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見的一本書《Journey into China》

Violet Cressy-Marcks （1895-1970）是英國的女探險家和攝影家。
現在從她的遺囑知道，當年她的旅行是得到英國情報當局資助的，難怪她在中國旅行時很有錢，甚至想買輛汽車。 她曾經從埃及開羅直穿非洲到好望角，從挪威到北極，從芬蘭到蘇聯。1937-1938年她到中國，她走過紅軍長征走過的地方，她到過延安，和毛澤東談過5個小時。她1942年出版的書《Journey into China》，現在是隻有到大學圖書館才借得到了。她在書裏發表了許多從雲南到青海湖的照片。所以值得對她的書作些介紹。

司馬璐那個時期在延安，他引證過這本書。司馬璐引證的關於Cressy-Marcks對毛澤東印象的那句話，“我並不以為這個人的頭腦絕頂聰明，但在戰略上，他是靈巧的。”在翻譯上是不符合原意的。（I did not credit this man with a
great brain but I was in the strategical sense.）

Cressy-Marcks在書裏說，她當時的印象是，她奇怪地感覺到毛澤東沒有火一般的熱情。 這點很重要，真正獻身於革命的人，都有過火一般的熱情。 如果毛澤東沒有過，那就是說，毛澤東參加革命是找他個人的出路，不是為了做人民的大救星。這很值得將來的曆史家們研究。 再仔細看，毛澤東在狂熱的文革裏也沒有表現出火一般的熱情過。 

1936年4月，紅軍攻Hsien Chang 城。紅軍攻城的方法是叫當地被抓去的人當衝鋒，同時在城內勸守軍投降開城門。 進城後，紅軍對有二塊錢的人，拿一塊，有四塊錢的拿二塊，以此類推。 對有50塊或者更多的人，全部拿走。 富家的東西全部拿走。 最為需要的是武器彈藥，鞋子衣服。

Hsien Chang 城裏有一對德國來的傳教夫婦，被一個中國寡婦藏在她家裏。 紅軍進城當夜，紅軍在街上大叫，出二萬大洋捉這對德國傳教夫婦。當地有好些人知道傳教夫婦在那裏，都不說，不要那個二萬大洋。 三天後，聽說中央軍要來了，紅軍就走了。

現在知道，紅軍在長征時，綁票也是軍費的來源。 尤其是綁票外國傳教士，因為外國人肯出大價錢。 

這對德國來的傳教夫婦在當地還做禁戒雅片的好事。 他們的教堂裏有許多牢房樣的小間，就是把吸雅片的人關起來強迫戒煙。 

Cressy-Marcks 在延安見到毛澤東，她說，她從來沒有見過像毛澤東那樣的耳朵，其頂上部很平。

毛澤東回答Cressy-Marcks的問題，很坦率，“他很敏捷地保衛他的理論”。他多少也騙動了這個英國來的高大的婦人。這裏有二個可以提的事。  

毛澤東問，你聽到的反對我的話是什麽？Cressy-Marcks回答，說你殺人，殺40歲以上和8歲以下的人，一些鎮說你是強盜。 當時在場的有二個翻譯，還有年輕的警衛，翻譯完了後，Cressy-Marcks 聽到警衛走近她的身後。

Cressy-Marcks問，你認為（蘇聯的）集體農場是好的嗎？

毛澤東回答，是的，它應當是好的，如果我們建立起來給人民，像蘇聯那樣。 

Cressy-Marcks問，你認為女人們喜歡在一個灶上燒飯，還是喜歡在自己家的灶上燒？你認為中國農民喜歡分享土地的收獲嗎？

毛澤東回答，假如沒有足夠多的話，農民隻好分享。

從這裏可以看到，第一，毛澤東對蘇聯的大饑荒，餓死很多人，因為集體化的緣故，知道得很少，也沒有去想。 第二，毛澤東早已經為中國農民安排好了集體化的命運，還以為那是解決中國農民人多地少的辦法。 

Cressy-Marcks也聽了毛澤東的演說。 她說，“我從來沒有見到像毛澤東那樣演說時不用手勢的人。” 在三個小時的演說期間，毛澤東的雙手始終在背後。他沒有稿子，沒有手勢。整個大廳（教堂）是一片黑暗，隻有二個燈掛在台前。Cressy-Marcks看她周圍的人，板著臉，敬畏的眼睛不離開毛澤東，對他的話和理論沒有懷疑地接受。

從Cressy-Marcks的觀察也可以看到，延安紅色人的生活不是平等的。

毛澤東住的是房子，不是窯洞，有玻璃窗，而且房子的二邊都有窗。這在西北是很稀有的，那時西北大部分的窗是用紙糊的，Cressy-Marcks 在西北旅行住旅店，常有人在窗紙上戳個洞，看這個外國女人梳頭洗腳。 毛澤東有張床，有白的被單。 屋子外有口井。 

張國燾住的是窯洞，是Cressy-Marcks看到的最大的，最清潔整齊的，窯洞壁的質地也少見地好。 在張國燾住的窯洞裏，有一張紅木的大床。張國燾穿得很整齊，靴子擦得亮得像鏡子。

Cressy-Marcks在延安看到很多很多紅色人生凍瘡，都沒有手套。生凍瘡的遠遠比她在阿拉斯加見到的多，有的人耳朵都凍掉了。延安派了一個可愛的小鬼替她拿照相機，她看那個沒有手套的小手，凍得紅腫發爛。她在延安的一家飯鋪請紅色朋友們吃飯，回請的都是到家裏，因為飯鋪太貴了。Cressy-Marcks 遇到過在延安的唯一的一個美國人，Dr.S. Hayday, 他是到那裏去做無線電通訊的。 

Cressy-Marcks 離開延安時想，研究共產主義就像研究每個國家的宗教那樣難。 這句話她說對了。 她還說，共產主義在東方會比西方實行得好。後來的曆史證明，這是大錯特錯了。 

（寫於2014/3）

[劍吼西風]

不可信。

[數字證]

那時候西方是有共產主義在東方會比西方實行得好的說法，理由是東方更習慣於專製統治，沒想到東方的共產主義不但是製度上更是思想上的專製。後果更為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