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和國運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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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清口創始人周立波戲說改革開放三十年，談到中國人衣食住行的變化，有一個段子是：“我的觀察，女式遊泳衣褲腳的角度是每五年減少十五度。”據他說，中國女人從七十年代末穿180度平角褲到現在穿90度直角的泳褲，遊泳衣的用料也越來越“精簡”。我聽了失笑之餘，也想到主流社會通過女子服飾裝扮方麵的時尚來評價甚至推測國運的做法，古已有之，無分中外。

比方說，唐玄宗在位年間宮廷流行淚妝，即妃嬪宮娥在兩頰撲施白粉，被後代儒家的“曆史家”說成是“安史之亂”大劫難的預示。這多半是“事後諸葛亮”式的冬烘先生的看法，不足取也不可信。但有時候， 女子的裝扮被政府取締， 她們也因此被男權社會當作“禍國殃民”的替罪羔羊。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政府在“蔣委員長”的號召和宋美齡的具體領導下在全國推廣“新生活運動”，命令女子在服飾要上體現中國的“傳統美德”，其中一項命令就是不準剪短發，而是要梳傳統的發髻。文革中，不要說女子不能燙發，連窄褲腳或喇叭褲都被視為“奇裝異服”，要被紅衛兵小將手持剪刀“專政”的。

西方人則有一個“裙子長短定股市”的理論。他們認為，裙子短標誌著股票上揚，裙子長則正相反。據說，研究證明經濟繁榮、人民自信和激情高漲時女人的裙子會變短，而如果經濟和政治上愁雲慘霧，女人的裙子一定會加長。同樣的道理，他們相信如果女人買口紅的數量上升，那麽經濟一定不景氣，因為她們盡量選擇購買價格便宜的化妝品。

記得2009年高考，江蘇的語文試卷作文題目是“品味時尚”，我一時興起，曾有如下遊戲之作：

“強者創造時尚，弱者盲從時尚，智者質疑時尚，達者容忍時尚。奧黛麗赫本在《羅馬假日》中剪了個短發，結果美國美容業受到極大衝擊，因為許多女子都要求理跟她同樣的簡單發型。米歇爾奧巴馬偏偏對小品牌的服裝大加青睞，結果那些世界聞名的大師級設計師都發了急，不得不考慮放下身段，改變過去店大欺客的做法。說幾個中國的例子吧。‘楚王好細腰而宮中多餓死。’《聊齋》中也有皇帝喜歡鬥蟋蟀，於是全民都抓促織的故事。鬱達夫穿的學生製服，周筆暢用的眼鏡都受到無數青年模仿。可見要創造和領導時尚，就要‘高’人一等。或因為擁有主宰別人命運的權柄風光而吸引芸芸眾生，或因為文化形象的無比魅力而成為全民偶像。”

如今看來，時尚是否果真能精準地預示國運並不重要，更關鍵的是你是否有根據（女子）的時尚推斷國運的話語權以及“嫁禍於人”的文化和政治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