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原因分析的背後

國內的研究者對蘇聯解體的原因，有“權力壟斷說”“體製弊端說”“改革失敗說”“蛻化變質說”“精英叛變說”“黨群脫離說”“腐敗亡黨說”“和平演變說”“斯大林模式說”“民族矛盾說”“軍備競賽說”“輿論失控說” 等等的分析。

本文是看看這些分析背後的哲學思維，觀察水準和分析動機。

這些分析的背後，看得到受毛澤東的矛盾論的影響。毛澤東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找出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就會迎刃而解了，這些偉大而簡單化的教導是很深入中國大陸人的心的。 於是教授級的研究者們也要去找個主要矛盾並發揮一番了。

世界上的事千變萬化。有的事可以有二個或者二個以上平行的等同的因素（或者說矛盾）在作用的。 解決了主要的矛盾不等於其他次要矛盾就會迎刃而解。毛澤東死前有幾個病，他能找出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迎刃而解嗎？顯然不能。

毛澤東在延安做上領袖後，需要建立理論來支持他的地位。他的實踐論寫得比矛盾論好，後者是拚拚湊湊的，蘇共黨校就不欣賞它。  他的簡單化的絕對的哲學，少有人敢質疑，除了怕他手裏的專政之外，也是因為中共領導層的水平低下。這裏舉個二個例子。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說，“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思想，什麽‘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

那時，毛澤東已經天天讀二份大參考，讀了15年之多，還不懂，人權的權是權利Right，他手裏的權是權力power。完全二會事！聽毛澤東講話的領袖們，也不知道！我猜，像胡喬木之類的秀才沒有看出問題來。據說，胡喬木為了黨和主席的威望，為了幾個字都和毛澤東爭執不讓的。這裏他為什麽不爭呢？ 

第二個例子。史載：華國鋒指示公安部以追查“總理遺言”為重點，要日夜加班。公安部領導請示其他謠言還查不查，華說：“抓住查‘總理遺言’這個重點，其他就迎刃而解了。” 其他的謠言，時間地點內容人物都可以和“總理遺言”不搭界的，怎麽“就迎刃而解”呢？

我們的這位偉大的哲學毛老師，還教導我們，矛盾的共處是相對的，暫時的，矛盾的鬥爭是絕對的，一直鬥爭到另外一方麵滅亡。毛澤東是喜歡仇必仇到底，將革命進行到底。其實，許多矛盾是能長期共存的，有的可和而解的。

矛盾論原先隻是毛澤東加強其統治地位的裝飾。 後來他也自我陶醉在歌頌裏了，以為自己的辯證法真有幾刷子，也許可以預測粒子物理裏將來的新發現，人們會說那是聽了毛澤東的話才發現的。 毛澤東要請日本的一個核物理家來談粒子的分與合。要談話，毛澤東需要核物理的背景知識，於是命令複旦大學替他準備背景材料。那是一個偉大的任務，要寫一篇文章把中學生提到物理博士的水平。

分析蘇聯解體的原因的背後，還可以看到時下大陸研究者對蘇聯不甚了解和想當然，想當然後覺得它符合我的思想知識經驗等背景，就認定它是對的，就寫進文章了。這是當今大陸的我思必直的文風。

輿論失控說就是個例子。 從中國的輿論控製標準來看，蘇聯的輿論早在斯大林時代就和中國大不同，就失控了。蘇聯的真理報，主編是政治局委員，沒有中宣部這個婆婆來仔細控製的。中國人民日報的主編是六級幹部，可以對他說三道四的人，多得是。蘇聯的報紙是報道新聞的，除非某新聞有特別的意識上的顧忌，其他都可報道。中國的報紙是教育人民動員人民的，新聞報道是為此服務的。民可使之而不可使之知之，不需要告訴老百姓的事，不要去報道。真理報天天報道蘇聯各地領導人的任免，除非極個別的由政治局關照的例外。中國的人民日報，除非極個別的由政治局關照要報道的任免外，從不報道任免，那怕是省委書記那樣的大官。

原先，中南海的門衛兵對出入的領導要敬禮。有幹部說，如果國民黨特務在外麵看到步行走出來人，受到敬禮，那就是領導，特務跟他走，就可以把他暗殺了。報告送上去，沒有人質疑，中央批準了對步行出中南海門的領導們，其實是對次次級的領導不敬禮。

同樣的事和人充斥著中宣部和報紙。他們做的事就是無事生非，小事放大。比如，投票結果的報道，上次報道的是全票當選，這次毛澤東比全票少一票，他們就決定，不報道，其他人的得票數當然也隻好不報道。以後呢，也以不報道的為好。彭德懷張聞天都是政治局委員，他們長期不得參加政治局開會，所以政治局開會的名單，怎麽能見報呢？這就是中國的特色，到現在還是這樣。你們讀者問了也不必回答你。中國的讀者們，本來是高小水準，在毛澤東時代退化到小學一年級，文革時退到幼稚園水準。而且，要降低中國老百姓的認知水平，容易得很。說香港台灣美國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很多人相信了。80年代初，對要到美國去進修的科學家們，學習班裏的政治輔導員真誠地說，美國有三分之一的人，晚上是餓著肚子睡覺的。科學家們沒有質疑，怕被取消出國。 

蘇聯的讀者是中學程度。他們真想知道的話，大城市有外國報紙，中等城市有外國共產黨國家的報紙。他們聽短波廣播不犯法。斯大林不花力氣在降低讀者水準上，讀者水準到了中學程度，也不容易被愚昧化的。

蘇聯的宣傳製度有章程，比較對老百姓開放。比如，五一節的遊行是現場直播的。 一向如此，電視台照章辦事不必請示。 1990年五一節，遊行隊伍裏的拉脫維亞等國人，突然在列寧墓前不走了，吹口哨，叫“戈巴喬夫辭職”“打倒列寧的迷信”。 列寧墓上蘇共政治局委員們個個鐵板了臉，電視台直播，這些都讓全蘇聯人民看見了。 但退一步說，不直播，莫斯科人那時也可以從外國新聞和電視裏裏看到。一句話，不是輿論失控，而是蘇聯人民獲得資訊的能力和需要資訊已經發展到了那個程度。 

本文開頭提的那些蘇聯解體原因，都是國內的研究者們為執政黨找前車之鑒，防止之道的。不是真實的曆史的分析。我沒有看到“人民不滿說”，“人民失望說”，“人民成熟說”。其實，蘇聯的解體是因為人民太不滿意，太失望了。蘇聯能有這樣的平和過渡，不開一槍，說明了蘇聯人民及其黨政軍的成熟。對比中國，文革時為了打倒或者保一個省委書記，二派鬥得你死我活，拿得到槍就開槍，拿得到炮就開炮，能有和平過渡的可能嗎？ 

下麵用幾個例子來說明蘇聯與中國的反差。

1990年葉爾欽到蘇聯各地22天，回來說，“我看到了太多的眼淚，聽到很多話。 它會在我心裏許多年。 我不能休息，直到這些糟糕事被解決。” 建國後周恩來回延安去看過，那裏老百姓非常苦，據說周恩來流了淚。 但這並沒有給了他為人民謀幸福的勇氣。  

葉爾欽第一次訪美，他和一位親信去看超市，那裏有三萬種商品，不要排隊。葉爾欽回到旅館後的那天，他真正地成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反對者。莫斯科市委書記的葉爾欽有獨立見解，他不相信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可以改好的了。
中共的王震到英國去訪問了工人家庭，見他們生活那麽好，王震說的是“如果再加上共產黨的領導，那就是共產主義了。” 差別就是這樣的大！ 

戈巴喬夫要辭職前，他還掌握KGB, 外交，中央銀行和軍隊。葉爾欽的付總統 Alexander Rutskoy反對蘇聯分裂，他辦公桌後麵掛一張蘇聯地圖。 他聽到Belovezh Agreement簽訂後到克裏姆林宮，要戈巴喬夫逮捕那簽字的葉爾欽和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的總統，戈巴喬夫回答：“我們不能打，那是犯罪。要考慮我們人民的生活。”  這樣的道德基線，是毛澤東及其敬仰者沒有的。 

那時的蘇聯國防部長，Yevgeny Shaposhnikov 元帥，心裏想的是軍隊是國家的，不是我自己的資本，我不可以趁此亂世來掌權。我規規矩矩地服從國家，服從法律。 在戈巴喬夫交軍權時，葉爾欽違約，而戈巴喬夫要堅持原來的做法時，他做了和事佬，完成了交接。  

（寫於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