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 Peiper by Charles Whiting
(2005-07-08 1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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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Peiper : the life and death of SS Colonel Jochen Peiper / Leo Kessler
這是本很奇怪的書。明明是Charles Whiting寫的,但書的封皮和扉頁上沒有任何作者的信息。沒有封麵包裝,沒有題目,隻是一片空白的褐色帆布封皮,空白到讓人聯想到墳墓。這本書似乎不再印刷,可以算是絕版,甚至在哪裏都沒的買了。
它不是Peiper的傳記,而是Whiting很拿手的傳記風格的小說。根據史料,Whiting創造了細節,揣摩了心理,並引導讀者隨主人公們的經曆穿插在時空之間,不失時機的添加若幹討論,居然造成了一種很有震撼力的戲劇效果。Peiper這個人就從無數舊照片,聽證記錄 和回憶錄中,慢慢隨著他的言語變成了一個實體,雖然這個實體的真實性令人懷疑。由於可以借鑒的史料豐富,此書在涉及戰後審訊的記錄算是比較切實詳盡的。除此之外,指望從這本書裏挖掘出有關Peiper和黨衛軍曆史的來龍去脈的讀者,可能會有些失望。但Whiting的文字是如此戲劇化並很容易令人深思感慨,筆者還是忍不住 收錄了些節選。讀者就把它當作介於“戰車之王”等純小說和“Special Battle Series- Die Rundstedtoffensive”等官方史料之間的文章來讀吧。
前言
"Ich schwöre Dir, Adolf Hitler, als Führer und Kanzler des Reiches Treue und Tapferkeit. Ich gelobe Dir und den von Dir bestimmten Vorgesetzten Gehorsam bis in den Tod, so wahr mit Gott helfe."
這是一個表情嚴肅的20歲青年在1935年一月的一個早晨重複的誓言。麵對骷髏死亡標誌的錦旗,他筆挺的站著,右手行禮,向希特勒發誓他的生命將要貢獻給他的元首。那一天,Jochen Peiper加入了希特勒警衛旗隊(LAH),他的生命從此被烙上了封印。
他看起來比周圍的宣誓人要瘦小些。象英國的皇家衛兵一樣,宣誓人都經過嚴格的身材挑選。他的頭發是深顏色的,比當時常見的樣式略長。臉很瘦,有個結實的下顎和一雙目光堅定的眼睛。他的嘴喜歡緊抿著,象是要掩蓋自己的任何感情和衝動。
這正是德國作家Ernst Juenger所描述的一個理想戰士的麵孔:“一個新戰士,一個突擊隊員,中歐的精英。一個全新的種族,意誌堅定,勇敢好戰,對自己和敵人都殘酷無情。”終究有一天,Jochen Peiper會成為他所描述的一切,並且更多!他抱著對納粹德國的完美理想衝向戰場,時刻準備為元首獻身。但戰火中的死亡與他擦肩而過。相反,他成了一個英雄。
但他不是狂熱分子,雖然在他變得臭名昭著後整個世界都這麽描述他。他比同時代的大多人都更聰明和有教養。他流利使用英語,法語和德語,修辭得理,但沉默寡言(在很氣憤的情況下例外)。難得的是,從昂格魯-薩克遜的眼光來看,他還有不少幽默感,雖然有時候這種幽默感經常和死神稱兄道弟。
從一開始,他就被認作黨衛軍裏最自大的人物之一。“那個傲慢的混蛋!”是Dietrich將軍給他的定語。他沒有加入納粹黨,在受訓期間總盡可能的不穿製服,這樣他就可以不用向那些“金公雞”們行禮,因為納粹官員們總在身上掛滿金色的勳帶。之後,當他指揮自己的部隊時,他盡走自己的路,很少請示上級。因為他戰功卓越,這些過錯大都被忽略了。
簡而言之,他急功近利,野心勃勃,並對達官顯貴和小市民不屑一顧。他渴望晉級,權力和榮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他得到了所有的一切。他的事跡在德國陸軍報告中被提及若幹次,在納粹黨務雜誌的封麵上露相,被授予騎士十字勳章和橡葉雙劍...他在榮耀的階梯上升的飛快。經曆了除卻北非的所有德國戰線上的腥風血雨後,沒有人懷疑他在30歲就可以升任將軍。但事實大相徑庭,德國戰敗後,沒有人再需要黨衛軍上校Jochen Peiper。他象顆流星一樣短暫的劃過夜空,隨後墜向地麵,以一個可怕的碰撞作結束。
第一部:以血洗禮
"Heute gehort uns Deutschland und morgen die ganze Welt!" (Today Germany belongs to us, tomorrow the whole world)
Nazi Horst Wessel Song
第二章:黨衛軍軍官學校
象所有不用功的學生一樣,Peiper在中學成績單上表現平平。既然與一個學者或工程師的事業無緣,Peiper在父親的指導下加入了SS騎兵學校。騎兵學校是希姆萊為吸引上層社會人士加入SS的工具之一。事實上兩個舊王朝的王子就在受訓之列。Peiper和這些上層建築混得斯熟,但他追求的更多。
1934年2月,他給SS總部寫了申請信,要求加入SS軍官學校。他的信落到了Dietrich的手裏。Dietrich很喜歡信裏言辭的語調。但當時的SS是很多年輕人向往的部隊,因此競爭激烈。終於,在1935年1月,Peiper進入了軍校。校醫認為他身材不如同學們魁梧,更談不上彪捍。但他強壯機警,聰慧異常。軍校的心理醫生還發現他自我欲望膨脹,不能信任同僚。但他在騎兵學校的種種社會聯係被所有的選拔人員都注意到了。1935年4月,這個20歲的預備軍官得到的評語是“意誌堅強,時刻準備以 衝刺的方式實現目標”。作評語的人都沒有想到,這和閃電戰術字字符合的特性使得Peiper日後成為二戰德軍最有名的年輕指揮官之一。
Peiper很喜歡LAH。“我的忠誠是我的榮譽”這句誓言從此時便伴他左右。他日後的第一個上司回憶道,“他不象他的大多手下一樣身強力壯,但他意誌堅強,這讓他在蘇聯的早期戰鬥中喪失了很多下屬。但他總能完成任務,這一點倒是可以確定。”
第三章:黨衛軍司令部
柏林Prinz Albrecht Strasse街10號是一個第三帝國最恐怖和臭名昭著的地址。在“千年帝國”倒塌之前,這裏是審訊和折磨納粹抵抗者的地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座建築的前身是一所藝術學校。在這裏,秘密警察頭子慕勒,萊茵哈特.亨德裏希都在經營自己的恐怖事業。而希姆萊則專心致誌的 建設他的黨衛軍帝國。
誰也不知道Peiper在剛被調入SS總部時,是否知道這座建築裏發生的罪行。但他在總部的委任期被延長時,我們知道這個敏感的年輕軍官已經作出了選擇。我們隻知道他曾經與希姆萊一起參觀過早期的集中營,他的兩個兄弟都在“骷髏”部隊,他的未來的妻子的兄弟也在SS,他不可能對發生在這裏的事情一無所知。但象所有當時的青年一樣,“要作煎蛋,總要打碎雞蛋的”,Peiper很可能是這樣看待事實的。但奇怪的是,信仰歸信仰,Peiper從未加入納粹黨。
一次,希姆萊有些驚訝的發現自己的副官居然沒有佩戴納粹黨徽。Peiper回答是自己不想作一個機會主義者。據說希姆萊馬上命令馬丁.褒曼,要把下一個空缺的“低級黨員”名額留給Peiper。但一直沒有空缺位置,Peiper就一直未能“光榮入黨”。
1938年夏天,Peiper在柏林和Gmund-am-Tegernesee,美麗的巴伐利亞湖區之間邊奔波,給希姆萊的夏季司令部作傳令官。就在此時,一個日爾曼金發女郎走進了他的世界。Sigurd剛剛被海因裏希的老婆琳達.海因裏希介紹給了希姆萊作秘書,因為琳達.海因裏希很看不起希姆萊的品味,相信她的校友Sigurd將給希姆萊的總部帶來一些優雅的格調。而希姆萊本人--和理想的雅利安血統外貌沒有一絲相似之處--也喜歡自己四周都是 身材高大,金發碧眼的日爾曼下屬。很快,Peiper和Sigurd結婚了。希姆萊對這樁婚事很歡迎。他一再強調下屬需要用家庭來“興盛雅利安種族”。1944年,希姆萊對單身漢Gerd Bremer (坦克梅耶的左膀右臂) 訓話,說“如果你們再不結婚,人人都沒有晉級的希望!” 軍令如山,Bremer飛快的結了婚。
Sigurd Peiper生養了兩個女孩,一個男孩,讓希姆萊極為滿意。但Peiper的家庭注定要經曆艱難困苦的時光。除了和任何軍人家屬一樣,心驚擔顫的等待親人的音訊外,戰後的Sigurd作了10年的單身母親,忍辱負重撫養了三個孩子。但她似乎並不十分悲憐自己的痛苦。在1979年去世前,她給兒子寫的一封信中提到,“回頭看看我的一生,我走過的道路就象一篇小說,我感覺自己一直在作某個悲劇的觀眾。”
第四章:蘇聯戰場
......
食品短缺。前線的官兵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看到麵包和肉食了。每周的陪給隻有三兩!1941年,在缺少合適的冬季作戰配給時,SS官兵們在零下30度的嚴寒中等待。坦克需要每隔10分鍾預熱一次,否則根本發動不起來。戰士們因為“戰壕腳”和壞血病,一種從中世紀就為軍人所熟知的感染成批倒下。甚至在SS裏,已經有人用自傷來逃避前線。
艱苦卓絕的戰場上,士兵們生活在一個奇特的被隔絕的世界裏。在這裏有“前線的炮灰”和“後方的種馬”的說法,有“白耗子”(憲兵)和“灰耗子”(倫為情婦的女兵)的對比,有士兵的“行話”和官方文件的反差。在這裏唯一的娛樂是拿性命開玩笑的黑色幽默。年輕的Gerd Bremer經常向他的同僚戲說,“我們在俄國呆了太長時間,以至於在回德國整修前,需要進行一次文明社會的再教育。每次‘再教育’的訓話總要以‘Ponemyu?’(俄語“聽懂否?”) 結束,否則大家對德語很難理解。”
據Gerd Bremer回憶,當一群士兵被火車送往前線時,大家喝得酩酊大醉。一個軍官因此而把自己撞昏了過去。大家趁機扒掉他的衣服,用紗布裹遍他全身,隻露兩隻眼睛和一張嘴。當倒酶的人醒來時,發現身邊聚滿了表情沉痛的戰友,有的還在抹眼淚。“我要死了?!”他驚恐的喊道。“告訴我,醫生,求求你!”其他人繼續悲痛的搖頭。直到Bremer實在忍不住放聲大笑,大家才結束了這個惡作劇。
作為這些年輕人中的一員,Peiper也偶而拿自己的性命來作弄一次。大戰的間隙,Peiper突然想學飛行。從師部偵察機飛行員那裏學了一課後,Peiper把連隊的醫務官拉上飛機,決定自己單飛。醫務官立刻咆哮著抗議:“你根本不會飛!再說你要我陪你作什麽?!”“很簡單,”Peiper回答,“如果我飛成了,你是我的見證人。如果有什麽意外,身邊有個醫生總是好的。”最後,Peiper順利著陸,旁邊是已經在精神崩潰邊緣的醫務官。
1943年1月,Peiper奉Dietrich之命去營救被困的第320師。雖然他當時隻有一個步兵連,而對手是以師衡量,他象往常一樣出發了。24小時後Peiper看到了320師的殘餘戰鬥群。迎接他的是Postel將軍和一批職銜顯赫的軍官。後者責問Peiper為什麽沒有把裝甲車帶來匯合。Peiper根本沒把這個指揮不力的將軍當回事,平靜的回答冰麵厚度不能承受裝甲車。Postel將軍自然是回之 以痛罵。還未等Peiper爭論,一個320師的軍官報告說一挺自行炮已經沉入水中。Postel馬上一言不發的走了,留下Peiper和他的戰友蜷在SPW車上,一臉晦氣。
然後320師的傷兵陸續出現了。“我們看到這一幕,都不約而同的想起了一個詞:拿破侖的別列津那(1812年法軍從莫斯科撤退的慘狀)!”在前麵的是還能走動的傷兵,然後是互相攙扶的,最後是重傷員。他們坐在小馬車或騾車裏,傷員太多,有些人隻好把自己綁在車後被拖在雪地裏走!”
整晚救援部隊的醫生們都在忙碌,準備次日的漫長征途。他們在淩晨出發,Peiper的部隊在兩翼保護,走向Udy河邊殘存的橋梁。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所有裝甲車的指揮官都警惕的觀望四周,但沒有蘇聯人的身影。看來他們是不屑於收拾320師的殘部了。在此期間Peiper不得不離開傷員一陣。當他們返回時,發現場麵觸目驚心:無數傷員被虐殺,殘餘的320師和醫務人員正與一個蘇聯雪地中隊激戰。而河上的木橋也在煙火中搖搖欲墜。來不及悔過,Peiper的部隊立刻發動反擊,激烈戰鬥直到整個蘇軍力量被消滅。在此之後,Peiper送傷員過了河,並冒險繞道帶回了所有的車輛。
Postel將軍根本沒在報告中提及Peiper的功績。但Dietrich給他提交了騎士十字勳章的申請。1943年3月,除了“煎雞蛋(德軍金十字勳章)”外,他終於把把一個騎士十字掛在了脖子上。戰友們開玩笑,說他的“喉嚨癢的毛病終於治好了”。
第五章:重返東線
1943年底到次年年初,卡耳科夫得而複失,失而複得,拉鋸戰使得所有部隊都精疲力竭,兩年前LAH耀武揚威的氣勢已經一去不複返。“老兔子”們--LAH的老兵們互相稱呼的代號--也已經喪失了鬥誌。Bremer還在津津有味的繼續他的玩笑。“當最後的勝利來到時,我們在柏林會有一場大閱兵。隊伍最後一定是一群喇裏喇塌的乞丐。人們會問:’你們是誰?’我們就回答‘Na ponemayu’?因為我們隻會講俄語了!”
一次戰地通訊中,當LAH師部的總參謀Rudolf Lehmann準備責問Peiper為何沒有定時發動進攻時,了解其為人的Lehmann沒有直接提問,而是很平靜的問:“出了什麽事,Jochen? 你是否要換人?”Peiper沒好氣的哼了一聲,“Kiss my arse! I'm attacking. Out!”隨後掐斷了話筒。(筆者:如果按字翻譯,德語的用詞更接近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這大概就是用arse而不是ass的原因吧...)
雖然Peiper已經失去了耐心,並且各種現實表明德軍在蘇聯戰場的失敗已經不可避免,Peiper依然繼續創造他的局部勝利業績。1943年底,他的一次不遺餘力的突破保證了德軍第48坦克軍 對蘇聯第16軍的勝利。這次他騎士十字勳章上加了橡葉。(筆者:可能德軍在戰場上時刻處於饑餓狀態。首先他們有“煎雞蛋”,然後他們把榮耀的橡葉稱作卷心菜。如果加上雙劍標誌,就是菜葉下的一副刀叉)
第二部:罪行
"Mitgegangen, mitgefangen, mitgehangen" (Went with, caught with, hanged with)
Old German Saying
第一章:阿登戰役
1944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新任第6坦克軍的指揮官Dietrich將軍夾著一個標有“頭等機密”的文件夾出現在元首府裏。他對迎接的Jodl將軍咆哮道:“你知道這是什麽?我來看看這是不是個笑話!”
Jodl當然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他回答,整個阿登作戰方案都是希特勒親自製定的。
“那我要和元首麵談。”Dietrich堅持。“沒人能教我如何進攻!我原來的LAH隻有30個人了。我現在要建一個全新的軍隊。我是一個將軍,不是屠夫!”
Dietrich作為SS一個元老級人物,很早就意識到德國不能贏得這場戰爭了。把戰爭繼續下去無疑是犯罪。當他接到希特勒反攻的計劃時,他知道他的“孩子”們又要作無畏的犧牲了。
那麽這些“孩子”呢?Jochen Peiper,Dietrich所指的在30年代加入LAH的30人中的一員,在想什麽?他是否還相信一個最後的勝利?在1944年的冬季,盟軍和蘇聯紅軍從東西兩線壓迫而來,而身後是經受狂轟濫炸的德國廢墟,是SS的狂熱信念,還是軍人鋼鐵般的紀律,使得他帶領起5千人的隊伍,明明知道這些年輕人馬上又要成為炮灰?
但那年12月的形式似乎對Peiper並沒有什麽影響。他的世界已經在四周開始崩潰。日後在死刑犯監獄中他寫道,“如果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話,其實這裏和外麵也沒什麽大區別。沒有什麽不可以忍受的事。我看過太多另人笑不出來的東西;但就思考中的人來講,這是一場喜劇...Cogito”
沒有什麽可以另他發笑的。除了這個殘忍冷酷的“千年帝國”,他不知道還有什麽其他的世界,更不知道自己有什麽其他角色可以擔當。 他切斷了自己和欲望,感情,正常人的世界的一切關聯。LAH是他唯一的家。進入戰爭的第5年,Peiper可能想去死。但看著周圍的LAH老戰友,“我的忠誠是我的榮耀”那句話又回響在耳邊。他暫時還有戰鬥下去的理由。
在星期四早晨11點鍾,團級指揮官們都聚集在師部等待號令。在師部所在Eifel村莊附近的森林裏,12月的迷霧蜿蜒的卷來又退走。所有的裝甲車都要在晨霧消散前被藏在樹林裏,以免被不過10英裏外的美軍偵察兵發現。
Skorzeny,Hansen,Sandig等軍官都站得筆挺,胸前掛滿了淩琅滿目的勳章。他們的軍服一絲不苟,靴子擦得繒亮,軍帽則被精確的以某種角度戴在頭上。所有的指揮官都是被突然召到Mohnke將軍的辦公室來的。
但其中也有一個例外,第一坦克團的指揮官因為交通堵塞而遲到了。師裏最年輕的中校--他要比大多數人年輕5歲--穿著一件意大利繳獲的黑皮夾克,白翻領的毛衣領下, 掛著唯一的裝飾騎士十字勳章。他的帽子和上麵的徽章看起來磨損了有些年頭,但幾乎是飛揚跋扈的扣在頭頂。Obersturmbannfuhrer(中校) Peiper總是需要與眾不同的。
Mohnke和他的參謀長Ziemssen向Peiper重複了他誤掉的一部分。在場的還有身材魁梧,臉上帶著個可怕傷疤的Otto Skorzeny。36 歲的Skorzeny最著名的事跡是在 1943 年九月間率領一小群傘兵,乘滑翔機突襲義大利北部的一座險阻的山頂,救出被義大利政府軟禁的前獨裁者墨索裏尼。此時他開始打量他的年輕戰友。很多年後,他回憶,“Peiper雖然看起來喜歡冷嘲熱諷,但他已經感覺到有大事要發生。他試圖掩飾迫切的好奇心 ,在得到答案之前想自己發現為什麽會有這麽一個會議,...他就象一條訓練有素,等待解掉項圈的獵犬。”
第10章:失敗和突圍之後
......
9天9夜沒有睡眠,Peiper的體力已經嚴重透支。到德軍在Wanne的給養站最後的幾米路,他幾乎是被第一坦克團的醫務兵拖著走完的。但他再次幸存下來,並把出發的800人幾乎完整的帶了回來(有幾個在渡河時被寒流衝走)。他們渾身濕透,精疲力盡,但受到了凱旋式的歡迎。然後Peiper一頭紮倒,陷入了 虛脫後的沉睡。他不知道,雖然他的戰鬥群敗得如此慘重,Mohnke將軍已經在起草為他申請騎士十字勳章上的雙劍榮譽。
曆史沒有記載Peiper在那天的感想。但他日後不難發現,1944年12月25日,這一天標誌著他人生的轉折點。
對於我們中的一些人來講,人生的變化往往都在由某些戲劇化的時刻完成轉折的,就象一個傷兵在看著自己的雙腿,意識到從此再也不能正常行走。可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講,變化都是在無聲無息中完成。隻是一個逐漸變老的簡單過程--第一次因為年紀失去了提升的機會,第一次發現眼角的皺紋,第一次發現自己性能力的減退。隻有我們寞然回首時,才依稀記得某一天就可以代表這些變化的轉折點。
Peiper的生命曆程非常符合這種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個聖誕節,他隻有29歲,已經是第三帝國最前途無量的指揮官之一(很快他將被晉升上校並成為LAH的副師長)。但他不知道那一天就標誌著他事業和人生的分界線。 就在他無知無覺的沉睡時,美軍已經開始收集在Malmedy,Brussels和Versailles的資料,並準備秋後算帳了。
第三部:對質
"He lies like an eye-witness"
Old Russian Saying
第三章:最後一戰
1945年3月,Peiper進入他最後一次反攻戰鬥。作為LAH的副師長,他的任務是在匈牙利把蘇聯紅軍的進攻力量分裂成兩部分。象他這樣的“老兔子”都認為希特勒親自製定的作戰計劃隻能用荒唐來描述。3月3日,他在一片瓢潑大雨中觀察前線地形。指著一片從眼前延伸到東邊天涯盡頭的黑色淤泥地,他尖刻的笑道,“我們就從這裏出發!”
當天他沿著泥濘的道路艱難的回到座落在Veszprem的師部,對著接通黨衛軍第6坦克軍的電話一陣咆哮:“我隻有坦克,沒有潛水艇!你隨便怎麽恭維我好了(kiss my arse),但我不會讓我的人去送死!” 電話那端回答:“冷靜下來。我們會試著解決這個問題。”
但什麽幫助都沒有。3月中旬,第6坦克軍的最後一次進攻注定要以慘敗來結尾。Peiper象往常一樣突破到了敵軍最深處,離第6軍的第一個目標Danube隻有20英裏遠。當第一旅(Ist SS Corps)旅長Priess致電Peiper時,前者責問Peiper“衝在離第6軍主力那麽遠的前方作什麽。你不知道蘇聯人已經進攻維也納了嗎?”
已經被厭惡感壓倒的Peiper隻好撤回了殘留的25輛坦克,跨過了從布達佩斯到維也納的公路。後麵尾隨的蘇聯紅軍認為勝利在望,失去了警惕性,結果被他幹掉了125輛嶄新坦克 (筆者:Whiting先生這麽說的,隻好照翻)
現在第6軍在倉皇撤退,散兵遊勇們四處可見。德國陸軍的Balck將軍向來對黨衛軍沒好感。當他認為自己看到的逃兵是黨衛軍維京師的人員時,他毫不猶豫的報告了希特勒。在一片混亂中,一個指揮官回答希特勒,“如果LAH都不能堅守戰線,您還能指望我們怎麽樣?”
希特勒惱羞成怒。他對Keitel元帥大叫:“如果我的LAH不能堅守,他們不配佩戴我的名字!”然後該命令就這樣被發到了Dietrich手裏。Dietrich本人隻有蒼涼的哀歎,這就是LAH浴血6年的下場。但其他低級官兵們都反應強烈。據說有人建議把所有的勳章放在夜壺裏給希特勒寄去。
Peiper很支持這個主意。帶著他一貫的刻薄風格,他對下屬說,“我們把夜壺用Goetz von Berlichingen師的勳帶綁起來寄走,怎麽樣?”Goetz von Berlichingen在德語中和"lick my arse"很相近。雖然極端憤怒和失望,他的下屬軍官還是勸Peiper打消了這個主意。
第四章:被俘
1945年8月,Peiper從戰俘營被送到巴伐利亞的美軍第3軍審訊中心。一個聲稱為Paul的軍官(後來被稱為Guth上尉,很可能是其真實姓名)對Peiper宣稱,美國陸軍調查人員給了他一個“好的出奇”的評價。雖然他作過希姆萊的副官,但他是為數不多的第三帝國中能保持潔身自好的軍官之一。他的聲譽在少校McCown的證詞中得到進一部提高。
但話峰一轉,Paul提醒說,因為Malmedy的屠殺,美軍的威嚴和榮譽受到極大侮辱,他們要求一隻替罪羊。而他的名字已經被美國宣傳部門選中,成為美國士兵的第一仇恨對象。鑒於如下事實:1,他是希姆萊的副官,2,媒體已經對他有了成見,3,他是殘存納粹抵抗組織的候選領導人之一,他應該承認失敗並認罪。
Peiper不難理解這其中的含意。他回答,如果他的下屬不受到指控的話,他就認罪。Paul說他會考慮這個請求,就離開了。
1945年9月,Peiper被轉到Oberursel陸軍審訊中心。在這裏他被關在一個獨立的牢房裏長達7個星期。奇怪的是,他不覺得7個星期有什麽難熬。在1952年他寫道,“單獨被關押反倒是一種解脫。我的神經放鬆下來, 緊握的拳頭漸漸鬆開,對自己命運的怒火也逐漸消退了。”
在這裏Peiper第一次遇見了他的控方律師Ellis少校。Ellis是把他搞得身敗名裂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事隔25年,Ellis還是給Peiper寫信,把稱他為“一個紳士”和“親愛的上校”。從第一眼,Peiper就覺得Ellis是那種典型的“後方的種馬”,沒有第一線經驗,在大戰結束後才來到歐洲。這種人是不會理解戰場上黑白分明的直覺和判斷力的影響的。同樣,Ellis對Peiper的第一印象也是一個典型的死不悔改的納粹。
Ellis很快給Peiper安排了一次旅行。在頭戴白盔全副武裝的憲兵的監護下,Peiper被帶到一個叫Bensheim的小鎮。四個屠殺案中幸存的美軍士兵正在等他。Ellis指示Peiper下車,然後把他帶到四個人麵前。 美國大兵看著身著德軍軍服,沒有任何級銜標誌的Peiper麵麵相覷。他們從來沒見過他!Ellis很失望的把Peiper塞進車裏返回了監獄。Peiper日後想起這一幕,不由覺得好笑。
也許是作為一種懲罰,Peiper被關在一個溫度達到60攝氏度的小屋裏呆了一整天。這種折磨以他在供暖係統上砸碎了一把椅子而告終。但其他人就沒有這麽幸運了。除了心理戰術外,被指控的大多士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毆打和虐待。
第五章:逼供
不久,另外一個美軍中尉Perl直截了當的告訴Peiper,美國新聞界已經在紙麵輿論上宣判了他的死刑。Perl承認,雖然他認為Peiper是德軍最好的戰士之一,也是其下屬的偶像,但不要忘記他所處的現實。他的輝煌歲月已經一去不複返。德國的最大過錯是輸掉了整個戰爭,個人有罪與否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他向Peiper保證,你永遠不可能獲得自由了。很快,紐倫堡法庭將把SS定作一個犯罪機構。雖然目前武裝黨衛軍成員還在陸戰公約的保護下,Peiper的案件將使得他們所受的公約保護降到最低層。最後,他建議Peiper應該接受不可避免的現實,作一名真正的普魯士軍官。
Peiper問他到底什麽意思。Perl回答,既然你的下屬都很崇拜你,你應該承認所有指控和承擔所有的責任。
經過一番考慮,Peiper同意了,也許是因為虛榮心,也許是因為他喜歡這個瓦格納風格的抉擇。但Peiper要求,在他認罪時,他要一個美國律師和一個德國律師在場。
Perl立刻大發雷霆,“如果你現在會到牢房去自殺,留張遺書說是你下的屠殺命令,我可以在法庭上推翻對你的所有指控。但希特勒的黨衛軍是不會這麽容易逃脫的!”
Peiper被單獨留在房間裏反省。他的想法自然不是很輕鬆。1948年他回憶道,“就未來而言,對我個人的指控確實是無關緊要。他們(美國人)肯定是不會讓我們走了,因為我們知道了太多的逼供內情。我甚至可能沒有麵對一個正式法庭的機會。大概我們都會被很快秘密處死吧。”
然後他就孤獨的呆在位於地下室的牢房裏,沒有燈光和食物,三周內沒有洗漱。一個木製馬桶放在物角,沒有取暖設備。他就這麽度過了和平時期的第一個聖誕節和他31歲的生日。饑餓,肮髒並被凍得瑟瑟發抖,一個德軍“信號”雜誌的首頁人物,一個從希特勒手裏接受勳章的青年才俊,一個可以在大街上購買到其明信片照片的戰鬥英雄,現在正在黑暗的牢房裏慢慢腐爛。似乎這已經是他人生的最低點。但遠遠不止。
1946年3月,Perl再次來見Peiper。這次他說所有Peiper的同僚,從軍官到士兵,都認罪了。並且Dietrich, Priess和Kraemer等人都一樣供認不諱。他是唯一一個還在頑固抵抗的人。“如果你現在不認罪,我還有強迫你的其他方法。”
(筆者:Perl可能在故作聲勢。Peiper的戰友Gustav Knittel就因為不肯簽字而被審訊人員罵作懦夫和騙子。他們對Knittel也采取了相同的策略,聲稱如果他搖擺不定,他可以和已經認罪的Peiper出去聊聊(Take a walk))
Peiper一言不發。Perl威脅說,他要把Peiper的妻子和孩子的食品供應券都沒收,甚至可以把他們送到蘇聯去。對一個德國戰犯的家屬,蘇聯人可不關心什麽輿論和民主。Peiper隻有苦笑,“我想你真是個心理學家。”他回答,“以為我會這麽容易被這種威脅嚇倒。”
Perl改變了他的戰術。他平靜的勸導對方,“我知道你與屠殺毫無關係。我們不想要你,我們隻要Dietrich。”然後揚長而去。
第二天,Peiper被告知美軍發現一個德軍第6軍從總部發出的指令,聲稱所有在阿登戰役中的戰俘都要被立刻處死。Perl在使出殺手戩前特意停頓了一下,然後說七八個Peiper的同僚都已經承認了這一指令的存在。於是辦公室的們被打開,門後是幾個麵帶悔色的德軍軍官。
每一個在SS軍校受訓的人都會在學業結束時得到一把銀色的匕首,“Meine Ehre heisst Treue"(我的忠誠是我的榮譽)就銘刻在上麵。現在攜帶同樣匕首的人已經背叛了他。
Peiper終於垮掉了。“我在一個瘋人院的迷宮裏。驕傲,自豪和榮譽都灰飛煙滅。”他低頭看著Dietrich,Kraemer和Priess親筆簽名的認罪狀,這些他熟悉多年的簽名不可能是偽造。然後Gruhle上尉,Peiper前任副官走來,承認他知道有這麽一條命令。但他不願讓自己的背叛毫無 餘地。他宣稱作為一個副官,他可能比他的上司更熟悉各種指令。其餘人一個個重複了Gruhle的話,沒有人敢麵對Peiper的目光。
Peiper要求一支筆來在罪狀上簽字。從此之後一切都變得異常順利。“從那時起整個過程讓我感到冰冷刺骨。我對我的下屬,Perl和周圍的一切都厭惡透頂。”他木然接受了一切。簽了一篇又一篇指控,甚至有段時間他出名的對罪名的隨意態度讓美軍感到很不舒服。“多一個或少一個都無所謂,是不是?”Perl露出了難得的笑容。
1946年4月底,美軍審訊人員已經成功的得到71人的認罪狀,聲稱900多名被俘美軍士兵和平民被Peiper的部隊殘殺。這意味這每5個人中就有一個手上有罪惡的鮮血。首先他們不再被當作戰俘看待,所以日內瓦公約對他們的保護無效,但作為平民罪犯,他們又要麵對一個軍事法庭!
5月的第一個星期,Ellis認為勝券在握,可以對Peiper稍顯仁慈之心了。就在這時,他被對方領到了一個極“危險”(Ellis語)的岔道上。一天,Peiper很平靜的問他,他是否真的相信這些指控。
日後,Peiper在法庭上重複Ellis的回答時,Ellis會非常後悔自己的那段話。他說,“雖然你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軍人,但你為了一個不可實現的理想而戰。這些你想保護的人都是罪犯。我會在法庭裏向你證明。我們現在是朋友,但在法庭上我們是敵人。到時候我會把你描繪得罪大惡極。但你知道,我隻是在執行我的責任。”言下之意,雖然Ellis相信一些在場的德國士兵有罪,但Peiper是無辜的。
第四部:達豪法庭
"To hell with the truth! As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proves, the truth has no bearing on anything."
Eugene O'Neill
第一章
1946年5月16日,法庭B前所未有的座無虛席。攝像鏡頭,閃光燈蜂擁而上,眼花繚亂的光亮把由憲兵帶入法庭的戰犯們團團圍住。一些人困難的依在拐仗上。但大多數人都身材筆直, 麵目清瘦而蒼白。每個人胸前都掛著一個醒目的白色牌子,上麵是黑色的號碼。Bersin的名字被字母排序在第一個,所以這次審判被稱為“US vs. Bersin”案件。Dietrich是11號,Priess是45好,Peiper是42號。
在那個春天的早晨,Peiper穿著一身灰綠色德國陸軍製服,沒有任何級銜標誌,腳上是一雙大了若幹號的美國陸軍皮靴。他的頭發向後梳得整整齊齊,一雙手合在胸前,嘴唇緊抿著,讓人感覺他好隨時跳起來,大聲抗議法庭的不公正。 在控方律師羅列他們罪行的冗長過程中,戰犯們都開始東張西望,似乎漠不關心的樣子。Peiper則一手托腮,一臉憤世嫉俗的表情。辯護席上,律師Everett正在匆忙翻著手邊的文件。他能收集到的證據如此之少,以至於在法庭上他還是第一次從證詞中了解到某些事件細節。
少校McCown被傳作辯方證人。這個麵孔方正,整潔利索的軍官正是美軍標榜的理想的二戰英雄形像。他關於在身為Peiper的戰俘期間的所見所聞,成了辯方律師Everett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你看到過任何違反日內瓦公約的事件嗎?”Ellis的助手問道。
“除了食物之外”,McCown回答,“其他一切都好。但就我們對待戰俘的方式來講,我...”
“反對!我認為其餘回答與本案無關。”Ellis及時的打斷了對方。
雖然McCown的證詞幾乎推翻了四項指控中的一項,但他和Peiper在那個1944年12月夜晚長達若幹小時的談話也引起了控方的懷疑。在軍隊中,兩方因為可預見的危機而達成協約的事並不少見。但現在是一個美國少校在一個美國軍事法庭上幫助一個德國戰犯!
三年後,法官Rosenfeld被迫透露自己對McCown證詞的看法時,他變得非常衝動。“我不喜歡他的證詞。這不是一個向陪審團宣誓的問題,這是一個參戰的軍人評論另外一個參戰的軍人的問題。我不能接受他的立場。其他審判員都和我同感,但我實在不能判斷McCown是否在講實話。McCown和Peiper在那些天實在是太友善了。Peiper可以在突圍的情況下把McCown帶在了身邊,而McCown從德軍隊伍溜走時,也太過容易了。”
辨方律師Everett終於傳Peiper出場。用一種略帶鼻音的男中音,Peiper直截了當的開始了他的故事。他說在條件惡劣的牢房裏被困5個星期後,他是在極端低落的情緒下接受Perl上尉的審訊的。闡述了各種心理戰術,同僚的背叛,信心的喪失 等經曆,Peiper聲稱自己現在願意簽署任何Ellis要求他簽署的文件。但最為一個指揮官,他確實要對下屬的暴行負責,雖然他從未下達過屠殺的指令。
Ellis很自然的拿Peiper開刀。在唇槍舌劍的扯皮中,雙方居然還偶爾冒出些黑色幽默來。就Bullingen村平民被屠殺的問題,Ellis問Peiper,“你看到一個80歲的老太太從窗戶裏向你開槍嗎?”
“時間短促,我不能判斷開火人的年齡。”Peiper用他慣有的冷嘲熱諷的口吻回答。
“那麽你看到一個1歲的嬰兒從窗口向你開槍嗎?”Ellis堅持問道。
Peiper冷冷一笑,“沒有。即使在俄國我也沒看到過一個嬰兒開槍。”
在10天的審訊中,Everett指示他的一個軍官去阿登戰場當地尋找證據。所有證據都證明大多指控的荒謬,其中包括一個子無虛有的La Gleize屠殺現場。7月10日,Everett作了他最後的辯護總結。他聲稱對Malmedy案件的公平審查將在德國樹立起一個新的“國際化民主”的堅石,並用Tom Paine,民主之父的緘言作結尾:“保衛自己自由的人,也要保證他的敵人不受壓迫。如果他拒絕這項責任,他日後的失敗將不可避免。”
被告席上,德國前黨衛軍中將Fritz Kraemer,曾經要求Peiper用一輛坦克也要衝到目的地的高級指揮官,公然淚流滿麵。
第二章
1946年7月15日,被告人們最後一次進入被新聞媒體人員技得水泄不通的法庭,聽候審判結果。
Dalbey將軍首先宣布拒絕被告把絞刑改為槍決的申請,把已經很沉悶的氣氛降到了最低點。他嚴格陳述,要求在場人員在聽取宣判時保持肅靜,不得有任何感情衝動的表現。然後他叫第一個被告Bersin出列。
一個個的,每人都被傳到庭前--法官每兩分鍾給出一次判決--聽取他們的命運。Fleps,絞刑。Knittel,絞刑...43個絞刑,22個終身監禁(從Dietrich到案發時隻有16歲的Gebaur),2個20年監禁,1個15年,5個10年監禁。
從始至終,Everett眼光筆直的盯著遠處某個地方。第二天,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判決的結果把他的心髒一次次重擊,旋轉,爆炸,碎裂。”“Schuldig, Schuldig, Tod Durch Erhangen, Tod durch Erhangen”,德文翻譯不帶一絲感情的低聲翻譯。打破沉寂的,隻有被告家人偶爾的抽泣和被告離開席位的腳步聲。
Peiper早已猜測出判決結果。幾天前他給Everett寫了一封決別信。“我的士兵們都是戰爭的產物,沒有受過教育,隻知道為德國而戰。他們是一幫熱血的年輕人,可惜隻能根據祖國的 宣傳言辭去選擇生死...”
但在這個早晨,所有的解釋和感情都無關緊要了。Ellis在閉庭後對新聞記者這樣描述這些前黨衛軍戰犯:“他們的反應象吃頓飯一樣平常。他們排隊進來,聽取了判決然後麵無表情的排隊離去。”
那天沒人在事後能夠找到Everett。
第三章
秋天的時候這些死刑犯被轉移到Landsberg監獄。根據美國人的傳統,地麵層的房子是專供死刑犯使用的。和另外大約300人一樣,他們換上紅色夾克等候隨時來到的死亡。一般是一個衛兵走進牢房,叫道“聖經,毯子,照片。”然後幾個牧師低語一陣,再走到院子裏樹立的絞架旁,一切就很快結束了。又一個罪犯受到了應得的懲罰。
Sigurd Peiper終於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她從未把丈夫的死刑判決告訴孩子們。很多年以後,女兒Elke Peiper回憶,“我們一直認為父親是一個美國人的戰犯,就象大多數孩子們的父親一樣。一年中有幾次我們被母親領到Landsverg看望他。當然我們都很高興,但我們覺得那些衛兵和四處可見的紅衣服更有趣。”
就在這種不知下一次敲門聲是送晚飯還是宣布行刑時間的威脅下,整整有4年7個月,Peiper在等待最後的通知。他於1952年寫道,“隻有那些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一天時間有多長,在4年7個月內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日子有多麽恐怖。”逐漸的,外麵的世界已經忘記了他們的存在。“除了永遠的饑腸轆轆和每天早晚鳥兒們的歌聲外,沒有什麽東西能提醒我們生命的存在。鳥兒啊,哪一個囚犯沒有因為你的歌聲而燃起 對生命的渴望呢?”
第四章
月變成了年,西德正在逐漸變化。柏林牆建起來了,聯邦政府成立了,黑市消失了,商店裏的食品在逐漸增多。“經濟奇跡”慢慢開始,堅挺的德國馬克被流通到大洋彼岸,請美國律師來開拖Landsberg的死刑犯們。從1950年到1951年,Everett奮力爭取免除Malmedy案件罪犯的死刑。終於在1951年1月30日,Peiper的死刑改成了終身監禁。他給Everett寫了封少見的熱情洋溢的感謝信,並提到,“我代表這裏的‘紅衫隊’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那天傍晚Elke Peiper放學回家。這個背著書包,臉頰被凍得通紅的小女孩發現媽媽不尋常的興奮。“怎麽了,媽?”她問道。
“Papi ist heute begnadigt worden(爸爸被饒恕了)!”Sigurd哭了,眼裏滿是幸福的淚花。
“然後我突然意識到,有一天爸爸就要回家了。”這個當年隻有10歲的女孩回憶道。
第四部:在Traves的老人
第一章
1951年6月,最後7個死刑犯被吊死在Landsberg,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屠夫Otto Ohlendorf, Oswald Polhl, Schmidt等集中營裏的軍官。Schmit的癖好是把人絞死然後掛在肉鉤子上。現在他站在絞架下,大喊著“我為德國而死!”
現在和Peiper利益統一的人想為他爭取自由,即使一個假釋也可以。但他們的努力沒有什麽進展。在華盛頓的參議員Kefauver宣稱,隻要他還活著,他就不允許那個“德國上校”走出監獄。
那年冬天Peiper在獄裏寫了份很長的文章。該文章被囊入武裝黨衛軍戰爭回憶錄中,由大名鼎鼎的Paul Hausser將軍編輯。文章的開頭聽起來象一個60多歲的人的語氣。“一個戰犯坐在他的孤獨的囚室裏。爐子在歌唱,蜘蛛在尋找過冬的居所,秋天用一隻強有力的手在狠狠的晃著窗戶。”
很快他開始感歎自己的命運。“我和我的家人分開7年了,一個又一個生日和聖誕在監獄裏溜走。我有一個多麽陽光明媚的青春歲月啊!連一隻動物也應該得到比這更好的待遇。”
“從監獄外傳來的消息沒有給我們任何安慰。黨衛軍被定義成一個犯罪組織,我們為了一個罪惡的理由而戰。那些前將軍和外交官們都成批發表回憶錄,居然聲稱自己是如何蓄意破壞納粹政權的。"
回顧那些在為罪惡的理由而戰的歲月,Peiper感到那象是“伊卡絡斯飛向太陽的旅程(希臘神話中的伊卡絡斯因為飛得離太陽太近,翅膀上的蠟融化而墜海致死)”現在什麽都結束了,但他提醒他未來不知名的讀者們,黨衛軍的屍體在東方鑄起了一座抵擋共產主義的圍牆。“不要忘記,‘一個歐洲’的理想是在黨衛軍裏破滅的。...今天這是唯一值得爭取的目標。我們從未如此接近過這個目標。摒棄謊言和誹謗,幫助你的朋友和戰後的孤兒寡母們。隻有回到最簡單的出發點,我們才能在廢墟中建立理想和美德...”
這是一篇很有感染力的文章。他顯示了作者除了了解當前政治形勢,冷戰和歐洲運動外,他對自己的遭遇感到忿忿不平,但已經決定向命運屈服。他知道自己不會在監獄裏真的呆上35年,但他也知道自由不會很快就來到。雖然時機未成熟,但在美國還是有不同的力量在奮力爭取他的自由。
1956年12月的第三個星期,他被告知有關判決委員會一致批準了他的假釋。新年到來之前,他會被釋放到他選擇的斯圖加特地區,但他需要每個月到當地警局報告一次,而且出城之前提出申請。11年的牢獄生涯結束了。但這個蒼白, 精瘦的41歲男人不知道,他麵對的是一個自從他20歲時就不再理解的文明社會。他付出了時間的代價,但這個世界還沒有準備好來寬恕前黨衛軍上校Jochen Peiper。
第二章
“我父親回家時,”Elke回憶道,“母親和幾乎長大成人的我們已經是一個緊密的團體。我們隻是從書信和偶爾的探訪才了解爸。我們都花了一陣時間才完全接受對方。”
但Peiper的麻煩不隻是在家庭裏。已經是一個生意興隆的西班牙公司管理人的Gerd Bremer是探訪他的第一個老友。Bremer發現他“比往常更沉默寡言和自閉。從外表和健康看他一切都好,但牢獄生涯給他留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我試圖把他從冷漠中晃醒,‘Jochen,振作起來!回到現實中來,去找份工作!’”
......
1969年,在經曆了兩次不愉快的工作轉換後,Peiper在法國東部小鎮Traves附近買了塊小小的地皮。他為自我放逐而開始作準備。這時他已經頭發灰白,需要戴老花鏡閱讀書刊。但他的身體仍然健康清瘦,不象其他同齡人一樣開始發福。他談起話來依舊尖酸刻薄,思路敏捷。“他有很好的理由對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信心。”他的女兒回憶。他的經曆不難使人得到這個結論。雖然口舌不饒人,Peiper已經是一個暮年老人了。整整25年除了痛苦,背叛,失望之外他沒有任何快樂的回憶。而且他知道,在西德也沒有他的未來。任何一個不願罷休的人都可以隨時起訴他。“我坐在一個火藥桶上。Ellis, Kempner和Wiesenthal,他們都曾經想抓住我。明天會有另外一個人宣布另外一個‘故事’,再次把火藥引爆。那時候,一切就都結束了。”
在他說出這些話語的一刻,他沒有料到這是多麽精確的預言。
第三章
1972年Peiper在Traves的河邊建成了一個小木房,並得到法國當局一個5年的居住許可證(在完全了解他的背景的情況下)。他帶著患難與共的妻子離開了德國,離開了這個他為之獻身了6年卻懲罰了他25年的祖國。動身時除了家人,沒有什麽朋友送別。兩條愛犬,Timm和Tamm尾隨在身後。
“我帶走的唯一的人是我辦公室花瓶裏的小石人。”Peiper笑道。不再打趣,他告訴他的一個朋友,他希望他和妻子有一天會象兩棵挺立在河岸上的橡樹一樣,不受任何經濟 和社會危機的影響。”
Traves隻有大約300個居民,一條主街和兩家商店,一個旅館和一個教堂。Peiper夫婦的小房子在Saone河邊,被高牆嚴密的圍著,象個軍隊的堡壘。房子號碼是13,但Peiper向來不是疑神疑鬼的人,而且他受的磨難已經 足夠了。
他們靠Peiper微薄的退休年金過著平靜的生活。有時他也翻譯一些軍事著作來獲取些額外收入。離他的房子大約100碼遠處是另外一個德國人的家。Peiper夫婦和鄰居關係友好,但他們基本上一直避免公眾生活。其他居民發現Peiper很安靜。“誰都知道他的過去,但他從來沒傷害過任何人。”
(有感興趣的可以到這裏看看Peiper的翻譯作品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Peiper%2C%20Jochen/104-2234198-9521548)
最初Sigurd並不喜歡這個地方。她給兒子寫道,“生活方式的變化,全新世界,對我來說都是很難適應的。但隨著時間流逝,我越來越習慣Traves的生活。這麽多年來壓在我心中的負重,終於隨著我對大自然的欣賞而逐漸消失。爸和我都漸漸變得無憂無慮起來, 開始計劃未來,欣賞每一個新的早晨。我又找回我以前的Jochen了!我們希望象Philemon和Baucis(古羅馬神話中一對貧窮但高尚的夫婦)一樣終老於此。在Traves的幾年是我們最愉快的日子,因為在那裏爸有他真正快樂的時間,而我也在他身邊。”
Peiper喜歡他的狗,樹林,音樂和他的工作。在兩隻狗的陪伴下,他盡量在戶外勞動,預備冬天的木柴,采蘑菇,給樹林裏的鳥兒們準備喂食的巢。他的兒子回憶,“終於他實現了自己認為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一棟樹從中的房子。”在心靈上,Peiper也得到了 平靜。他在給兒子的信中提到,“貪婪是最可怕的東西。回到野蠻社會的曆史倒退,這不僅在希特勒時代發生過,在現代和未來都會發生。根本錯誤是人性本身,他總想消滅他的鄰居而保證自己的安全。適者生存!...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我就真正的退休了。”
晚上,他往往坐在木柴點燃的爐火前欣賞交響樂,叼著他最喜歡的林肯牌煙鬥,手裏是一杯紅茶。他的座右銘變成了“昨天已經過去,明天尚未到來,今天才是最重要的”。但他的思路總是不可抑製的回述到過去。他告訴兒子,“甚至在這裏我都不能擺脫那 條拖了我多年的看不見的鎖鏈。”
當風從樹林裏輕聲呼嘯而過時,他在跳躍的火苗中看到了什麽?他聽到了什麽?是激昂的戰歌,還是在柏林廣場上踏過的隆隆閱兵腳步聲,伴著人群對那些黑衣巨人們的歡呼?或者是在燃燒的地平線上,映在血色紅日下的坦克履帶在不知名的道路上的碰撞聲?也許是笑話,吵鬧,和Witt, Meyer, Wunsche等戰友的笑臉?在那些寧靜而孤獨的夜晚,回憶著過去和思考著未來,他又重溫了哪些舊夢?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eh currne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選自‘了不起的蓋茨比’)
第四章
自從西德和法國在50年代建立了友好外交關係後,東德一直在努力破壞這種聯盟。東德政府的國家安全部秘書長Erick Mielke開始為當地共產黨組織提供詳細的居住在法國的德國戰犯信息。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他要提醒法國,西德政府正是包容這些為法國帶來無窮苦難的罪犯的最大縱容者。早在1953年,東柏林就向法國提供了黨衛軍第二坦克師在Oradour屠殺的證據。6天後發現14個黨衛軍罪犯是法國人。其中一個支持釋放這些人的議員是Francois Mitterand。三十年後,身為法國總統的Mitterand在訪問Oradour時,沒有一個人出來歡迎他。
1976年,當Traves的一個加入法國共產黨的雜貨店主通知巴黎他的發現時,法國共產黨認定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來破壞法德之間不那麽令人舒服的友誼。他們開始在Traves散發傳單,“一個戰犯就生活在你們身邊,一個黨衛軍,趕走Peiper!”一夜之間, 成堆的白色納粹標記就在大街上直指Peiper的住址。
Peiper開始接到匿名電話,聲稱“我們要燒掉你的房子,我們要在法國國慶日幹掉你!”他保持了冷靜。在回答當地報紙的采訪時,他說,“我在這裏有很愉快的平靜日子。我喜歡這裏,並且希望能繼續居住下去。”
威脅變成了行動。Peiper意識到他的信件在郵局被拆開,他的電話被竊聽。但當他聽說有8個蒙麵人在巴黎秘密集會,製定謀殺他和其他類似前黨衛軍官的計劃時,他不得不要求警察的保護。但他的名聲對於法國和德國都是一個難以啟齒的問題。西德大使館也似乎不關心這個前戰犯的命運。
Peiper從來就沒有學會“逃跑比反抗更聰明”的道理。他把自己的雙腳深埋在地裏,給一個朋友寫道,“轉眼之間我的綠洲變成了包圍圈。但我要抵抗到最後。”
形勢越來越嚴峻。Peiper決定把Sigurd送到慕尼黑暫時躲避一下。他們分手了,這一次竟成永訣。Peiper單獨留在家裏,身邊是兩條狗和兩把槍。在7月12日,他寫給朋友,“我剛剛收到他們的最後通牒 。我希望他們能等到秋天,那時候Sigi就能從慕尼黑回來,我們就可以搬到巴伐利亞去。”
但對方已經等不及了。
第五章
法國國慶日,氣溫升到華氏80度。在Traves,草地變成了深棕色。沒有飼料的農場主隻好用香蕉來喂牲畜。但法國人還是要以遊行,焰火,舞蹈加美酒等傳統方式慶祝國慶。
Peiper的一天過得很平靜。天開始黑下來的時候,熱氣已經退盡,他回訪了一個鄰居並在對方家裏停留了一會。對方要求到他家陪伴他一陣,被委婉的拒絕了。Peiper並不知道,但他的一個警察朋友已經在外麵幫他觀察了很久。他曾經建議Peiper買一把短筒槍防身。但時間飛逝,什麽都沒有發生, 警察朋友隻好離開。
小鎮漸漸安靜下來。居民大多是農民,國慶歸國慶,明天還要早起忙碌。村子裏的燈一個個熄滅,Peiper回到家裏,發現另一個鄰居,德國雕刻家Erwin Ketelhut正在等他。“他看起來非常鎮定和放鬆。”Ketelhut作為最後一個看到他的人回憶,“我提出要幫忙,但他拒絕了。他最後的話是,‘我不會被嚇倒!他們可以打死我,但我要保衛我的家。”
然後Ketelhut告別,他們以德國的方式握手,互祝對方“Gute Nacht”。很快就是7月15日了,而Peiper還活著。他們可能不會來了。
子夜後,一陣噪音吵醒了一些居民。但大家都翻了個身,繼續沉睡。大多數人猜測可能是什麽醉漢鬧出的動靜。一些人知道那是槍聲,但他們什麽都沒說。兩個小時後,一個騎摩托的路人 看到火苗從樹林那邊傳來,連忙報了警。在一片人為的混亂中,救火車慢吞吞的趕到,Peiper的房子已經幾乎化成了灰燼。
第二天,警察得出是縱火的結論。一個汽油彈空殼被遺棄在窗外,Peiper的兩條狗都不見了(其中一條被發現受了槍傷)。Peiper也不見蹤影,隻有一個完全被燒得烏黑,因為高溫縮成了極短的一截軀體。在Peiper的手表旁是一把手槍,戶外有一把來福槍,子彈可以在樹林中找到蹤跡。一整抽屜的文件隨後被發現。據推測,凶手首先扔進了兩個燃燒(瓶)彈,由木材構成的房子很快就起火。Peiper一直在開槍還擊,直到襲擊者離開。但 很快他腳下的地板破裂,大火吞沒了他。但那是他的屍體嗎?
Sigurd和三個探案專家都不能確認這一點。他們把屍體下頜的一部分送到慕尼黑作檢驗。同時,新聞報導和流言四起,說Peiper已經逃到了南美,或者說東柏林和謀殺有直接牽連,或者說整個事件都是一個幌子。最後,慕尼黑的醫生作出證明,屍體是Peiper本人無疑。他被安葬在巴伐利亞的家族墓地裏。Sigurd給兒子(後者也不得不離開德國,移民去美國尋求新生活)的書信中表達了她對西德媒體的忿恨,“無論那天晚上發生了多麽可怕的事情,現在都無關緊要了。爸不可能也不會離開Traves。他的夢想和平靜都在那個地方,沒有它就沒有生活。所以爸現在應該得到了他最後的安寧。沒有人能夠傷害和折磨他的靈魂了。我永遠不會出賣那塊土地。”
Traves的地皮一直沒有出售。1979年Sigurd去世後,她的兒子發誓,“爸媽,我們將永遠保留這片地方。”
現在樹林已經幾乎侵占了所有的廢墟。但在廢墟中還有Peiper曾經坐在上麵抽煙的椅子。木柴還堆在房子外。“我從來不會使用斧子和鏈鋸,”他告訴兒子,“經常把大自然母親搞得一團糟。”在門口是殘留的灰渣。在地窖裏的,是Sigurd親手製作的罐頭。
在他一生中,他被威脅了無數次。但一如既往,他從來不能也不會逃避危險。他作不了一個懦夫,這種“不能”迫使他最後一次麵對火線。他死得不公平,也沒有意義。
但這個白發老人在異國他鄉麵對敵人戰鬥而死,或多或少是有崇高的悲劇意義的。Obersturmbannfuhrer Peiper,黨衛軍王牌中的王牌部隊的最後一名指揮官,必將選擇這樣一種死亡的方式:手握著武器戰鬥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