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法國同屋

 

 

            我從窮鄉僻壤的鄉下一步跨進首善之地的京城，好比魚躍龍門入滄海，驚喜固然驚喜，更多的是懵裏懵懂找不著北的惶然。梁莊的榆樹和洋槐遠去了，代之以未名湖畔的依依垂柳，草頂土坯牆的鄉間土居不見了，滿目是飛簷琉璃瓦的華屋美廈。我漫步在風景如畫的未名湖畔，恍惚間不知此身何處。直到腳上的帶襻黑布鞋，踢著了漢白玉石橋的台階，方才確認這一切不是夢境。這雙布底鞋不正是我在梁莊小姊妹毛薺的指點下，納斷了十根大針，紮疼了無數次手指，苦心孤旨親手做成的嗎？我特意帶著它來上大學，是因為它能讓我感到踏實和自信。現在我就正穿著這雙布鞋，輕輕走在用鵝卵石鋪成各色圖案的湖邊小道上。

            進北大不到一學期，在燕園各處奔走還不能保證不迷路的時候，一個消息傳來，改革開放後國家開始與國外發展教育交流項目，我校奉教育部指令接收了英法意德幾個歐洲國家首批派遣來華學習的留學生。 這些留學生有的要進入曆史係學習，因此要從七七級新生中選拔若幹同學進留學生樓“陪住。”不久，陪住學生名單公布了，我班被選中的三名男生三名女生中，我的名字也恭列其中。那五個同學將要陪住的都是英國人，隻有我被分配和一位法國留學生做同屋。我想，天哪，我這兒還沒從繞口的“一片兒一片兒雪花兒”的北京話裏繞出來呢，現在倒又要去跟說著全世界最繞口的法語的人朝夕相伴了。

            那天，一輛大巴士停在留學生樓門口，把一批金發碧眼的留學生和他們的大堆行李一起卸了下來。我們這些已先期入住的“陪住生”迎上前去，各自去領分配給自己的同屋。留辦主任蔡老師把一位藍眼睛、亞麻色頭發、身材高挑的姑娘帶到我的麵前，對我簡短地介紹說：“這就是你的同屋，杜克露絲 · 韋羅尼克 (Véronique de Romefort)。她來中國以前是巴黎第五大學的學生，她的老師是德斯坦總統的中文翻譯。噢，她還有個中文名字，叫鄭蓉。”我連忙伸過手去，對她笑著說了些歡迎的話。鄭蓉卻隻是禮節性地伸出手來，跟我輕輕一握，說：“你好！”再無多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外國人，對於怎樣和外國人打交道一片惘然。而且，從我的新同屋對我的態度和眼神裏，我讀到一絲傲慢和狐疑。我心裏有點兒發怵，當陪住生也許並不像想象的那麽好玩。要是和這位看上去挺孤傲的同屋處不來的話，這兩年的日子怕是不好過呢。

            鄭蓉學的是中國史，但曆史係七七級中國史專業沒招生，所以他們幾個留學生便由中國史專業的教授單獨授課。我們的上課時間和地點都不一樣，晚上即使留辦沒給他們安排什麽活動，留學生們也會自行聚會。我和鄭蓉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內容和朋友圈，雖然住同屋，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加上她的中文隻有1+水平，我的法文是0，我們倆的英文水平都在1上下，說起話來，少不得她抱一本大法漢詞典，我抱一本大漢英詞典，吭哧吭哧的翻，費勁的很。在宿舍以外的地方遇見了，自然要打個招呼，我說：“吃了嗎？”問的時候並不停下腳步，指望著她隻要回個“吃了”，我們就算完成了禮貌交會，誰該幹什麽幹什麽去。中國人見了麵，不都是這樣的嗎？可鄭蓉偏不是這樣，她聽我問她吃了嗎，就會停下來，一本正經地想一想，然後看住我反問：“你想知道的是中飯還是晚飯？中飯我吃過了，晚飯還沒吃。”或者狡黠地眨一下眼睛，用調侃的語氣說：“我還沒吃，你是不是打算請我吃飯？去哪兒？”往往弄得我很尷尬，心想這家夥可真別扭，連順嘴搭腔都不會。簡直沒法跟她正常交流。幾個常來找我的同學也都覺得我這個同屋脾氣怪怪的。

            終於有一天晚上，我沒上圖書館，她也沒出去，我倆坐下來認真交談了一次。她說：“我不懂，你們連我們什麽時候吃飯，在哪兒吃飯都要報告嗎？”

            “報告？什麽報告？向誰報告？”我一下沒鬧明白她的意思。

            “向留辦報告啊。你們不都是中國政府派來監視我們的嗎？每個留學生都有一個監視他的同屋，對不對？不過我不在乎。”她聳了一下肩說。

            “什麽呀？”我委屈地叫起來。“你把我當什麽人了？我到現在連留辦的辦公室門朝哪還不知道呢。再說，我進校才一學期，除了海澱，連故宮、王府井都還沒去過呢”

            “真的嗎？”她的藍眼睛裏露出驚訝。

            “當然是真的。來北京以前，我在一個小村莊當下放知青，連我家鄉的那個省都沒出過。你看，我穿的這雙布鞋，還是我在鄉下的時候自己做的呢。”我這樣講著的時候，本來是頗為自得的，可是提到插隊的日子，自得裏頭竟又泛起了幾許自憐的酸楚。再聯想到耳聞目睹的外國留學生們的生活和他們受到的特殊待遇，簡直不能自已地有些憤憤然了。“你看，你才來了幾星期，人民大會堂也去過了，中南海也去過了，教育部長、校長還跟你們一起吃飯、合影。”我指著她漫不經心扔在書架上的那張方毅、劉西堯、周培源等領導與他們二十來個留學生合影的大照片，意猶未盡，繼續控訴：“你跟我說過法國政府一個月發給你三千法郎生活費和旅行費，你知道不知道我們中國學生一個月的夥食費是多少錢？12塊5毛！我們整天忙著學習，你們整天忙著玩，還說我們監視你們。說實話，你想叫我監視你我都沒時間！”

            一陣連珠炮發過去，把鄭蓉打啞了。過了半天，她有些歉疚地說：“我很抱歉，很遺憾。我……”拿過詞典一陣翻，找到了需要的那個詞：“……誤解你了。我想，留辦為什麽要給我們每人派一個同屋？一定是派來監視我們的。”我笑她糊塗：“你不知道嗎？派同屋是根據中法政府的教育交流協定進行的，是為了幫助你們學中文，適應新環境。你要想單住也可以，那你的國家就要為你多付一半的房費，這可能嗎？”鄭蓉沉吟了一會兒，點頭同意了我說的，但不忘找補一句：“你剛才說我們整天玩，不學習，那也是誤解……。”又說：“喂，下個星期天你有沒有空？我想請你去城裏玩，可以嗎？”

            真是不打不成交。我和我這位法國同屋的嫌隙就這樣通過一場對話消解了。下個星期天到來的時候，一輛出租車開到了25樓（女留學生樓）門口，鄭蓉和我上了車，直奔城裏去也。那天，鄭蓉帶我去了四個地方：友誼商店購物、北京飯店看朋友、全聚德烤鴨店吃烤鴨。最後，到了晚上，我們又去了意大利大使館參加為一位名叫保拉的意大利女畫家的現代派畫展舉行的雞尾酒會。出席酒會的人幾乎都是法意等國在京的外交官和文藝界人士。置身於衣香雲鬢間，我算是親身體驗了過去隻有在電影裏才能看到的西方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景。那天我跟著鄭蓉廣為遊曆，大開眼界。經曆了人生閱曆中的好幾個第一次，包括坐出租汽車。我對鄭蓉心存感激，她既然對“吃了嗎”的中式問候語過敏，我就戒了這句話。以後見了不管誰都不再用“吃了嗎”打招呼，而改說“你好”了。弄得一些朋友笑我當陪住生當成了“二出國的假洋鬼子。”

            鄭蓉對我不再心理設防，便開始跟我大談法國、談她的老家馬賽和她的家人。我發現法國人對母語的熱愛是溶化到血液中的。鄭蓉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肯借助英語，寧可費時費力地在法語和中文中硬撐，因為“法語是世界上最優美的語言，”中文呢？中文當然也值得驕傲，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承載了幾千年的文明啊。當我表示願意跟她學點法語的時候，她非常高興，立馬就教了我一句：“VIVE LA FRANCE！”（法蘭西萬歲）

            說到她的家庭，鄭蓉告訴我，她的父母都是畫家，她父親的畫別具一格之處在於他喜歡把過去的人物置於現代的場景，讓時光流逝造成的對比顯示在同一畫麵上。她的家人除父母外，還有一個“姐妹”和一個弟弟。我糾正她道：“姐妹是通稱，比你大的應是你姐，比你小的應是你妹，你這“姐妹”到底是你姐還是你妹呀？”她振振有詞地分辯：“她是我的姐姐也是我的妹妹，所以應該叫姐妹啊。”原來鄭蓉和她的“姐妹”是雙胞胎，鄭蓉先出生，當然是姐姐，那位就是妹妹，但這是根據的中國法律。根據法國法律則正好相反，後出生地被認為是先有的，應是姐姐，那先出生的自然就是妹妹了。鄭蓉為了照顧到兩國法律，就這麽稱呼她的“姐妹”了。沒想到這看似錯誤的稱呼還真有它的道理。這讓我想起老人家的教導：“看問題要從各方麵去看，不能隻從單方麵看。”

            鄭蓉的父母愛女心切，萬裏迢迢從法國郵來了一小簍法國奶酪和巧克力。這下可熱鬧了，那些歐洲留學生們跟她熟不熟的都找個借口來我們宿舍拜訪。鄭蓉也明白饞貓們是衝奶酪而來，就慷慨地用麵包奶酪招待大家。那天下午我下了課回宿舍，見七八個人高馬大的男女留學生把我們小小的房間擠得滿滿，連我倆的書桌上都各自盤腿坐了一個，人人手拿小小一塊麵包，抹上厚厚一層奶酪，大塊朵頤。鄭蓉見我回來， 也給我遞上一塊這樣的奶酪麵包，叫我嚐嚐這地道的法國美味。我從沒見識過奶酪這玩藝兒，隻覺得一股奇異的怪味衝鼻而來，令我反胃。為了禮貌，我接過麵包舉在手上，趁人不注意，就把它扔進了門後的字紙簍。不料第二天被鄭蓉發現了，她大光其火，漲紅著臉衝我嚷嚷：“你不要吃奶酪，為什麽不告訴我？我父母從法國寄來，非常不容易，你，你把它們扔掉！我真的不高興。”這事兒我自覺理虧，隻好再三向她道歉。

            過了幾天，我從學三食堂吃完午飯回來，遞給鄭蓉一個小盤子，說，“看，我給你帶了點兒好吃的東西。”

            她接過盤子，聞了聞，皺起眉頭問：“這是什麽？”

            “是腐乳，也是中國人的奶酪。我想，喜歡吃奶酪的人也一定喜歡吃腐乳，所以就給你買了幾塊。”我一臉誠懇地對她說。

            她謝了我，表示願意嚐嚐，但不是現在。就把小盤子擱在她的書桌上了。

            傍晚再回宿舍，書桌上的小盤子連同裏麵的腐乳都不在了。

            過了兩天，我和鄭蓉都聞到我們房間有股什麽味，我說可能是她那包準備送去洗的衣服發出的味道。可是她把那包衣服送走之後，氣味仍在。我們又察看了壁櫥和床底，也沒發現任何可疑的東西。再過兩天，怪味更濃了，甚至我們宿舍的門一開，走廊上的人都說怎麽這麽臭。這次我和鄭蓉更徹底地檢查了一下我們的宿舍，最後我把那扇朝著五四操場的紗窗推開，探頭看看是不是操場上有什麽垃圾帶來了這股氣味。我看到了什麽？紗窗外的窗台上赫然放著那個小盤子，裏麵擺的幾塊腐乳已被夏天的陽光曬成褐色，軟塌塌地攤在那兒，幾隻蒼蠅正嗡嗡地圍繞著盤子盤旋起落。我回頭大叫一聲：“鄭蓉，你幹的好事！”這下輪到她傻眼了。原來她也是接受不了腐乳的味道，又不好意思拂我的意，那天等我上課去了，她就把我送她的那盤腐乳放到了窗外，隨後就把這事兒忘得幹幹淨淨了。

          …………           

            鄭蓉是1980年9月1日回法國的。分別時， 她和我執手相看淚眼，依依不舍。做了兩年同屋，我們分享了許多的喜怒哀樂，也因為語言、文化的隔閡和脾性、經曆的不同產生過不少誤解和摩擦。但我們最終超越了橫亙在我們之間的種種障礙，讓友情在我們心中成長，成長的還有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兼容並包的胸懷。彈指間，二十五年過去了，“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茫茫人海中，我們還會再見麵嗎？若是再聚首，我們彼此還能相認嗎？各自心中又該有多少故事要向對方述說啊！

           

2005年3月27日  於枕浪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