鬥...士兵們從我身邊跑過...我的眼淚掉下來，老戰友越來越少了...我又跳上摩托車，但油箱很快被擊中，一個士兵把我拖下來，用泥土蓋滅我身上的火苗...”雖然Meyer的部隊順利到達集合地點，但這次戰鬥因為第26步兵團未能即使增援而失敗。 6月9日，複仇心切的Meyer作了一個奇怪的決定。von Schweppenburg將軍在結束與前者的會麵之前，親眼目睹了Meyer的一次進攻。沒有盟軍轟炸機的威脅，在一片廣闊的地帶上，一個坦克連的12輛坦克在沒有任何步兵掩護下以全速前進，象古代的騎士一樣衝向敵軍。突然一聲巨響，第一輛坦克停下來，隨後整個部隊陷入了盟軍的火力網中。一些逃出的坦克兵試圖回到德軍陣地，但被機關槍封鎖。整個戰鬥結果是一塌糊塗。剛剛從醫院返回，頭上還包著紗布的Max Wunsche看到這一幕，幾乎被氣得背過氣去(Cry in rage)。 6月14日，HJ的師長Fritz Witt在一次空襲中身亡(可見司令部也不是最安全的地方)。Dietrich馬上任命Meyer為HJ的師長。這樣，Meyer在34歲時成了德軍最年輕的師長(如果德軍還能再堅持兩年，他的記錄倒有可能被Wunsche或Peiper打破)。 身為師長，Meyer開始從Dietrich那裏直接得到命令。在盟軍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Meyer認為防守才是第一要素。他首先阻止了Wunsche的反攻請求，把後者派去防守Rauray，然後回到HJ總部，憂心重重的看著英軍的動向。他在回憶錄中表達了對Dietrich的不滿：“和以前一樣，我得到的命令不是從戰略上，而是從戰術上考慮的結果。精確的防禦計劃被推翻，參謀的建議被置之不理，我們隻有在戰場上作無畏的犧牲。”事實上，從諾曼底戰役一開始，Meyer就要求增援HJ，但所有的要求均被拒絕。 6月26日當天，已經落後於計劃，有些迫不及待的盟軍在大雨中開始強攻。關於當天的激戰，一個文筆極“優美”的英國軍官寫道：“在大雨中我們看著炮火在雲團底層的反光。地平線在顫抖，千萬條光線穿過壯麗的夜空。有好一段時間我們在沉默中看著這壯觀的一幕。終於有人說：‘輪到我們了’。我們的呼吸加重，心跳加快。那些HJ的年輕人，正在此時付出昂貴的代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盟軍在這段時期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威脅：狙擊手。據第15蘇格蘭師的H. G. Martine將軍敘述，德軍的狙擊手給連隊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一些連隊的軍官依次被擊中，對士氣影響極壞。但事實是，大部份情況下，這些所謂的狙擊手不過是一些HJ反坦克兵從隱藏的角落裏，用他們的常規武器射擊而已。因為黨衛軍大多穿迷彩裝，這就造成了更大的誤會。為了製止盟軍對狙擊手的畏懼情緒，盟軍將領不得不要求他們停止用“狙擊手”這個詞，而使用“獨立作戰的步兵”來代替。 另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德軍的炮手在確定指揮車和“特殊戰車”方麵受過專門訓練，並且命中率不低。盟軍少將Harvey在其中一個坦克中安置了一個通訊兵，隨時可以呼叫盟軍轟炸機。但倒黴的是，他的指揮坦克和通訊兵都很快被摧毀。從此第29師沒了空中支援。 6月28日，德軍高層指揮部最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Dollmann將軍在丟失了Cherbourg的戰鬥後，恐慌的要求Hausser將軍進攻Cheux。從卡爾科夫就開始違抗希特勒命令的硬漢Hausser很幹脆的回答說不可能。於是，在諾曼底戰役最緊要的關頭，可能同時擔心參預刺殺希特勒計劃事件的敗露，Dollmann自殺了！在德軍內部一團亂麻的同時，英軍也好不到哪裏去。當天，Dietrich和Meyer幾乎是驚奇的看著英軍的步兵和機械部隊在一片爛泥，雷區和小股SS的幹擾下，慢吞吞的前進。 LAH到達諾曼底 6月27日晚，尚未完全休整的部份LAH部隊到達諾曼底，包括Albert Frey的反坦克Regiment。Frey很快便被劃入Meyer麾下，支援已經精疲力竭的HJ。第一次，兩個姐妹部隊在一起並肩作戰。此時，HJ已經損失了其60%以上的兵力。 Frey在要求重炮支持後被Meyer拒絕。他隻有硬著頭皮發動了一場必敗的進攻。其中Max Hansen第9次負傷。他的醫療記錄真是可以用作日後概率統計的實例研究了。 7月1日，Max Wunsche因為他在6月的業績被授予加在騎士十字勳章上的橡葉。統計顯示，從6月到8月，他的部隊摧毀了不下250輛盟軍坦克。 在諾曼底期間，盟軍的製空權一直是對德軍的最大威脅之一。據一個德軍坦克指揮官描述，他親眼看到一個57噸的坦克被炸得完全翻過來。在束手挨炸中，他手下的一個士兵失去了理智，而另外兩個則選擇了自殺(德國人的求死之心倒是很幹脆)。德軍士兵的神經在此時經受了嚴峻考驗：轟炸後，他們需要把大部份坦克從泥土裏挖出來，繼續參加當天的戰鬥。 但盟軍從不檢查空襲後的結果，所以空襲的效果也一直是難以確定的問題。有一點可以確認，在經過無數次轟炸後，HJ已經習慣了頭上落下的成噸的炸彈。在7月7日的轟炸中，盟軍投下2500噸炸彈，炸死了幾百個法國平民，但HJ隻損失了兩輛坦克和不到20個人。Meyer對轟炸的描述也值得一提。“空襲總是地麵進攻的前奏。在我們的部隊作準備時，爆炸的火光就象是舞台的幕布。我們在黑暗和靜寂中等待地麵進攻的開始。但大多情況下，雖然聽起來不可思議，但沒有進攻。盟軍很少檢查他們轟炸的成效。”眾所周知，半個世紀後，美軍還是保持這一優良傳統，“近距離作戰”從字典中徹底消失了。 HJ在地麵戰鬥中已經堅持了一個月，沒有後援，損失慘重。7月9日，LAH終於全部到達，包括師長Wisch本人，Peiper，Sandig和其各自的部隊。希特勒決定讓LAH頂替HJ的前線位置，HJ開始陸續撤退。但所謂的撤退也不過是被派往戰火非密集區作防衛。更有諷刺意義的是，撤退的目的地是法勒斯包圍圈。Meyer敘述道，“士兵們已經精疲力竭，全都在昏睡中。軍官們擔當起哨兵的責任。偶爾有一兩個跌跌撞撞走進掩體的，也立刻癱倒在地...他們已經到了力量的極限...幾個星期前，他們的臉還是紅撲撲的，煥發著年輕的光彩。現在，在頭盔陰影下的，是一雙雙漠然的盯著另外一個世界的眼睛。但他們還不能完全休息。每個士兵都需要被單獨叫醒。他們再次抗起武器，機槍子彈掛在脖子上，向燃燒的城鎮慢慢走去。” 對於LAH而言，戰鬥才不過開始。經過幾次大補血的LAH，其戰鬥力似乎沒有受到顯著影響。在精確的計劃下，盟軍第5團在Bourguebus遭遇了Peiper的坦克團，立刻損失了8輛坦克，被迫撤退。在這幾天，是LAH穩紮穩打的時刻。由於盟軍的進展極不順利，幾個英國中校被撤了職。 7月20日，諾曼底前線收到了一次未成功的刺殺希特勒的消息。身為Kurt Meyer參謀的Hubert Meyer隻能用“不可思議”來描述自己和其他黨衛軍的反應。在前線進行艱苦戰鬥的軍人們怎麽可能要去顛覆最高軍事領導力量？日後，Kurt Meyer在戰俘營裏也遇見支持刺殺行動的軍官。Meyer當然同樣不理解他們的行為。而一個LAH副官的話語則反映了大多黨衛軍的意見：“多年的戰鬥把我們變成了‘前線的豬’，沒有頭腦，隻會戰鬥。我們不被理解，也對‘上麵’來的命令有腹誹。我們最後的領地是我們的連隊，我們這一小堆戰友。...LAH不再是什麽禦林軍，我們隻是一群前線戰士，這是我們唯一能確認的身份。“ 日後總結到諾曼底戰役的戰術問題時，Meyer提到，自從俄國戰場後，德軍指揮官們對戰術和戰略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改變。早期的閃電戰術是總結在一戰損失慘重的陣地戰後得出的新理論：機動靈活，出其不意，用最少人力物力取得最大成果。德軍在二戰中最重要的成效就是高度機動化部隊和迅速應變能力。但蘇聯的東線戰場使閃電戰術無用武之地。德軍不得不轉入他們最想避免的陣地拉鋸戰。在這一點，從希特勒的元帥們到Meyer等戰地指揮官都早已預料到和蘇聯以及盟軍糾纏的後果。但在俄羅斯一望無際的平原上，德軍的步兵作戰能力也在實戰中得到了提高，蘇德戰場的坦克大戰成了史無前例的機械化步兵競技場。回到西線戰場，盟軍也有他們自己的”閃電戰術“：極有優勢的製空權。在空襲和重火力的雙重壓迫下，德軍幾乎不能施展他們優秀的步兵作戰能力。最危險的是，大量空襲導致德軍後備力量不足，物資供應不濟。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使得每一個德軍高層指揮官都意識到更改戰術和戰略方向的必要性。作為久經沙場的優秀一線軍官，Meyer，Wunsche和Peiper等人自然有自己的心得體會。如果他們能夠升任到戰略指揮官的職位，他們是否將給現代軍事戰略藝術增加更絢麗的一筆？可惜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了。 在此之後是以LAH為主角的一係列拉鋸戰。值得一提的是，8月7日的反攻中，LAH的1st Panzer Battalion在預定時間沒有到達戰鬥地點，這在製軍嚴謹的LAH中是非常少見的。該部隊是直屬Peiper的1st Panzer Regiment領導。在戰後的采訪中，Peiper說自己在8月2日因為受傷被送往後方。而一個SS老兵說Peiper在8月7日因為心髒病而不得不把指揮權交給他的下屬少校Kuhlmann。但Dietrich的第一參謀長Kraemer的一句話又推翻了上述日期。他說“如果Peiper還在，這種事(延誤)就不會發生。”Steel Inferno的作者Reynolds也認為，如果Peiper在8月7日還在的話，依他的個性，他也斷然不會讓2nd Panzer Battalion在叢林裏浪費半天時間的。 而另外一個SS老兵說，Peiper隻不過是被嚇破了膽。這種可能性也甚少，否則4個月後的Ardenness戰役，德軍司令們怎麽會把半個師的兵力交給他作先頭部隊？Renolds興致勃勃的翻遍了Peiper的醫療記錄。後者在1944年隻有兩次負傷，都不嚴重到要移送醫院的地步。記錄顯示，他當時患了嚴重的膽囊炎，於8月2日被送到戰地醫院，並於3天後轉移到巴伐利亞的醫院(離他的妻子和孩子很近！)。無論如何，Peiper在諾曼底沒什麽作為，幸運的提前撤離了戰場。 突圍 8月8日後，形式對德軍更加不利。在德軍高層，五星上將Model持著希特勒的親筆信，解除了Army Group-B總指揮Kluge的權力。6個星期內，Kluge是第三個被解職的總指揮。他在去往柏林的路上服毒自盡。盟軍以小股部隊作誘惑，把德軍引入了著名的法勒斯包圍圈。隨著包圍圈的縮小，德軍一線士兵的士氣也接近崩潰邊緣。Meyer在往返途中，發現德軍89師的士兵在路上逃竄。Meyer瞪目結舌的看著這些潰不成軍的隊伍，感到異常氣憤。他感到他的軍服貼在胸前，對責任感的恐懼居然讓他出了一身汗。麵對成群的散兵遊勇，Meyer跳出車，站在路中央大聲命令他們站住。士兵們猶豫了一下，看著這個配上校軍銜，手裏隻有一挺卡賓槍的軍官。他們認出了Meyer，並且招呼夥伴回身加入了行進的隊伍。 8月18日，德軍大勢已去，各部隊接到分別突圍的命令。我們故事的主角們也作鳥獸散。在此之前，HJ已經充當了一個月的戰場消防隊。關於其是否曾經用60輛坦克對抗600輛坦克之眾的盟軍，作家Reynolds認為雙方的數據都有誇張的可能。但戰鬥的慘烈是不言而喻的。Wunsche下屬的殘留部隊在返回Bierre時被伏擊，丟失了所有戰鬥車輛和大批士兵。Wunsche和他的副官，一個上尉和軍醫把剩下的兩輛車掩蓋起來，準備晚上溜走。但英軍發現了這兩輛車並歡天喜地的帶走作了戰利品，Wunsche隻有和其他三人徒步出發。 在Meyer的空蕩蕩的指揮部裏，第34軍的指揮官Elfeldt將軍突然趕到，他已經成了個光杆司令。既然和I SS Panzer Corp已經失去了聯係，Meyer就幹脆把決定權交給了Elfeldt。兩人在重炮火力下徒步穿過戰場，在Hausser的指揮部裏意外的發現了LAH的Teddy Wisch。聚集來的還有其他一堆達官貴人們。經過一番爭吵，最後決定由LAH作先鋒部隊，帶領其他和國防軍突圍，HJ則被要求守護突破口，堅持到所有能夠突圍的部隊安全撤離為止。8月19日子夜之前，大部份LAH和HJ已經轉移到包圍圈之外。Wisch也可能在此時順利突圍，雖然他的雙腿受了重傷。 但Meyer和他的指揮部還在包圍圈中。沒有收到第3師的聯係，Meyer決定自己撤退。在他的50人的隊伍中，有Elfeldt將軍和參謀長Hubert Meyer。就在8月20日早晨，Hubert Meyer發現自己的上司，HJ的師長失蹤了！他敘述道，“在撤退的隊伍中，突然看到我們的師長衝向一輛剛剛起步的坦克。他看到一個穿迷彩服的人躺在坦克上，就去抓他的腰帶。但那是個死人...沒有時間掩埋自己的炮手，坦克手們把他放在了坦克上...Meyer終於坐在了坦克上，很高興看到自己人又在身邊了。我們看到自己的步兵後，就從坦克上跳下來，和他們一起行進。” 在逃亡路途中，死屍和成群的蒼蠅伴隨他們左右。但讓Meyer和SS官兵感到惡心的，是看到路邊的德國士兵在木棍上綁著白旗，準備投降。大概就在此時，理想主義者Meyer感到了絕望。“我根本走不動了，汗水流到眼睛裏，我頭上的傷口又裂開了...機槍的聲音四處可聞。我的司機哭著重複著，‘再堅持一下，長官，再堅持一下！’他象一個母親鼓勵孩子一樣鼓勵我，但我實在走不動了..." 最後在Meyer的逃難隊伍中，隻有8個人成功的到達了安全地區。15個師長都安全撤退，隻有Elfeldt將軍成了階下囚。Meyer因為在諾曼底的戰跡在幾天之內連升兩級，被授予騎士十字勳章上的雙劍標記。但他已經是心灰意冷。幾個星期後，他在比利時被當地遊擊隊俘虜。Meyer似乎根本沒作什麽抵抗。 再次回到Wunsche。他是這次突圍中比較倒黴的一個。他和兩名手下，一個軍醫在8月20日饑寒交迫的隱藏了一天，然後夜間繼續行進。以後的幾天，這四個人遭遇了英國第29師的零星火力，最後隻有Wunsche和另一名軍官搞到了一輛完好的德軍吉普。他們居然在開闊的公路上順利的開了一陣。8月24日白天，他們在樹叢中休息時，被拉槍拴的聲音叫醒。Max Wunsche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二戰生涯。 後續 HJ的一些高級軍官在日後的戰鬥中也未能逃過一劫。"Papa" Krause在45年2月陣亡，Erich Olboeter在幾天後的伏擊中被炸斷了雙腿，死在醫院裏。9月8日HJ撤退到德國時，Waldmuller也遭遇到相同的命運。大多幸存下來的LAH和HJ的軍官們都在1946年左右被釋放。 但我們故事中的幾個主人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Sepp Dietrich在1944年12月Ardenness戰役中指揮6th Panzer Army，和Kraemer，Peiper等參加了希特勒最後一次大規模反攻。他固執到要堅持希特勒的命令不救援近在咫尺的第5坦克師。從戰役開始到結束，德軍指揮部被非戰鬥因素搞得烏煙瘴氣，整個6th Panzer Army幾乎是寸步難行。最後在SS的參戰部隊中，隻有Peiper的先頭部隊實現了突破，或多或少沒有讓LAH太丟臉。戰後，Dietrich在“Malmedy屠殺”中受到審訊，於1955年被假釋。1957年，他又因為臭名昭著的納粹早期“長刀之夜”事件被監禁18個月。1966年他去世時，成千上萬的前黨衛軍成員出席了葬禮，一時掀起輿論紛紛。 Kurt Meyer在1945年受審，被判處死刑。在加拿大監獄裏呆了5年後，他轉到英國軍事監獄，於1954年出獄。日後，Meyer開始為一家釀酒廠工作。他從來不掩飾自己對納粹的信仰和對希特勒的崇拜。1956年，他已經是HIAG的主要發言人之一。該組織幫助前武裝黨衛軍人員爭取養老金等社會福利，呼籲西德政府正確對待這些老兵。同年，他的回憶錄體著作“Grenadiers"出版。1961年，他死於心髒病，時年隻有51歲。他的葬禮也成了老兵們的盛大紀念活動之一。 Wilhelm Mohnke在1997年還在世。他和Peiper在指揮了Ardenness戰役後，返回總統府成為希特勒的保安部隊指揮(LAH的老本行)。希特勒自殺後，他被蘇聯紅軍俘虜，1955年得到釋放。他日後在一家車廠工作。 Jochen Peiper是在LAH中最後一個從監獄中走出的軍官。1956年聖誕，幾個老朋友，Meyer, Wunsche和Dietrich聚在一起，慶祝他重獲自由。1976年，在動筆寫Ardenness戰役之前(我們失去了一部多麽珍貴的第一手資料)，Peiper成了戰後唯一一個被謀殺的黨衛軍軍官。"The Last of the Fallen"的故事就此結束。 1956年聖誕，(左起) Kurt Meyer, Jochen Peiper, Max Wunsche和Sepp Dietrich 盡管是最早的LAH成員之一，Teddy Wisch從未受過任何審判。他在腿傷恢複後，回到他父親的農場開始了農場主的生涯。他穩穩當當的活到了88歲。 Max Wunsche也是戰後的幸運者之一(一說他在1948年才得釋放)。他管理了Wuppertal附近的一個工廠，於1995年去世。 Rudolf Sandig成了一個保險公司的經理。在1982年與Reynodls見麵時，倔強的老頭兒還在領口別著一個去掉納粹標誌的十字勳章。他於1994年去世。 受傷9次的Max Hansen在二戰結束前晉升到上校。他和妻子在戰後經營了一家清洗店。在他去世的前三年，他已經變成了植物人。如同他的戰友所述，“他的靈魂已經在瓦哈拉裏”。 Hubert Meyer直到1997年還在世。除了完成“The History of the Hilterjugend Divison"外，他一直很積極的參與軍事教學和曆史記錄活動。1997年，他還幫助製作了關於HJ在諾曼底戰役的影片。 年逾百歲的Albert Frey據說在2003年10月在南美和他妻子同一天去世，引發是否是自殺的爭論。 美國“兄弟連”的故事以白發蒼蒼的老兵和黑白照片作結尾，我們的故事也一樣。 參考： Steel Inferno: I Ss Panzer Corps in Normandy by Michael Reynolds Hitler's Teutonic Knights: SS Panzers in Action by Bruce Quarrie The German SS-Waffen-SS in WWII Third Reich Factbook - Gallery Waffen-SS (individuals A-L) WSSOB - Waffen-SS Order of Battle HISTORY OF THE 12th SS-PANZER DIVISION ,,HITLERJUGEND'' The 12. SS-Panzerdivision Hitlerjugend The Cemetery - The Battle of Kharkov - Russia Jan - Mar 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