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新月》的旗幟下高舉共同的理想，憑借在文學和政治上努力，在這收成和希望渺茫的荒蕪年頭，執著地祈望為時代的思想增加一抹亮色，為時代的生命添厚一些養分。 雜誌從2卷2期起，聞一多如杳然黃鶴不再過問，徐誌摩也漸行漸遠漸無書，由梁實秋開始全盤接手，隨後發生了與魯迅的拉鋸戰。這時胡適、羅隆基開始為人權與約法鼓與呼，筆底生發出軒然大波，雜誌關注的焦點也由文學走向時政批評。 胡適向黨國發難 1927年5月，胡適從英國出席庚子賠款委員會會議回來，這期間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選擇上海定居的胡適與徐誌摩等人發起了新月書店與《新月》雜誌。由於時局動蕩不安，胡適在上海最初的日子政治上是沉默的，但他有議政愛好的，如他所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隻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 隨著國民黨政權統治的穩定，政治上的高壓政策逐步暴露。書齋裏的胡適就再也坐不住，便在《新月》上發表一係列政論，一石激起千層浪。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中國大陸統一在國民政府旗下，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統一中國後意味著軍政時期的結束，進入了訓政時期。這是孫中山在關於三民主義演講和《建國大綱》中明確規定的國民黨革命三階段：第一是軍政時期，國民黨要靠軍事力量奪取和鞏固政權；第二是訓政時期，由國民黨代表民眾行使國家權力，同時，以縣為單位，在各地訓練民眾實行自治，為過渡到下階段做好充分準備；第三才輪到民主的憲政時期。 然而，一向最看重槍杆子的蔣介石，仍以“軍”為主進行軍事獨裁和個人專製，所以訓政時期依然是一黨專政、以黨治國。這一切胡適所信奉的自由主義政治理想格格不入。 1929年3月，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市特別代表陳德徵提出一項《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內稱“凡經省及特別市黨部書麵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處分之。”按照陳的說法，從拘捕、審問、定罪、處刑到執行，均不必經過任何法治機構，國民黨省市黨部有權定誰是反革命。 胡適看到這個提案有點氣不過，就在提案見報當日即3月26日，立即致函國民黨司法部長王寵惠，說今日讀報的專電，真是有聞所未聞之感，中國國民黨有這樣的黨員，創此新製，大足以誇耀於全世界了。 在此同時，胡適又將此信寄給國聞通訊社發表。結果三天後國聞通訊社複函，告以各報未見刊出，稿件被檢查者扣去。不料上海《民國日報》卻刊出了陳德徵批判胡適不懂得黨不要充內行，不懂得主義不要自以為是。 恰好4月20日國民政府頒布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胡適清醒地看出，這恰恰是人權破產的鐵證，而且命令本身就破綻百出。 1929年4月胡適發表《人權與約法》批判長文。他對《建國大綱》提出質疑，不僅僅是對孫中山思想的批評，也是對國民黨政府既定國策的批評。在文章中呼籲“快快製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製定約法以保障人權”。在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下胡適之語可謂石破天驚。 胡適再接再厲在《新月》上寫出《知難，行亦不易》，公然與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唱反調。梁實秋也寫出《孫中山先生論自由》，揭示了孫中山對自由說法的自相矛盾，批評了其對自由的誤讀。不過，梁氏主要還是在文學上獨自同魯迅等左翼作家死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9年10月10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發表文章，內有“中國本來是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胡適認為這句話足可代表國民的昏聵，如果中國真這麽美好，那還做什麽新文化運動呢？他寫出《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刊載在《新月》，“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 這些文章在《新月》發表後，立刻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蔡元培稱“振聵發聾，不勝佩服。”張謇之子張孝若說：“先生在《新月》所發表的那篇文字，說的義正詞嚴，毫無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識見有膽量！這種浩然之氣，替老百姓喊幾句，打一個抱不平，不問有效無效，國民人格上的安慰，關係也極大。試問現在國中，還有幾位人格資望夠得上說兩句教訓政府的話？”王雲五與張元濟等朋友卻不斷提醒胡適注意個人安危。 的確，國民黨各地黨部紛紛認為“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公然侮辱本黨總理，並詆毀本黨主義，背叛政府，煽惑民眾，應請中央轉令國府，嚴予懲辦”。國民黨政府根據這些，也認為胡適文章超出學術研究範圍，泛言空論，錯誤甚多，有失大學校長尊嚴，並損害了黨政形象，並要求教育部嚴加警告。教育部長蔣夢麟是胡適的哥大同學，發出良苦用心的“該校長言論不合，奉令警告”。 胡適不買賬地依然我行我素，將自己和羅隆基、梁實秋等人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單獨出版。計收入胡適的《人權與約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等，以及羅隆基《論人權》、《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專家政治》和梁實秋的《論思想統一》等文。 在該書的序言中胡適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胡適比喻說，好比一個佛陀山大火，鸚鵡以翅膀入水濡羽去救火。在這個蒼生社稷處於火熱深處的時候，胡適與《新月》同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作為一個骨頭燒成灰的中國人，他們也明知自己小小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但還是盡一點微薄的力量，這就是讀書人良知的驅使。 羅隆基的政治炮火 《新月》同人中，談政治比胡適更堅決的是羅隆基。他和胡適並肩作戰，甚至炮火更為猛烈。 素有“江西才子”之稱的羅隆基出身於清華，他一貫對政治抱有熱情，五四時期是走在遊行前列的一名學生領袖，其“九載清華，三趕校長”為人所津津樂道。羅隆基1921年去美英留學攻讀政治學，1928年秋拿到博士學位回國。剛過而立之年的羅隆基回來後積極參與《新月》活動，很快進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中心。 從第3卷第2號羅隆基接管《新月》，毫不諱言地對政治保持批判的熱情。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製度十分激賞，以此標準衡量南京國民政府自然處處不入法眼。一方麵他大量介紹英美政治學理論，一方麵以自己對現代政治的理解批評國民黨。 羅隆基在《新月》發表《論人權》，從不同角度全麵闡述人權觀。他分別從人權的意義、人權與國家、人權與法律和人權時間性與空間性分別進行論述，文章最後還以“我們要什麽樣的人權”為題，開列出三十五條意見，為中國起草了一個較為全麵的人權宣言。時至今日，這個宣言讀之仍蕩氣回腸。 羅隆基不像胡適把矛頭對準孫中山，他反其道而行之，以闡發孫中山思想形式做文章。他在《新月》上國民黨的批評更為激烈，例如第2卷第8號中，羅隆基一針見血地說：“國民黨天天拿民主、民權來訓導我們小百姓，同時又拿專製獨裁來做政治榜樣。天天要小老百姓看民治的標語、喊民權的口號，同時又要我們受專製獨裁的統治。”這無疑是一篇赤裸裸的戰鬥檄文。 羅隆基陸續在《新月》上發表了《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甚麽樣的政治製度》等文章，他還利用蔣介石於1929年歲末通電全國征求對國事意見之機，直接批評國民黨一黨獨裁和“以黨治國”、“黨在國上”等。這些文章都是與黨國關於人權、約法論爭中的重磅炮彈，他一次次觸摸輿論的底線。 一連串文字激起驚濤駭浪，使得羅隆基名聲大噪，在學生間口碑載道，他的課驟增了不少旁聽生。1930年11月4日下午，正在吳淞中國公學兼課的羅隆基從辦公室內，毫無準備地被逮進公安局。後來在張群活動下，他旋即被保釋出來。 有驚無險的羅隆基沒有吃一塹長一智，卻立即寫了篇《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發表在《新月》上，“一切罪孽，都在整個的製度；一切責任，都在南京國民政府和黨魁”，表達對對黨治之下任意戕害人權的控訴。 羅隆基領銜下的《新月》批判火力不可謂不集中不猛烈，不僅矛頭對準被國父的孫中山，還直接對準蔣介石政權。 針對羅隆基的一些列越軌言行，南京國民政府決定以“言論謬妄，迭次公然詆毀本黨”為由，要求學校解除其教職。胡適不得不從中斡旋，致函時任教育部次長的陳布雷，聲言羅隆基所作文字，並無“惡意”詆毀，隻有善意的忠告；《新月》對輿論界貢獻在於用真實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黨部與政府認為有不當之處可以書麵駁辯，或通過法律幹涉。 陳布雷表示可以邀胡適到南京一談，談出一個初步的共識來。 中間道路躑躅前行 《新月》一開張就與蓬勃興起的左翼文學發生了磨擦，左翼的魯迅、馮乃超都針鋒相對地對其圍剿，甚至諷刺《新月》正在執行著為統治者“維持治安”的任務。 《新月》成了革命的異己，雜誌逐步展現出自由主義式的改良主張，係統闡述了對中國現狀的看法。不僅按照各自的專業訓練圍繞“中國的現狀”進行診斷，還以“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鮮明表達自由主義式的原則宣言。 同人們是站在一個“忠實”的反對者的立場，希望國民黨能夠從諫如流改善自身。雜誌因此對國民黨和孫中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實這是種補弊手段。他們天真與固執地要走第三條路——獨立於國民黨政府與左翼革命的路，這條路注定腹背受敵，想要在夾縫中求生存真是有點不尷不尬。 1930年1月20日，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開會，陳德徵主持並認為新月書店出版的《新月》雜誌刊登胡適詆毀國民黨言論，決定查封新月書店，同時呈請嚴行通緝，使在黨政府下不得活動。2月5日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傳達中央宣傳部密令，查禁《新月》第2卷6、7期合刊，罪名是“詆祺本黨、肆行反動”。之後的5月，國民黨中宣部又下令查禁新月書店出版的《人權論集》。 憤怒與失望交雜的胡適，決定退出這場人權與法治的戰鬥，中國公學校長一位也由於右任代替。胡適轉了一個大彎又舉家遷回北平，在這個過程中他發表了《我們走哪條路》，一改過去的調子，避而不提人權與法治，認為當時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汙，是擾亂”五大惡魔。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用科學的方法，是一點一滴的改革。此後羅隆基也離開上海，去往天津做《益世報》主編，同人紛紛作鳥獸散。 1931年7月下旬，天津市整委會給北平市整委會去函，稱新月2卷8號有詆毀約法詬辱黨國之文字。於是，北平公安局奉北平市整委會之命，沒收了北平新月分店一千多份該期刊物，並逮捕了店員。 雖然上海、北平這些地方政府對《新月》雜誌不遺餘力地打擊，並一再呼籲嚴懲胡適、羅隆基，蔣介石卻心底認為這些人隻是一介書生，作點文章出點風頭罷了。並詢問屬下，是否可以把他們引為同調？ 胡適雖然譏之不是同調問題，是政府能否容忍異己問題，但是在重重擠壓下被國民黨當局納入到體製之中，在1931年接收了財政委員會委員一職，逐漸和國民黨接近起來。 隨著國民黨統治在30年代初達到統治的頂峰，《新月》同人活動空間變得非常狹窄。但這群曾經跌跌撞撞跋涉於第三條道路的義士，幾乎成了與共產革命派、三民主義派鼎足而立的一個思想派別，成就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輝煌。（改編自新書《雜誌民國——刊物裏的時代風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