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城老應
用調侃去書寫思考，以故事來敘述理論。
榕城老應
公元前 399 年，雅典的法庭判定蘇格拉底有罪。一月以後蘇格拉底從容赴死。四百年後，耶穌因為譴責耶路撒冷神廟的祭祀被羅馬政權處死，這兩個處決同被列為影響西方精神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得益於他的傑出弟子柏拉圖和徒孫亞裏士多德的輝煌論著，蘇格拉底被尊崇為最著名的希臘思想家、教育家、西方哲學的奠基人。 1789 年大革命時期的法國雅克·路易·大衛創作了《蘇格拉底之死》的油畫來鼓舞為信仰和真理獻身的精神。現代美國著名老報人斯通有感於五十年代麥卡錫的白色恐怖，學習希臘文研究曆史，寫了《蘇格拉底之死》一書為言論自由呐喊。多少年來，蘇格拉底充滿睿智的思想和無畏的精神感動了無數的人，使得他成為捍衛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個殉道者。人們總是將褒義詞贈給好人，將貶義詞加給壞人，以達到理智和情感的統一。於是雅典法庭就成了假民主，對蘇格拉底的判決無疑是非法的迫害。這樣讓一切都能順理成章地得出心智和諧的結論，但卻錯失了對這個事件深刻的思考。
最近在網上聽了哈佛大學的《公正》和耶魯大學的《政治哲學導論》，讓我明白有些書不是這樣讀的。尤其是哲學。哲學思考的過程比結論更重要，很多問題並不一定有肯定的答案。
讓我們重新審視來一下這個事件。
三個希臘城邦的公民，米列托斯（悲劇詩人），安捏托斯（工商業主），呂康（修辭家）告發蘇格拉底“不敬神”和“蠱惑青年”。其時雅典實行城邦民主製度。“不敬神”即不信城邦的神，反對民主製度。這個神靈就是人們認為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的政體原則，如同現在美國憲法中自由、平等、人權的概念（耶魯教授語）。蘇格拉底認為城邦不能夠由公民自己來治理，而是要由 “ 知道如何統治的人來治理 ” 。這就是後來他的學生柏拉圖在《理想國》裏所說的 “ 哲學王 ” 。“蠱惑青年”指蘇格拉底善於詭辯，宣傳他的政治理念，在誤導青年。把這個控告的貶義詞性去掉，說的也是事實，並不算是個誣告。
這個案件，按照民主方式由五百零一個雅典普通公民組成了陪審團的法庭審判。審判先由起訴人和被告之間進行辯論，然後陪審團投票決定是否有罪。蘇格拉底以善辯和蠱惑人心著稱，這個程序很公平，對他也有利。然而這是一個用簡單多數裁決信仰和政治理念的審判，是一個哲人對抗民意的法庭，是關於自由、民主、法製與道德相互衝突糾纏的局麵，這就注定了一個悲劇的結果。
審判以 281 票對 220 票判決蘇格拉底有罪。蘇格拉底對投票的結果感到驚訝，認為如果努力一下多了 31 票就可以證明他的勝利。到了現代，耶魯的課堂模擬了這個審判，投票結果比雅典寬容些，但也有相當多的人認為他有罪。無罪的根據當然是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有罪的理由是：他挑戰了所在政體的基本原則，不僅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任何政府對反社會的行為都是禁止的。
雅典的法庭純粹由陪審團的民眾投票來評判雙方的辯論決出勝負的。這就讓人感到困惑：既然蘇格拉底是那麽有智慧又能辯，為什麽他會失敗了？
這就要從這個衝突的根源談起。
在古希臘人們的思想和活動都是由激情來驅動的。荷馬史詩所謳歌的英雄、政治、戰爭甚至諸神的行為都充滿了情欲、愛恨、憤怒、妒忌等激烈的感情，至情至性，感人至深。人們以心中的好惡來評判社會正義，嫉惡如仇。社會普遍認為這是美德，也是知識的源泉。因此敘寫的詩人和宣傳這些美德的演說家是社會最受尊崇有知識的人。蘇格拉底認為能對激情自我控製才是美德。對人們認為天經地義事情的質疑並不等於反對它，而是一種求知的態度。他用辯證的提問來質疑那些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嘲笑社會上那些有知識的人。詩歌重在渲染，哲學貴在辨駁。在本質上這是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的衝突。這就難怪起訴他的人中是詩人、修辭家和工商業主了。
在法庭的辯論中，蘇格拉底用邏輯證明了他不是不信神。而是按照神諭做一隻牛虻來刺激駿馬雅典，以免它變得懶惰遲鈍。他認為自己是無知的，但神認為沒有人比他更有智慧，他羅列了與人辯論獲勝的經過來證明了這個神諭。但這些雄辯的邏輯和自誇的表白隻能讓陪審團的群眾感到羞辱。
起訴人隻是輕蔑地宣稱這些都是詭辯，就足以讓人忽視他的邏輯。感性的思維來自人們本能的反應，而理性思維則是需要用頭腦來思考的。詩人米列托斯用激情的語言指出民主的敵人三十僭主之一的克裏提阿斯和那個叛國賊阿爾克比阿底斯曾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他們在他的教導下成為政治家的。而這位善於教導人的蘇格拉底先生還曾是三十僭主元老院的主席。這些富有煽動性的話讓聽眾群情激動，充滿了正義的憤慨。
蘇格拉底的朋友勸他再次申辯，不希望他被不公正地處死。他淡然地說：“難道你不認為我一輩子都在申辯嗎？親愛的阿帕多拉斯，難道你希望看到我公正地而不是不公正地被處死嗎？”
判罪之後的量刑程序，雅典的法庭就起訴方提的死刑和被告人認罪罰款之中作一裁決。蘇格拉底卻用這機會宣傳他的理念。雅典人認為個人隻有在社會活動中才能找到幸福，公民隻有積極參與城邦事務才能得到教育和完善。而蘇格拉底認為人的幸福並不是參與集體生活，而是退出這些義務，專注於自己的靈魂。他說：“未經審視的生活是毫無價值的，不值得生活的。我從來沒有過普通人的平靜生活。我不關心大多數人關心的事，……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和每個人接觸，勸說他們不要把實際利益看得高於精神和道德的作用，應當首先重視城邦和國家的利益。我這樣的行事方式該受什麽樣的回報？先生們，對這樣的人，最合適的回報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享受市政廳提供的免費公餐。”
雖然他的朋友願意為他支付三十米納的罰款，他堅持隻認罰款一米納。
這個蔑視公民義務反社會理念的傲慢態度挑戰了雅典公民的智商，陪審團絕大多數認為他藐視法律和民主的意誌，反對他的以比先前更多了 80 票，以壓倒多數判處他死刑。
在等待處決的日子裏，他的朋友安排一個越獄，勸說他逃出雅典。他拒絕了，說：“ 我一生都致力於城邦的法律維護，如果我現在選擇違背法律的方式逃亡，豈不是對自己一生的嘲弄？”
這是一個很悲哀，很荒謬的局麵。蘇格拉底被訴不信神，他卻是聽神的召喚作牛虻乃至去犧牲。蘇格拉底被公認為能言善辯，他的辯護不僅沒有說服陪審團反而激怒了他們。自辯的目的該是為了脫罪減罰，他自己卻坐實了反民主、反社會的指控，自陷於死地。他因反對社會製度被判罪，蔑視法律而處死，他卻願意遵從其法律去赴死。蘇格拉底倡導以理性的辯論來替代詩人的感性思維。但在法庭中，悲劇詩人用辯論的武器置他於死地。蘇格拉底卻以殉道者的激情誌願犧牲，譜寫了一個悲劇。
事實上，蘇格拉底之死是由於他的個人自由背離了大多數人的民主選擇 。他給後人留下的財富不是他追求的精英治國政治理念，而是他“愛思考”的哲學思想。
在這個感性和理性思維的對決中，蘇格拉底輸了辯論和生命，而釀成這悲劇的求知思想卻讓後人繼承下來，學會了理性思考，最終為他贏得西方哲學奠基人不朽的地位。
今天蘇格拉底已被看作為追求真理而死的聖人，他所提倡的理性思維是一切科學的基礎。人們認識到感情的衝動不足為憑，理性的邏輯才能獨立思考獲得真理。感情雖然力量強大，終究不能到達理性的深度。理性經過訓練卻能夠把握感情的走向。
蘇格拉底的牛虻不斷刺激著人們審視被尊崇的神靈，帶來了科學科學、社會科學、道德哲學的進步。史詩派的幽靈又不斷地將這些進步塑造成新的神靈，永遠占據道德高度。無聲的宣傳激起了信仰的崇高情感，社會無意識養成了嫉惡如仇的書生意氣。
早在蘇格拉底犧牲四百年後，耶穌為世人獻身，救贖了人類用自己頭腦來“知善惡”的原罪。認為世人要通過虔誠的信仰才能真正獲救。與蘇格拉底同時代的孔子幹脆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過兩千多年的曆史交鋒，雅典的傳統還是被繼承下來了。因此爭取民意的選舉要通過誘人的口號來打動，宣傳乃是激發感情影響人們的最有效的手段。作為民眾，在獨立思考時，我們比兩千多年前的雅典陪審團又有多大的進步？
德國偉大的作家萊辛問：“當上帝一手拿著真理，一手拿著追尋真理的能力時，你會選擇哪一個？”他說：“對真理的追求比占有更可貴。但為尋求真理的努力比沒風險後的占有，代價要高的多。”生存的法則注定了感性思維的人民永遠是多數的。
在今天我們重新審視這個案件，再投出一票時，無論認為蘇格拉底是有罪還是無罪，有多少人是真正出自理性的思辨？有多少還是直接來自今日對自由和民主信仰的感性認知？
當你居高臨下、義憤填膺、嫉惡如仇地斥責看不慣的事情時，要想想你是否像雅典法庭的陪審員。每當你的心和腦衝突時，你其實也在詢問自己，蘇格拉底有罪嗎？
這是我用感性的文字寫哲學思考的一個嚐試。我在寫的時候特別注意詞匯和文氣均衡，來調動讀者不同的感情共鳴以期無偏。希望既能吸引人又不被我的傾向所影響。其實無論回答是不知道，還是某一種回答都是我所期望的。很高興貼在論壇上能吸引朋友們看完寫評論，而且是不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