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一詞源於西方。“公共知識分子”則更是源於西方。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從語源語義、社會實踐上更象也就更接近“知識分子”的本意。
其實對“知識分子”的界定，各種表述令人眼花繚亂從無定論。按照薩伊德的說法，“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者’、擾亂現狀的人”；知識分子是“流亡者和邊緣人（ exile and marginal ），對權勢說真話的人”；是“決不把團結置於批評之上”的人。很遺憾，即使薩伊德本人也承認自己不是這種人。他想象自己應該是牛虻、左拉是薩特那樣的人，但事實上這位哥大著名的英美文學教授，他的威望、可信度他的引人注目的話語權同樣是由知識體製內部所賦於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具有本原意味的“知識分子”今天大體上是不存在的，在體製內成為“知識分子”或者“公共知識分子”雖然並不一定是他們的理想，但這就是當今社會的現實。
1898 年，左拉、雨果等人為猶太裔法國人德留福斯上尉遭人誣陷而辯護，發表了題為《知識分子宣言》的文章。這批人堅持批判維護正義，長期與主流社會“不合作”，被敵方稱之為“知識分子”。由此“知識分子”就在這著名的德留福斯事件中誕生了。（從曆史發展，社會實踐觀察，誕生在十九世紀法國的“知識分子”顯然比同時代誕生的同樣具有深刻批判精神的俄國“知識分子”影響大的多。）這批有著波希米亞人氣質的自由職業者常常聚集在咖啡館裏討論社會和政治的公共問題，也就是哈貝馬斯形容的他們有自己的“公共領域”。那時候他們還不是真正的“流亡者和邊緣人”，但他們是“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懷抱這種彼岸性的思想秉賦，這些人前赴後繼，特立獨行，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強烈的道德追問，他們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這些思想帶有強烈的批判堅定的質疑，對現實社會永遠保有一種警惕。魯迅說他們應是“真的知識階級”，他們“感受到平民的苦痛”，“為平民說話”；“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是永遠的批判者，與“實際的社會運動”有著密切的聯係。他們為社會變革提供批判性的精神資源與價值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去掉“社會批判”的思想特色他們便難成“知識分子”就更不是“公共知識分子”了。因此諸如“社會的良心，”“社會的矯正器，”“社會的清醒劑”既是他們的標誌又是民眾的期許。
薩義德說，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就是提供另類的敘事版本，從知識上、道德上、政治上引發討論。“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 (to) 公眾以及‘為’ (for) 公眾來表征、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麵，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表征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這就意味著“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從公共立場出發，依據自已超越性的知識背景，對公共問題發表意見。這裏要點在於這種發言既不能以個體利益也不能以群體利益需求，而是從知識的良知和理性出發，做為自已的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一個超越性的公共知識分子是不屑為已更不屑為任何利益群體代言的。
所有國家和民族的知識分子，無疑都有其曆史上的文化傳統和精神譜係。毫無疑問，中國語境下的“知識分子”問題就更特殊更為複雜。 討論具有中國意味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當然不能脫離中國的現實環境。以錢老的學術地位、思想視野、道德實踐以及他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他是偉大的科學家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從寬泛的意上也可以認定錢老能夠被稱為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
但是，以“畝產過萬斤”的說法和特異功能、氣功的研究為依據支持錢老之所以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這就有些突凸有些牽強。畢竟錢老有太多令人稱頌的東西。
學術爭論，觀點並不重要，若有同心問學的氣度，觀點不同正可互補，爭論正可砥礪思想。若一味在道德化的悲情中爭鬥，隻能使我們的思想陷入更深地僵化而不是更為開放更加鮮活。。
愛德華• W• 薩伊德 著《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 三聯書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許紀霖《知識分子是否已經死亡？》《中國問題》工人出版社 2002年1月1版
2009-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