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與文學：從電影《趙氏孤兒》談起

曆史與文學：從電影《趙氏孤兒》談起

廖康


在評論電影《趙氏孤兒》時，很多人以符合不符合曆史作為標準來評價。且不說以曆史的真實作為文藝的真實是否有道理，就算這種標準有道理，人們也會問，曆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麽？如果兩種曆史記載有差別，我們怎樣才能知道哪個是真的？回答了這些問題以後，再來探討曆史和文藝的關係，以及電影《趙氏孤兒》改編的成敗。

《趙氏孤兒》所表現的那段曆史最早的詳細記載見於《左傳》，但所有相關文藝作品所依據的都是司馬遷的《史記》，兩者有很大差別。有興趣者可讀一下兩本書相關的記載，應該不難判斷哪個是曆史，哪個是文學。沒時間讀原著者，權且看看如下的比較和分析。

晉文公重耳感念大夫趙衰追隨他顛沛流離十九年，並出謀劃策助他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趙衰，生下趙括、趙同、趙嬰齊。此女賢惠，堅持把趙衰正妻的位置讓給長子趙盾的生母，趙盾才成為趙氏嫡子。趙盾有雄才大略，曆任晉文公、晉襄公、晉靈公、晉成公四朝重臣，逐漸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成為晉國的實際執政者。但君臣關係自襄公後漸漸疏離，並發生矛盾。

在立晉襄公接班人的問題上，趙盾本來反對讓晉靈公繼位，但未果。晉靈公荒淫殘忍，喜歡在高台上用彈弓打行人取樂；還曾因熊掌沒有燉爛，就砍下廚師的手腳，被趙盾看見，受到正色規諫。晉靈公懷恨在心，先派刺客鉏霓暗殺趙盾。但鉏霓見到趙盾勤政忠君，不忍下手，觸槐自盡。晉靈公又請趙盾喝酒，席間埋伏刀斧手，被趙盾的大將提彌明發覺，將主人從虎口中救出。晉靈公放出四尺多高的“靈獒”來咬趙盾，被提彌明搏殺。但甲士眾多，提彌明戰死。正在危急之時，突然有一個叫靈輒的甲士反戈，保護趙盾撤退。原來靈輒當初在翳桑挨餓時，曾得到過趙盾救濟。

趙盾逃亡。但就在當月月底，晉襄公的女婿，趙盾的堂弟趙穿趁晉靈公遊玩桃園時起兵討伐，殺死了晉靈公，迎趙盾還都。當史官董狐記載“趙盾弑其君”並在朝堂公布時，趙盾不服，爭辯說晉靈公並不是他殺的。董狐雲：“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趙盾尊重史官的職守，容忍了董狐如此記載，由此才樹立了史官當秉“董狐筆”直書其事的傳統。這一事件為趙氏家族遭滅門之災埋下了種子。

桃園之變後，趙盾立晉襄公的弟弟為王，即晉成公。晉成公二年，趙盾向他懇請立趙括（不是後來那個紙上談兵被白起打敗的趙括）為公族大夫，以謝其母趙姬當年讓位之恩。成公準奏。從此不僅趙盾擔任正卿，而且趙括成為首席公族大夫，趙同、趙嬰齊也都位列大夫，趙家權勢更加強大。設置公族大夫後，晉國的君權日衰，卿權日強。趙盾病逝後第二年，晉成公去世，其子繼位，為晉景公。不久，趙家內亂，晉景公趁機誅殺權傾朝野的趙家，報了桃園弑君之仇。

趙家內亂的起因是趙盾之子趙朔英年早逝，遺孀莊姬與小叔趙嬰齊通奸。宗主趙括整頓家風，將弟弟趙嬰齊驅除出晉。莊姬懷恨，她是晉景公的姐姐，到弟弟那裏去誣告趙括、趙同企圖叛亂，又有正卿欒書和大夫郤錡出麵做偽證，於是景公下令討伐趙家，眾卿除了由趙盾帶大的韓厥以外，全都參加了對趙氏下宮的攻打。趙家慘遭滅族，趙氏的宗祠采邑全部被沒收。莊姬作為舉報人，又是晉景公的姐姐，安然無恙地帶著小兒子“畜於公宮”。兩年後，經韓厥說情，景公也需要鉗製其他卿族做大，才“複令趙庶子武為趙後，複與之邑。”

以上是《左傳》所記載的相關曆史，其中沒有提到屠岸賈，也沒有程嬰和公孫杵臼，更沒有什麽搜孤救孤之類的事情，這些情節都來自三百多年後司馬遷所寫的《史記•趙世家》。其不同之處簡單總結如下：

暴君晉靈公寵愛屠岸賈，讓他當上了晉國的大司寇。晉靈公死後，屠岸賈一直想為靈公報仇，但是在趙盾活著的時候，他不敢。晉景公當政時，趙朔承襲爵位後，屠岸賈發動了對趙氏的攻擊，他挑動眾卿：“趙盾犯有弑君大罪，如今他的子孫還是朝中重臣，是可忍，孰不可忍？應該滅了趙氏啊！”眾將群情激奮，要誅殺趙氏。唯有大將韓厥說：“靈公被殺，趙盾在外，君王都認為趙盾是無罪的。而今天你們要妄殺無罪之人，這就是叛亂。你們要殺國家的忠臣卻不告知國君，是目無君上啊！”但屠岸賈執意要誅滅趙氏。韓厥急忙通告趙朔，讓他逃亡，趙朔不肯，說道：“隻要將軍答應我你不絕我趙氏後代，我死而無憾。”韓厥承諾絕不參與此事，便稱病不出。
屠岸賈不經晉景公允許便帶著軍隊圍攻趙朔居住的下宮，殺死了趙朔和他的幾個叔叔：趙同、趙括、趙嬰齊等，並且盡滅其族。隻有三個人存活：趙朔的夫人莊姬，因為她還是晉景公的姐姐，得以躲進了晉景公的宮中；另外兩個人是趙朔的門客公孫杵臼和趙朔的好朋友程嬰。兩人見麵後，公孫杵臼問程嬰：“你為什麽沒死？”程嬰告訴公孫杵臼一個秘密：“趙朔的遺孀有孕，如果能生下男孩，我當奉養他，如果是女孩，我再死不遲。”莊姬在晉宮中躲了幾個月後，終於分娩，生下一個男嬰。
屠岸賈一聽到這個消息，便向宮中索要這個孩子。屠岸賈守住宮門，自己親自進來搜索，莊姬男嬰夾在胯下，禱告說：“如果天要滅趙氏，你就哭吧，如果天不想滅趙氏，你就別哭。”屠岸賈還不敢對晉景公的姐姐無禮，他以為孩子被偷偷轉移了，便到城外搜尋。
程嬰得知此事便來找公孫杵臼商議，躲是躲不過的，要想個一勞永逸的辦法。公孫杵臼突然問程嬰：“撫育這孤兒成人與死，兩者哪件事更難？”程嬰回答說：“死容易，撫育孤兒難。”公孫杵臼說：“那請你承擔更難的那件事，我去承擔容易的，讓我先死吧。”說完公孫杵臼就把計策告訴了程嬰。二人首先找了一個嬰兒，然後到宮中去，向莊姬要了趙氏孤兒的衣服，穿在了那個嬰兒身上。一切都安排妥當後，程嬰向參與誅殺的將軍告密：“程嬰窮啊，哪養得起趙氏這個孤兒啊。誰能給我千金，我馬上把孩子的藏匿之處告訴他。”屠岸賈得知後馬上拿出千兩黃金給了程嬰，程嬰便帶著叛軍來到了公孫杵臼家。
公孫杵臼見到程嬰便破口大罵：“程嬰你這個小人！當初下宮之難你沒死，口口聲聲說要與我好好撫養趙氏孤兒，如今卻出賣我。你縱然不能撫養孤兒，又怎能忍心害死他呢！”說完，公孫杵臼抱起孤兒大哭道：“天哪！這個孩子有什麽罪？請你們放過他吧，隻殺我就行了吧。”那些將軍不答應，殺死了公孫杵臼和這個嬰兒。真正的趙氏孤兒得以幸免，程嬰將他藏在山中養大。
十五年後，晉景公在病中與韓厥聊天，談到趙氏家族對晉國的功勞，並問他趙氏還有後人否？由於韓厥是趙朔信得過的朋友，而且在危急時刻還給趙朔報過信，所以莊姬早已告訴了韓厥實情。此時，韓厥見時機成熟，便將實情告知晉景公。於是他們策劃為趙氏平反。諸位將軍得知晉景公病了，都來問安。剛到宮中，就被韓厥布置的人拿下。晉景公威脅這些將領，並將真相公布於眾。諸將馬上反戈說：“當年的下宮屠殺，是屠岸賈假借君命所為。今天君王說要複立趙氏，當然唯君命是從。”
程嬰遂帶著一位英俊少年也出現在諸將麵前，當眾宣布這就是趙氏的後代趙武。趙武率軍攻打屠岸賈並滅了他家族。之後，晉景公歸還了趙武家族原來的封地。程嬰隨後向諸大夫辭行，並告訴趙武：“當年你家遭遇大難，我沒有死，就是為了撫育你成人。今天這個願望達到了，趙家也複位了，我可以去見趙朔和公孫杵臼了。”說完，程嬰自殺。
曆史作為記載下來的文獻從來都是人對曆史事件有限的了解和有選擇的記錄。我們不可能了解到任何事件的方方麵麵，總有看不到的地方，總有弄不清的細節。不同的史書對同一曆史事件的記述肯定會由於種種客觀和主觀的原因而有所不同。讀者當然需要仔細分析，才能去偽存真。

《左傳》所記，就是有關晉公與趙氏的權利之爭，條理清晰，道理明白，情理通達。兩家本是親家，趙氏有恩於晉公，晉公也重用了趙氏。但在晉襄公之後，趙氏權力漸大，還弑過君。晉景公借趙家內亂之機反撲報仇，沒有什麽不可能之處。如果真是屠岸賈而不是晉景公發起下宮之難，誅殺趙氏滿門，為什麽《左傳》竟然隻字不提呢？《左傳》寫於此事件後不到百年，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作者與事件人物沒有任何關連，沒有必要替誰掩飾或粉飾。再者，《春秋》、《國語》、《公羊傳》、《穀梁傳》、《呂覽》、《說苑》、《新序》等書都對晉公與趙氏衝突的事件有所記載，不如《左傳》詳細，但沒有矛盾。此外，《左傳》讀起來是幹巴巴的曆史。由於是編年體史書，以上所述散見於《文公六年》、《文公七年》、《宣公二年》、《成公八年》數章，不是連貫的一篇；沒有故事，沒有動人的情節或感人的描寫，也沒有宣揚仁愛忠義或其它品德。

《史記》對此事件的記載主要見於《晉世家》和《趙世家》。《晉世家》側重敘述晉國的曆史，也涉及晉公與趙氏的矛盾，除了把靈輒與提彌明合為一人（眯明）以外，其它均與《左傳》相同，也沒有提到屠岸賈。有關下宮之難和趙氏孤兒，主要見於《趙世家》；如上所述，與《左傳》大相徑庭。在《趙世家》裏出現了奸臣屠岸賈；他身為司寇，掌管刑獄，並無兵權，怎麽突然會有那麽大勢力？他不請君命，擅自鼓動諸將攻打下宮，誅趙氏全家，搜趙氏孤兒，殺公孫杵臼，為所欲為。這可能嗎？合理嗎？而且自始至終，晉景公都無所作為。這可能嗎？合理嗎？《趙世家》裏的莊姬不是通奸的淫婦，而是忠貞的遺孀。從而趙家根本沒有任何內亂，沒有給滅門之災提供任何機會。屠岸賈動手的時機是怎麽來的？此外，這是一個大臣以“忠君”為名來動員諸將替晉景公算多年前的老賬，還敢逼迫晉景公的姐姐。這可能嗎？合理嗎？而且，《趙世家》說趙朔本來有機會逃走，卻甘願留下來毫無意義地就死。這可能嗎？合理嗎？《史記》中還有一處硬傷，司馬遷自相矛盾：他在《晉世家》中說下宮之難發生在晉景公17年，即公元前597年，與《左傳》吻合；但在《趙世家》中卻說此難發生在晉景公3年，即公元前583年，提前了14年。這才使得莊姬的兒子趙武成為嬰兒。

如果這一切都不大可能或不甚合理，那麽司馬遷為什麽要這樣寫？他的根據來自何處？很多學者早就提出過疑問。清初經學家毛奇齡在《經問》中認為司馬遷作學問不如乃父嚴謹並斷言《晉世家》為司馬遷父親司馬談所作，堪稱信史。然而，“凡《史記》中其說多有矛盾處，皆談創而遷改之也。”當然，司馬遷不會毫無根據地亂改。《漢書•司馬遷傳》記載他撰寫《史記》是“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世本》乃趙國史官所作。不難想象，家醜是要遮掩的。莊姬與小叔通奸、到弟弟晉景公那裏去誣告，趙氏家族內訌，受到景公清洗，這些都是有辱門風的醜事。趙氏後人自然要為尊者諱。於是，才突然冒出來個奸臣屠岸賈作替罪羊；才有了似乎無能為力的景公來消弭君臣的誤解；才增添了公孫杵臼和程嬰兩位義士，一個不畏犧牲，一個忍辱負重，把忠奸之爭發展為正邪之戰；在圓滿完成任務以後，那位忍辱負重的義士也不畏犧牲，殺身成仁。

無疑，這樣有聲有色的記載，如此堅毅高尚的英雄是非常感人的。與其說太史公懶得鉤沉分辨史料真偽，不如說他願意相信這感天動地的事跡是真的。司馬遷享有“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美譽。他寫《史記》，以傳記為體例，與編年相比，重點在人物。我認為正是因為他對文采的喜愛和人物的興趣，才采納了這美言不信的故事。他的記述長逾千言，情節曲折；有夢境，有細節，雖為曆史，更像傳奇，具有強烈的文學色彩，成為後世戲劇《趙氏孤兒》的母本。

但作為曆史，早就有學者否定其可信度。清朝史學家梁玉繩在《史記誌疑》中稱《趙世家》記事“妄誕不可信，而所謂屠岸賈、程嬰、杵臼，恐亦無此人矣。”後來很多學者也認為那是司馬遷極不負責的記述。盡管屠岸賈、程嬰、公孫杵臼有可能存在，但他們不可能扮演過那些戲劇性的角色。還有些學者認為趙家之亂也許是出於財產之爭，而非莊姬通奸。這類猜測雖有道理，卻沒有史料支持，而且我認為無關緊要。總之是兄弟鬩於牆，內亂給了外患機會。

學者研究曆史，政客裝點曆史。下宮之難一百多年後，公元前453年，趙家四世孫趙毋恤會同其他卿族“三家分晉”，建立了趙、韓、魏國。趙氏孤兒趙武被尊為趙國的先祖，他們當然要在《世本》中維護甚至美化家族的名聲。到了宋神宗時，由於趙氏為大宋國姓，他們要宣揚自己的光輝族史，褒獎程嬰、公孫杵臼救孤的功勞，在山西太平（今襄汾）找到了二人墳墓，下詔為他們封侯立祠。不僅如此，各個朝代的君王都需要鼓勵忠義，希望其臣民效仿忠君的榜樣。加之趙氏孤兒的故事的確感人，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元雜劇更是寫得文采飛揚，忠臣、義士、節婦、孝子，人物刻畫得鮮明活潑，自然成為朝野上下最受歡迎的劇目。隨後又改編為各種戲劇，唱遍全國。不僅如此，這個劇目還作為中國最早的偉大文學作品走向了世界。

《趙氏孤兒》首先由法國耶穌會教士馬若瑟譯成法文出版，立刻紅極一時。先後譯為德文、俄文、意大利文，又有英文仿作，意大利文改編的歌劇《中國英雄》等。西方改編的登峰之作當屬1755年法國文豪伏爾泰的五幕戲劇《中國孤兒》，那是按照西方傳統所寫，符合三一律的作品，焦點集中在搜孤和救孤。主題不是報仇，而是諒解。為了適應歐洲觀眾的理解能力，劇情改得麵目全非，從先秦搬到宋朝，還把嬰兒帶到高麗。成吉思汗也卷進來，他受到文明的洗禮，赦免了所有人犯。《中國孤兒》不僅在法國上演，也在俄國演出過，頗為轟動。之後，還有其它改編作品問世。

無論是中國的戲劇，還是外國的改編，都有一點相同，文藝作品和曆史不一樣，甚至不尋求一樣。沒有人因此而批評文藝，因為文學的真實與曆史的真實不同。曆史的真實不用說了，什麽是文學的真實呢？我認為文學的真實就是合情合理，自圓其說。即便是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其中描述的事情也不一定是現實中發生過的，但一定是可能發生的事情。每件文學作品都可以是一個獨立存在，自成體係的構件，在其內部沒有自相矛盾或不可能之處。人們常說“曆史除了名字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文學除了名字是假的，其它都是真的。”在深層意義上，這絕不是笑談，而是真理。這句話中的真，是最高層、最全麵的真。假如有全能的上帝，祂看到的一個曆史事件的方方麵麵是任何曆史學家都看不到的。隻有祂才知道那個真，而任何史家，即便是最嚴肅認真的人寫出來的曆史都是不全麵的，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都是假的。而作家之於其作品，就是上帝之於其造物；至少嚴肅認真的作者與其作品應該是這種關係。祂創作出來的人物應該是，也可能是真的，在各個方麵——思想、感情、語言、行動，與他人和世界的關係，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且，因為不是複製現實，而是從無到有，所以隻有名字是假的——這個假，隻是說它代表的不是現實中某個真人。

所以，拿自己和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對號入座是可笑的。正經的文學批評也不會指責文藝作品與曆史不符合，而且根本不會以它符合不符合曆史作為評價文藝作品的標準。雖然我們經常會在電影介紹中看到專家指出它與曆史的偏差，但那隻是為了提醒某類觀眾不要把文藝當作曆史。但一個文藝作品如果有自相矛盾或荒謬而不可能之處，比如說一個右腿截肢的人左手柱拐行走，那就一定會遭到批評。

如此說來，作家們完全可以任意改編趙氏孤兒的故事，隻要能夠自圓其說，打動觀眾就好。中國古代的戲劇家用這個故事表現並歌頌忠義，外國人用它展現並宣揚寬恕。今人再次改編這個故事，當然不應繼續稱讚義仆效忠主人的品行，更不應讚許拿平民的孩子代替貴族之子去死。其實，古人也未必那樣做了。以前改編的戲劇說程嬰獻出自己的兒子，為趙氏孤兒犧牲。這種愚忠式的高尚，即使在古代也有悖常情，更不會為現代人欣賞。陳凱歌的電影《趙氏孤兒》把一個普通平民的善良和堅毅自然而然地展現出來，我認為改編得不錯。尤其是“獻子救孤”那一段，程嬰既是出於無奈，又是為了那一百多個孩子的生命，才不得已讓自己的兒子犧牲了；還有程嬰與公孫杵臼的默契配合，這一切都改編得非常精彩，具有極強的張力，令我擊節讚歎。但此後半部都陷入低潮，不夠給力。其實，電影完全可以跳出原來的故事，演成更大的悲劇。比如，追求功名的野心和實踐徹底改變了趙武，讓他投入屠岸賈的懷抱。但屠岸賈明白真相後，不信任他，在害人時趙武才醒悟，與世仇同歸於盡，等等。

這個古老的故事怎樣才能進一步翻出新意？曆史上，趙氏與晉公確有衝突。殺死暴君，維護個人尊嚴有理。複弑君之仇，維護王權也有理，尤其是在古代。這對難以調和的矛盾是否能構成黑格爾最推崇的那種悲劇？黑格爾在《美學》第一卷中說明，他最欣賞的悲劇性衝突，其矛盾“雙方都在維護倫理理想之中，而且因通過實現這種倫理理想而陷入罪過中。”我們能不能把《趙氏孤兒》改編成讓黑格爾尊為典範的《安提戈涅》那種悲劇？不要表現什麽爭權奪利的矛盾，而是表現個人尊嚴與君權神授的矛盾。雙方都有道理，不是簡單的正邪之戰，而是複雜的理念之爭。表現像雨果《九三年》中共和軍司令官戈萬、保皇黨叛軍首領朗特納克和特派代表西穆爾丹之間的那種為各自的原則水火不容的矛盾，以及超越那些矛盾的人道精神。在趙氏孤兒的故事中，正好也有三方：晉公、趙氏和屠岸賈，還有孤兒。正如《九三年》中搶救那三個孩子一樣，我認為是可以做到的。

2011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