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利器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利器的革命

廖康


國人愛論道，很多人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加以價值判斷，認為道高高在上，遠比器重要。他們不知道，實際上，許多變革都是因為在下之器改變了才發生的。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盛讚“提倡民主，反對專製獨裁，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者多，盛讚“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者少。人們對白話文革命的意義似乎還認識得不夠。文白之爭雖然早在三十年代就結束了，但一直有人在哀歎文言的廢棄，並且反對普遍使用白話文。尤其在海外，提倡使用文言者綿延不絕。而反對白話文的前沿陣地攻擊的主要目標就是簡體字。前不久，中國的政協委員潘慶林“建議全國用10年時間，分批廢除簡體漢字，恢複使用繁體字。”一石激起千層浪，國內學者爭論激烈，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也表示，他一直預言中國大陸所使用的簡化字會恢複為繁體字，這種信心從未動搖。雖然那建議沒有通過，但從爭論來看，有些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革命的一部分，對其最偉大的意義仍缺乏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革命革得最徹底、最成功的一部分就是“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這裏所說的文學首先包括了文字，而且恰恰是因為新的利器——白話文——普及了，才使我們的教育和文化得到日新月異的發展，中國文學也因此而擺脫了以往的束縛。五四新文化運動集西方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和浪漫主義運動利器碩果之大成，它才真正堪稱中華文明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員主將是陳獨秀和胡適；前者載道，是激進派的代表，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的中國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後者利器，是溫和派的代表，推動白話文運動。當然，兩者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他們都讚同使用白話文，胡適也載道，雖反對馬克思主義，但他秉承杜威，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隻是他認為應該“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他載的道直接體現在利器上，聯合左右兩派文人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其主要戰場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內，主要對象是一批老古董國學教授，結果大獲全勝，解決了我們文化落後的最根本問題。中國兩千年來積累的國學從此走向死亡。早在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剛結束之時，蔣介石就在全國明文通告，取消國文，代之以語文，也就是用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一九五六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簡體字正體字的法定地位。白話文和簡體字得到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認同，這兩支利器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使用，普及了教育，促進了科技，也發展了文學；新文化運動大功告成。這是中華民族有識之士共同努力的結果，超越了政治分歧，超越了黨派鬥爭，超越了政體差異，其深遠作用必將福澤萬代，其偉大意義正越來越清晰地昭示在我們麵前。

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績在利器的意義上，隻有歐洲的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和浪漫主義這三大運動成就之總和可以差相比擬。文藝複興所利之器是歐洲的本族語，也就是歐洲各國百姓的日常用語。隻因拉丁語是歐洲的官方語言，其它各國的語言被貶為方言，文人們不屑於使用，長期得不到發展。文藝複興的巨匠們：但丁、佩特拉克、薄伽丘、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拉伯雷等都使用本族語創作出了不朽的篇章，讓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語開始得到尊嚴和地位。從世俗的意義上來說，宗教改革的最大成就是把歐洲百姓從拉丁文的桎梏中徹底解放出來，使得歐洲各國的語言文字獲得與拉丁語同樣的尊嚴和地位及長足的發展。宗教改革的領導人馬丁8226;路德因反對教會的一些做法——尤其是發售贖罪券，反對教會曲解《聖經》，而與教皇的權威產生衝突，最終導致他親手將《聖經》譯為德文，讓廣大普通百姓都能直接閱讀《聖經》，並以《聖經》而非教皇為基督教的最高權威。以前歐洲的文人們，包括很多文藝複興的大師，寫正經文章還是要用拉丁文。莎士比亞有那麽高的成就，還有人譏笑他“拉丁文欠缺，希臘文更少。”而一旦《聖經》——歐洲最神聖的書籍——都有了德文版本，還有什麽不能用本族文字來書寫呢？馬丁8226;路德這先河一開，其它歐洲語言的《聖經》譯本也相繼問世。從此以後，歐洲各國的本族語便與拉丁文並駕齊驅了。而且，由於使用廣泛，本族語的各類作品漸漸地在數量上和質量上超過了拉丁文作品。

這一變化的偉大作用無論怎麽估價都不會過高，因為這不僅是使用什麽語言的小問題，而是給予民眾利器，釋放出無窮創造力的大事。拉丁文和我們的文言文雖然有天大的不同，但它們對民眾的束縛卻是同樣巨大。這兩種語言都十分難學，拉丁文難在語法過於繁複，就連貴族和僧侶們使用拉丁文時都經常出錯。且不說其它各國沒有受過多年教育的普通人，即使是意大利的百姓也不懂拉丁文，就像中國百姓不會文言文一樣。中國的文言文難在根本沒有語法，連標點符號都沒有，國學大師們常為怎麽理解一段古文，甚至怎麽斷句而爭得臉紅脖子粗。學習方法基本上就是背誦和模仿古典範文。這樣學習有雙重束縛：首先是難學，缺乏係統規則，難以舉一反三；其次是在思想上因循守舊。而且，文言文和拉丁文都與人民大眾的口語嚴重脫節。在文言文統治中國的兩千年間就像在拉丁文統治歐洲的一千五百來年一樣，人們說的是一種語言，寫的是另一種語言，大多數人都是文盲。人民的才智因此而受到的壓抑可想而知。相比之下，歐洲的情況還稍好一些。各國畢竟還有一些本族語的文學作品，很多人還可以用本族語通信交流。但中國的白話文作品僅限於幾部小說和戲曲裏的道白和插科打諢。而且在金聖歎評出“六才子書”以前，那些小說根本上不得台麵。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前，中國是文言文的一統天下，絕大多數老百姓連最簡單的書信都要請人代寫。

雖然也有很多書信寫得半文半白，但正式文章都用文言。用於書寫的文言文，經過一代又一代的運用和錘煉，形成其獨特的文體：音韻鏗鏘、極度簡潔、用詞古雅、富於典故。文人們用文言記事、論政、作詩、填詞，寫起來中規中矩、得心應手。然而，也正是由於文言如此簡約、如此精致，如此典雅，如此約定俗成，它不易於進行邏輯思維，不易於用來講述故事或表達情感，尤其不易於用來塑造人物，更無法在文學中用來再現大多數人日常的語言交流。由於大多數文人都不屑於用白話做文章，白話文一直停留在話的水平上，沒有真正提高為文。誠然，戲曲和評書大量運用白話，但說唱藝術主要是代代口傳，也可能有些粗糙的話本，因未能廣泛刊印流傳，以致多數喪失民間。雖然在明清期間，出現了《水滸傳》、《三國演義》、《金瓶梅》、《紅樓夢》等傑出作品，文人仍普遍輕視這些書籍，稱其為“小說”，這些作品所使用的白話文還是未能登堂入室。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既有深厚的國學根底，又接受了西方的現代教育。他們不僅看到了國學和文言文對中國人民的束縛，也了解歐美人民擺脫拉丁文桎梏後所取得的長足發展。文字是思想的載體，是文化最基本的元素。毫無疑問，若想讓中國從貧窮落後走向富足強大，必須讓普通中國人受到良好教育。若想普及教育，必須首先建立與日常語言基本一致的文字。白話文正是這個載體。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功績就是把白話發展為正式使用的文字，借鑒西方的語法使白話文有了規範，易學易用，不僅易於邏輯思維，同樣易於文學創作。提倡白話文的海歸先賢身體力行，運用白話文創造出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讓廣大民眾，包括飽讀詩書的學者和引車賣漿的百姓，都清楚地看到白話文的美、活力和尊嚴。讓大家都認識到，若想發展中國的文學，我們必須運用活的語言，使其成為文字的主體。

這最後一條亦得益於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西方各國在文藝複興之後，普遍經曆了啟蒙主義和新古典主義時期。當他們認識到自己曾經有過古希臘古羅馬那麽輝煌的傳統文化之後，向古典學習，總結並遵循前人的寫作規範，甚至模仿前人的風格，大量運用典故和所謂典雅的詞語，都是自熱而然之事。然而，文學和其它學科及事物一樣，其生命在於創新。到了十九世紀，西方文人們對古典的信條和規範不甘於一味滿足了。他們衝破理性的藩籬，欣賞奔放的感情，擺脫古典的陳詞，喜愛民眾的語言。也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產階級的壯大，自由平等的實行，文人們主張用普通人的語言描寫普通人的感情，講述普通人的故事。他們強調感情，而非理性；主張運用生動活潑的語言，而非重複文雅端莊的濫調。描寫對象和描寫方式都從貴族走向平民，從高雅走向通俗。然而，這通俗絕非庸俗，而是充滿活力，充滿對普通人的同情，充滿對普通人生活的樂趣，充滿人文關懷的文字。浪漫主義文學的這些特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與歐洲相比，我們似乎幸運的多；我們的文化幾乎沒有斷裂，我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曾經有過多麽輝煌的過去。然而，我們的幸運也是我們的不幸，我們總是沉湎於過去的輝煌之中，總是以“古已有之”而自豪，我們的傳統文化經由傳統載體——文言文——牢牢地拴住了我們的手腳和大腦。中國沒有文藝複興，而是一味地因循守舊，我們奉行古典主義奉行了兩千年，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止。胡適在提倡使用白話文的“文學改良芻議”中還提出了著名的八大主張：一）需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講求文法，四）不做無病之呻吟，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這八大主張中，第二、四、五、六、七、八與柯勒律治和華茲沃思有關浪漫主義詩歌的看法一脈相承，和雨果的小說和戲劇風格遙相呼應，與愛默生和梭羅提倡的理念及實踐的文學誌同道合。從此，中國文學也從帝王將相的殿堂和才子佳人的庭院裏走了出來。

不要把這個功勞歸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恰恰相反，正是那場癡迷的運動把這健康的文學發展一度帶入歧途，走向極端。毛澤東於一九四二年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大張旗鼓地宣稱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要用來為工農兵服務，為革命事業服務，為其政治路線服務。在文學藝術源於生活，應該描寫反映廣大民眾的生活這方麵，毛澤東思想似乎與浪漫主義合拍，似乎秉承胡適的主張。但真理和謬誤往往就是如此相似，而又如此不同。其不同就在於毛澤東否認了文藝的本體性質，把文藝變成了宣傳工具。那些理想主義者們操著這個工具，猶如刑天舞幹戚一般，盲目地殺向所謂的階級敵人，最終也殺向自己。他們到農村膚淺地體驗一下生活，就寫出鬥地主，鬧翻身的小說。那類作品被用作土改的教科書和工作手冊，使無數普通農民喪失勤儉積累的財產，使很多所謂地主富農喪失無辜的性命。在那場血腥的土改運動中，革命文藝扮演了為虎作倀的角色。那些無產階級文藝工作者的詩歌和文章鼓舞著人們投入一個又一個瘋狂的革命運動，把中國人民，連同那些篤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所謂知識分子，一道拖入災難的深淵。

這場災難未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必然結果；這場災難當然不是白話文本身所造成的。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雖然走過一段彎路，但是中國的文字改革在大陸卻獲得了應有的發展，那就是五十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布的簡化字，及一九五六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賦予它正體字的法定地位。

其實，采用簡體字並不是在共產黨一家領導下取得的文字改革成就；而是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國民黨和各個民主黨派及無黨派知識分子，共同達成的統一認識；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簡體字隻是在共產黨當政之初獲得了法定地位而已。當然，這一成就的確應該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功勞簿上。但是我們應該知道，簡化字早在南北朝就有了，《宋元俗字譜》裏還專門收錄了簡體字。胡適在提倡使用白話文後不久也提出漢字形體需要大改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三年後，錢玄同等人提出了一套含有八種簡化策略的漢字簡化方案。一九二八年，胡懷深出版了第一部為簡化漢字服務的專著《簡易字說》。一九三一年，徐澤敏的《常用簡字研究》出版；三年後，他又發表了《550俗字表》。同年，杜定友的《簡字標準字表》出版。一九三五年，中華民國教育部發布第11400號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采用了錢玄同所編《簡體字譜》中的324個，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推行簡化漢字。雖然半年後，民國政府教育部就奉行政院命令，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廢止，但這隻是暫時的挫折，也是為了更加謹慎，為了讓更多人能夠逐漸接受簡化字。隨後，戰爭阻止了漢字簡化的進程。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建立，就立即組成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五年後，發展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經過六年多的反複研究，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才決定簡化515個漢字和54個偏旁，經國務院審定並批準宣布為正體字。

這批簡化字得到大多數學者和使用者的衷心歡迎。胡適身在台灣，非但沒有因為政見不同而反對大陸學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終取得的這一成就，相反，他為之歡呼，因為簡化字與他所倡導的白話文的終極目的一致。這批字是依據漢字草書的簡化規律而簡化的，是參考流行數百年的簡化字而推廣的，是在白話文雙音詞取代文言文單音字之後，在避免同音字誤解的基礎上甄別鑒定的。胡適的讚賞代表了大陸以外多數有識之士超越意識形態的學術見解。當然，對簡化字不是沒有不同意見。大陸的反對派在反右運動中遭到政治打壓更是不公道。但反對者的確是少數派，他們的意見無論如何也難以推翻一個事實——簡體字的確有助於普及教育。大陸中國推行簡體字僅十年後，文盲人口比例就遠低於人均國民總產值相同時期的台灣等使用繁體字的地區。至於其實用性和美術性，讚成簡化字一派和反對派雖然都各有道理，但反對派沒有能夠提出簡化字必須停止的任何理由。一九五六年在全中國實行簡化字，在利器的意義上，可以說為普及教育、救亡救國而發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中國的一場大災難。浩劫過後，人們反思。追本溯源，有些人指責五四運動乃文革之始作俑者。對此，我沒有研究，且不置喙。還有些人捎帶著攻擊白話文和簡體字，把這些最不具階級性，最沒有政治色彩，最不含意識形態的文化工具說成是共產黨的寵兒，說成是毀滅中華文化的禍根。對這類毫無文史知識、缺乏世界眼光的偏見，有必要指出其謬誤所在。另一方麵，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民族主義日益抬頭，近二十年來，國學似乎在複興，左邊冒出一個國學傳人，右邊封賞一個國學大師。其實他們連文言朗誦都不精通，文言寫作也不通暢，國學都消失了那麽多年了，哪裏還有什麽大師？反正大家的文言都不怎麽樣，冒充個國學大師出來混也並非難事。如果一些人有興趣，研究研究國學，也沒有什麽害處。隻要不再讓經史子集占據教學的統治地位，不要讓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充斥當今的課堂就好。至於那些連國學是什麽都不清楚，僅憑似是而非的文言和眾星捧月的書法而招搖撞騙者，隻是他們和那些附庸風雅的高官及暴發戶們才自詡風流，與民眾沒什麽關係，與中國的文化和文學發展也沒什麽關係；任他們自賞自傷、自生自滅也罷。但我們決不能為了國學而廢除簡體字，更不能走文言文的老路。

回顧曆史，文言與白話的論戰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已結束，現在沒必要，也不可能再次興起新的論戰，因為白話文已經沒有對手。其實，文言文早已喪失了生命力，五四新文化運動隻是讓我們明白它已死亡並給文言的棺材釘上了釘子。更重要的是，以胡適為代表的先賢們，像普魯米修斯為人類從天庭盜火一樣，為中國人民建立、規範、推廣了說寫一致的白話文。就如同拉丁文讓歐洲各國本族語所取代一樣，文言文被白話文取代以後，教育迅速普及了，國民素質提高了，人民的創造力像泉水般湧現出來。不僅科學技術飛速發展，文學藝術也日新月異。中國文學近百年來所取得的成就，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已經超過前一千年所積攢的總和。雖然我們走過一段文藝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服務的彎路，但一朝利器在手，善事必將興盛。即使是在革命和專政最嚴酷的時期，仍然有人在悄悄地寫作另類文字，默默地翻譯各國大師的作品。一旦嚴冬過去，百花立即盛開。而今，我們每天都在收獲文理工科各個領域因為有了白話文才可能取得的豐碩成果。這是“之乎者也，子曰詩雲”永遠不可能企及的夢想，是用文言從未夢想過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