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幕
在一個十幾平米的房間裏，一個紮著兩條短辮子的小姑娘，手裏拿著兩本“雜文集”。雜文集不是正式出版的那種，是用普通的作業本大小的白紙訂的，每本也就是二十來頁厚。看得出封麵“雜文集”三個字是經過鋼筆描重了幾遍的。
小姑娘對麵站著一位戴有近視眼鏡，瘦高而儒雅的中年男子。男子在談論著什麽，身子略向前傾，目光盡量和小姑娘平行，以便得知小姑娘對他講話內容的重視程度。上午的陽光從男子左邊的窗口射進來，薄薄地，靜靜地，極清晰地投射出一幅凝重的畫麵。
這時四十多年前的一幕，發生在文革中期。那位儒雅的中年男子，是我的父親。而那位小姑娘，就是當年正上初中的我。這一幕一直儲存在我的記憶裏，至今畫麵如初。我的父親是位中學教師，雖然這是父與女的一幕，也更可以說是老師對自己最關心的學生的一幕。
那天，我是拿了我和同學莉莉寫的詩和文章訂成的雜文集給父親看，想讓父親指教一番的。莉莉是我的閨密，我是在她的影響下，把自己寫的東西也訂成雜文集的。
我站在父親麵前，期待著父親的誇讚和指教。然而，當他看完了我們的“作品”後，神色卻黯淡起來。他沒有給予太多評論，而是看著我停頓了片刻，然後用極其沉重地口吻說道，“聽話，以後不要再寫東西了”。他的語速緩慢，我聽的真真切切，但卻錯愕不解。從上小學起，父親就經常指導我的作文。每當我的作文被當做範文念的時候，我回家都會告訴父親。我的作文參加全校競賽時，父親也是很喜悅的。為什麽現在不讓我寫東西了呢？
我告訴父親，我的夢想是當一名作家。他問我“你看到現在那些作家們的下場了嗎？”。我沒有作答，隻是注視著父親的雙眼。那兩片稍有渾濁的眼鏡片似乎把父親的擔憂，成幾何倍數地放大出來。記得當時我沒有想那些作家的下場，因為報紙上常說那是自絕於黨和人民。我突然想起的卻是，已經有幾年，父親從未問過我的作文了。而且那幾年，父親自己卻在寫作文，那是不需要什麽文法和技巧的作文，就是寫“檢查”。“檢查”這個詞在當時婦孺皆知。
父親又繼續說到，文字這東西太危險，自古就有文字獄。他慢慢地講述著曆史和現今，我上了一堂在那個年代，隻有作為父親的老師，關門教女才講得曆史課。在父親殷切地注視下，為了讓父親放心，為了自己不成為報紙上所說的那些反麵教材，我衝著父親，像所有聽話的孩子那樣，乖乖地點了點頭。就這樣，在那幕畫麵裏，父親像我人生的搬道夫，搬了搬道岔，我這輛人生的列車便轉了方向。
我收起了雜文集，也收起了作家夢。
（父親節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