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the banality of evil”的理解

Hannah Arendt 是個猶太人，她被納粹關進過集中營，1941年逃出來，逃到美國。後來成為哲學家。

Hannah Arendt創造了一個說納粹製度的名言，“the banality of evil”。 惡行都是少有的少見的，通常都是惡人做的。 但在希特勒的德國，到處是惡行，見慣了惡行，對惡行沒有新鮮感受了，大家對此也麻木了。從另一個方麵來說，你隨手就打猶太人，我高興就踢猶太人，那麽，打死猶太人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管集中營的軍官，天天把猶太人毒死燒掉，也不是惡人了。

其實，“the banality of evil”用在毛澤東的中國，比德國和蘇聯更合適。 在德國，希特勒殺猶太人是瞞著德國老百姓的，是有相當百分比的德國人不知道的。所以美國人要命令當地的德國人都去看集中營裏的死人。　在蘇聯，也有老百姓不知道黨內殺了多少人，有個在莫斯科的老科普作家，在30年代他居然不知道基洛夫是誰，布哈林是誰。這樣的事，在中國不像會有。　所以蘇共內鬥的真相被曝露後，有許多蘇聯老百姓為之震驚。　毛澤東在對敵鬥爭的意識形態上，強調到極端，推行到極限。采取的是搞群眾運動，普及到每個角落。

中國老百姓在文革時期，對戴高帽子，跪打很快就麻木了，後來聽到跳樓自殺，內心裏也不震動了。 這是因為惡變得太普遍了。這就是“the banality of evil”。

正因為此，造反派要找新的刺激，打人要脫褲子打，打女人要打陰戶，後來還想出了燙的刑具，對女的要燙陰戶。內蒙古的一打三反就是這樣做的。 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那樣殘酷，做的時候還理直氣壯，階級鬥爭大方向對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做過頭又怎麽樣？

監獄裏也對犯人殘酷。張誌新就是一個例子。不人性的事在監獄裏很普遍。 比如女犯人在勞動時要上廁所，看管的不許，女犯人急得當眾脫褲子小便。剛參軍的小戰士看到了學到了這類醜惡，在他心裏，就會“the banality of evil”。

“The banality of life！” 在英語裏應當理解為“乏味啊，生活！”　注意這個ｏｆ的用法，就像　My thought of Mao Zedong，應當理解為，我對毛澤東的想法。　那麽“the banality of evil”可以理解為，對惡行看慣了，聽厭了，乏味了,無動於衷了。　意譯的話，可以譯為對惡行的麻木化或者普遍化，因為不普遍不會麻木的。　同樣，“the banality of corruption”譯成腐敗的平庸，不如譯為對腐敗的冷漠。 有個大陸的知識分子說，政治家玩女人是普通得很的事。 這個說法不對的，玩女人對要選票的政治家來說是很危險的要克製的事。 這反映了大陸知識分子的banality，對什麽呢？對政治家玩女人。 

毛澤東有個厲害的地方，是對負麵批評，直接了當地承認並加以正麵的弘揚。 人家批評他是秦始皇，他說我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在延安時，有人說他的男女關係，他說，我就是吃喝賭嫖，我是學孫中山！ 痞子就是這樣的，說他不要臉，痞子回答“你說對了，老子就是不要臉！你還要我來補充，你說不出口的事我都做得出！” 他的這個本事，就是把惡變為Banality。 

（寫於2013/7-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