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賴子的慟哭

  榕城老應

上次回國，中學同學聚會時，我看到葉XX張著缺了三顆門牙的嘴巴，油腔滑調地跟我說：“回美國的時候通知一聲，隻托你帶一件行李去，我把自己裝在箱子裏。下了飛機，我就可以幫你抗行李了。”四十多年了，我才確信他已經從那件事裏緩過來了。

葉是我中學的同學，滑稽狡猾又對很多事漫不經心。中學是我們大多數人學自行車的時期。班上有兩個人的車子是最常被人借的，不是因為車子好，而是摔倒了最沒有心理負擔。一輛是“墮落文人”的鐵甲車。這鐵甲車已經傷痕累累，用鐵條電焊加固過，再摔幾下也看不出區別來。這是我們班一個同學，因為好寫文章，經常到學校附近的“人民影院”寫影評，約為寫手，經常得些免費的影票。他於是常作文人的沉思和呻吟。稱他為“墮落文人”，其實還沒查到他真有什麽墮落的表現，隻是覺得僅稱“文人”太抬舉他了，加上“墮落”大家心裏平衡些。

葉同學的車子不好也不差，因為他家就是開修車鋪的，摔壞了不用擔心。他有時油的像社會上的混混，叫二流子最貼切，但這樣過於打擊人，於是取了電影裏的角色，叫“二賴子”，比較隱晦些。二賴子雖然油，經常表現賴巴巴的，卻正經的隻讓被人占便宜，他從來不占別人的便宜。那時學生身上最多也就揣上一二角錢，人們急於用錢時多數找他借。班上還是有其他有錢人，但因為他最不正經，也就最容易開口。他也常帶二塊三塊的在身上，好讓人借。當然，他要是隻有這樣樂於助人的事跡，那就成了雷鋒了。

有一次他剛將廢紙簍放在半開的教室門上，外麵驚呼：“馬主任來了！”個個同學都狐狸般乖巧地不走前門，從後門溜進教室。教導主任真的來了，馬主任推開教室前門，廢紙簍便砸在她頭上。馬主任滿頭紙花，憤怒地問：“誰幹的！”大家都不吱聲隻是憋著笑。“要是不講，全班都留下寫檢討！”看到殃及全班，二賴子慢吞吞地站起來說：“馬主任，我錯了，這裏是我的檢討。”我很詫異，怎麽能寫這麽快，探頭看了下他抽屜，原來一式幾份還有好幾張，隻要填個日期就行了。

那件事發生在我們幫助農民搶收稻子的下鄉勞動，幹了三天活，結果台風也沒來。晚上我們就和農民及當地駐軍聯歡了。這聯歡是即興來的，誰也沒時間準備。駐軍唱了幾首軍歌，農民是一個老頭和幾個小孩上去打了幾套拳。我們是：墮落文人上去朗誦首詩，幾個女生一個小組唱，再就是二賴子的快板。很少見二賴子參加這樣正式的主流活動，這次居然主動報名了。快板書的內容是新近報紙上登的，大致是歌頌解放軍支農的事，很應景。動作設計當然是自創的，旁晚還見他在背後練了兩個鍾頭。上台以後也很流暢，動作誇張投入，惹得農民小孩咯咯直笑，隻是覺得要是不那麽搖頭晃腦的會更好些。

晚會後駐軍政委找了班主任，反映快板節目不大嚴肅，希望以後注意些。班主任和班幹部聽後變了臉色，馬上開班會，留住駐軍政委旁聽，說明我們也是有這覺悟的。斑會團團坐，大家輪流發言，經過提醒大家也覺得有點油腔滑調，用來歌頌解放軍是不大嚴肅。各人也都說了幾句，不外乎欠考慮呀，今後要注意等等，再深刻一點也就是：葉同學平時不拘小節，吊兒郎當，有損我們一中形象，務必認真改正之類。二賴子起先還辯解幾句，後來就不做聲了。心裏是否服氣不知，態度還屬不錯。眼看快要結束了，駐軍政委也沒表態，班幹部和老師隱隱覺得在這大是大非問題麵前，這麽四平八穩溫吞吞的批評像是小資情調。那是64年秋天，文化革命還沒開始，大家的革命覺悟遠沒有後來那麽犀利，從一句話都能看到反黨反社會主義。但是《牛虻》大家都看過，革命青年就要有那種剜心割肉的決絕和鮮血淋漓的快意。

班長和幹部們交換一下眼神，開始發言：“葉XX家開修車鋪，是小業主，按照毛主席的階級分析，這階層對革命有抵觸情緒。葉XX平時小恩小惠拉班結派，流裏流氣，是不是有家庭的根源？”

我看見二賴子身子抖一下，臉色黑了下來。

團支書文科很好，言辭有力，一劍穿心：“我看這一次葉XX的表現不是偶然的，是攻擊人民軍隊的事件。。。”團支書嚴肅認真作了分析批判。

二賴子的臉色又變了，一會兒通紅一會兒煞白，身子慢慢有些起伏，最後能夠聽到他的喘氣聲。團支書還在引經據典，旁征博引的論證時。突然聽見一聲大吼，一串罵聲便從二賴子口中噴出，起先還字字鏗鏘，後來便是無頭無尾毫無邊際的謾罵，如同滔滔洪水，漫漫狂沙。普通話罵完接著來方言，汙言穢語好像村夫潑婦，不堪入耳，不含邏輯，毫無章法，隻是狂放地發泄。這回輪到班幹部和老師臉上發白了。大家都覺得這同學素質也太差了，在外人麵前更是臉上無光。幹部交頭接耳地商量幾句，剛要組織人強行製止。就聽到一個撕心裂肺的嚎叫，二賴子由痛罵轉為慟哭。他是用全身心地慟哭，一浪一浪地從腹底充滿肺部在喉嚨中併發出來的嚎叫。手舞足蹈，混身抽蓄。幾個同學忙衝上前按住他，他就在地上扭轉翻滾，撲騰得像一條剛剛上岸絕望的大魚。

男兒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傷心處！這下大家都感到批得過了點，二賴子確實是被冤枉了。

這件事不了了之，誰都感到臉上無光，再沒人提了。接下去，升級進入高三準備高考，大家就漸漸忘了。隻是不再見到二賴子嬉皮笑臉什麽都不在乎的形象，還有那種身立在車上一腳踏地瀟灑與人商量的模樣。

發榜後，班長和團支書都上了北京的大學，二賴子落榜調整到郵電學校。一月後，班長和團支書都收到 “母死速歸”的電報。團支書馬上給家裏回電“不勝悲哀，從儉安葬”。班長比較心細，看到抬頭還有一行沒有譯出，找了電碼本，查譯出來居然是團支書的地址名字。兩人一起分享了同一份電報。經過一番詢問、商量、解釋、忙亂之後，他們咬牙切齒地要找出這發報喪電報的人。查到老家，倒也不難找到，二賴子已經在同學那裏解恨地吹噓這個傑作。大家同情之餘，也覺得二賴子過了點，畢竟這有點“犯法”。當年的班長和支書雖然冤枉了二賴子，隻是順潮流追求進步的表現。二賴子很快受到懲罰處分。性格後來聽說大變了，完全不像以前那樣幽默搞笑，熱心瀟灑，那件別人都認為隻是個情有可原短暫冤枉的小事改變了他的一生。

到現在我還想不清：他們這場恩怨中，到底是誰過份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