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意氣：讀吳中傑的《複旦往事》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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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中傑教授於1953進入複旦大學中文係學習，本科畢業後留校，教書育人長達半個世紀。當年曾經教過我文藝學概論。最近讀到他在複旦百年校慶前夕出版的《複旦往事》，不由感慨良多。此書是吳氏半個多世紀以來親曆親聞的記載，作為單行本出版前，又曾由我的老師陳思和教授在他所主編的《上海文學》上特辟專欄，予以連載。

吳氏雖是名校高才生，不幸在中國當代政治最動蕩的時期進校。政治運動層出不窮，經濟民生跌宕起伏。而他的回憶文字所說的，正是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知識分子“人生識字憂患始”的慘痛經曆。作者剛進複旦時，母校在農田環繞之中，第一教學樓還沒造好，學生宿舍也隻有兩棟，在校舍等硬件方麵是小本經營。但經過1952年的院係調整，它在師資和學生素質方麵卻是群星璀璨，令人羨煞。後來盛傳當年複旦中文係有十大教授，其實影響大的遠不止十人，包括郭紹虞、劉大傑、朱東潤、陳子展、蔣天樞、王欣夫、趙景深、徐澄宇、吳文祺、張世祿、鄭權中、李笠、樂嗣炳、賈植芳、方令孺、餘上沅等。而且，當時這些“老教授”大都還隻有50歲上下，用現在的標準衡量隻能算是中年教師；而鮑正鵠、胡裕樹、蔣孔陽、濮之珍、王運熙等30歲上下的“中年教師”，照現在的說法，則是青年教師。教授們正是精力充沛，大有作為的時候，而學生中的風氣也重視獨立思考、潛心學術科研，並不覺得高分有什麽了不起。

可惜不久在知識分子中就開始了“觸及靈魂”的思想改造運動。大勢所趨，每位教授都不免上綱上線，誇大自己自私自利、不光彩的思想和行為，什麽多用一隻學校信封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作怪等等，而學生們則在有關領導的指揮策動下，對老師發動人身攻擊。象劉大傑這樣平時才子風度，說話無遮無攔的，不免落得個跳黃浦江自殺未遂的下場。比起日後的“反右”、“文革”，這個時期的政治運動還算是和風細雨的，隻有文鬥沒有武鬥，可是知識分子看得最重的不外是“麵子”、尊嚴。一旦教授們隱私曝光、斯文掃地，師道尊嚴也蕩然無存。學生開始缺席、上課不專心、教學無法正常進行尚在其次，知識分子對自己專業身份的認同和社會上對知識文化的尊崇更是受到嚴重損害。以後教授、學生無法靜心做學問，則理固如是。

果不其然，作者回憶，以後的政治運動愈演愈烈。牽涉甚廣、全國知名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中文係教授賈植芳作為“骨幹分子”鋃鐺入獄，剛畢業的章培恒被開除黨籍發配去資料室，當時在校的學生如曾華鵬、範伯群等也受到株連。以後的政治鬥爭，就象越轉越大的怪圈，不斷吞噬著新的受害者。作者說，最初中國是以1949年為界來劃分知識分子群的。1949年以前畢業的，是舊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1949年以後畢業的，則是共產黨自己培養的新知識分子。但“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則1949年至1966年這17年間所培養的大學生，“又都成為修正主義路線的知識分子，而化為異己的力量了”。

作者原本家庭出身、本人表現方麵都無重大問題，最多作為“走白專道路者”遭到批判。然而他在文革中也在劫難逃，被拘留審訊，作為上海“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因為“炮打”張春橋而鑄成的大案）的“狗頭軍師”、“幕後策劃者”遭到抄家、遊街、鬥批。作者最感到痛苦的還不是身體方麵的損害（例如胃出血），而是精神方麵的虐待：沒有書看，沒有人身自由，隨時有人盯梢監視，隨時有舊日朋友和學生背叛，還有自己無意中牽連了朋友和學生。

待到塵埃落定，往事也無法如煙。因為死者固然已矣，生者還要麵對劫難之後的種種遺留問題，例如當年無辜受害者的冤屈血淚、舊當權者的戀棧報複、長期以來思維方式的僵化、和個體生命的浪費。作者感慨地說：“［文革結束，作者平反昭雪時］我工作剛滿21年，下鄉下廠及在校參加挖防空洞等勞動時間，合計有14年之多，恰好占總時數的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時間也大都是搞運動搞掉的，所以這二十多年基本上沒有怎麽讀書。從21歲到40多歲，這可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精力最充沛的時候啊！”

我敬佩吳中傑先生，除了因為他敢於直言、勇於正視民族和個人的慘痛曆史之外，還在於他始終關注母校的發展、學子的成長。他提倡過去校歌所唱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反對學術商業化、功利化，認為“師資力量”和“學術環境”才是複旦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必備條件。一片眷眷之心，一派書生意氣，正是我們後輩學人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