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裏到我上班的地方三英裏。出了家門右轉，再來個左轉，開車十分鍾便到目的地。以至於我那聰明的手表在我坐上駕駛座時，準會在屏幕上顯示“十分鍾到達”。它已經知道我是兩點一線，心無旁騖。
其實我是有所“騖”的，隻是這個“騖”都發生在這三英裏，十分鍾內。“騖”的種類有，紅綠燈上方歇腳的鴿子，住家戶前各色的花草，某個牆頭開出的紅杏，和路邊碩果累累，卻無人摘食的枇杷。但是更重要，“騖”的更多的是那些在路邊散步，慢跑，或行走的路人。
有幾個路人，就像某些餐館固定的客人，幾乎都是在這十分鍾內，固定地出現在我這三英裏內的不同路段。大概他們也和我一樣，有一定的時間安排，因而我能在車窗內與他們“邂逅”。
這樣年複一年，我於他們而言，大概隻是一輛倏忽而過的車，而他們於我，則是由遠而近，然後再由近而遠，逐漸消失的陌生卻又熟悉的路人。
然而最近一年，我的這些路人不見了。
“路”人的路，就是用足各走個的。老話說，大路朝天，各走半邊。路人就是與自己沒有任何瓜葛的人。然而這幾個路人的“不辭而別”則讓我若有所失。
最先闖入我記憶的是清晨散步的兩位婦女。她們常出現在我左轉的第一個路口。一位年長些，銀發齊耳，著裝合體，雖稍有佝僂，但步履神態卻顯的底蘊有加。同行的是位中年女人，手裏還牽著一條小狗。從打扮和與她說話的樣式看，可能是照顧她的。那條毛茸茸的白色小狗應該是老太的寵物。她們總是在左邊的人行道，從西向東迎麵走來，兩人邊走邊說些什麽。清晨的陽光，從樹葉間隙灑向老太的銀發，時隱時現。
還有一位是位五十歲左右的男士，中等個頭。他是在每周的某個清晨，出現在我直行的第三路口後。他從右邊的人行道迎麵而來，腳步不緊不慢，似乎上班的地方步行可至。不知職業是什麽，隻見他不變的黑西裝，紫紅色的領帶，右手總是拿著一個翻蓋的手機，像是隨時與人講話，有時也確實在與人講話。左手總是拎個黑色公文包。盡管他身著西裝，但有不修邊幅之感。因為他西裝總是敞著，襯衣領子和領帶不太熨帖。在大家都已用九代，十代手機時，他還用翻蓋手機，要麽是個節儉之人，要麽是個拮據之人。但是能數年如一日在同一個時間去工作，至少是個努力之人。
在這位男子消失後，我很快會看到一對年輕男女，一高一矮，牽著一條棕色大狗。我隻能從背後看他們，因為他們和我行走同一方向，後視鏡又不能囊括他們。說他們年輕隻是從挺拔的身材，矯健而快速的步伐而言。唯一清楚的是，他們總是手挽著手。不知是夫妻，還是情侶，不知是趕著上班，還是快走散步，一切不得而知。但那空曠的街道上，兩人一狗的背影，像某畫家的作品，我收藏在了記憶裏。
再有一位，是個慢跑的近八十歲的長者。這個雖是路人，但我認識。因為他是我們一位病人的丈夫。太太在二十五歲得了一種神經係統疾病，四肢癱瘓，七十五歲去世。
在太太生病的五十年間，他為了給太太治病，閱讀了大量的專業和民間書籍。當他得知蜜蜂有助於緩解病情，便跑到紐約走訪作者，並在自家後院養蜂。硬是讓本來隻能再有二十多年的生命，延長了五十年。而他自己也從青春到遲暮。但是，太太剛離開，他便得了鼻咽癌。不是說，好人有好報嗎？
有人把歲月比作河，那麽在這無源無盡的長河裏，我每次的三英裏，十分鍾，可能隻是隨波逐流之一粟。或許連這也不是，就被風幹了。但這些路人和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同一片藍天下，同一道路上，雖不知彼此，卻真真實實地相伴著，因而觸動了我的相惜之情。每個人的生命都在流動，在彼此的道路上流動，最終匯入長河。隻有先後之分，沒有貴賤之別。
我不知道我的這些路人現今何在，隻願都還在有序地流動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