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溯源以及圍繞二戰前中日衝突的國際外交博弈（一）

中日關係溯源以及圍繞二戰前中日衝突的國際外交博弈（一）

一八九四年甲午海戰以前的中日關係

早期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0年），齊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第二次入海求長生不老仙藥。他的載著“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並攜帶“五穀子種”的龐大船隊一去不複返。有人猜測他們最終到了日本，日本的文字、農耕和醫藥技術就是他們帶去的，不少日本人也把徐福尊為“農神”和“醫神”。如果確有徐福其人其事，那麽今天的日本人裏，很多其實是華夏子孫。不知道今天的基因檢測技術能不能破解這個謎團？

《後漢書·東夷傳》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那是有關日本（倭國）向華夏朝貢的最早的記錄。此後的史書記載了許多次日本向中國的朝貢，如公元一0七年倭國王帥升等朝貢東漢；二三九年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遣使朝貢魏；二六六年倭女王壹與遣使朝貢西晉；四二一年至四七八年的五十七年間，倭王讚、珍、濟、興和武先後遣使朝貢南朝宋等。

那種朝貢關係實際上是投桃報李的禮尚往來，日本人放低身段，故作謙卑，而中國帝王得到了高高在上受人奉承三呼萬歲的心理滿足，但中國對日本政府的內政外交始終並無任何操控之權。

隋唐時期

五九二年，日本的第一個女天皇推古即位，她依靠其侄子聖德太子進行了以限製貴族權力、加強皇權為核心的政治改革，奠定了中國式官僚製度的基礎。同時他們多次派遣使節和留學生到隋朝考察學習。其使者之一小野妹子於六0七年奉聖德太子之命出訪隋朝時，致隋煬帝的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顯示出日本在實行“拿來主義”初見成效時已有了要與隋朝分庭抗禮的意圖。

六三0年，日本舒明天皇向中國派遣了最早的遣唐使。從那年到八九四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日本派出了二十多批遣唐使，每次遣唐使團多達百人以上，有時多至五百餘人。他們引進的許多中國的律令製度、文化藝術、科學技術以及風俗習慣等，對日本的社會發展影響深遠（據說日本的三大國粹—和服、茶道和相撲—都源於華夏）。

六四五年，孝德天皇即位後，推行了日本曆史上第一次比較徹底的政治改革—大化革新，進一步廢除了豪族對政權的壟斷，並效法唐朝建立了中央集權體製。

六六0年，唐朝和統治朝鮮半島東部的新羅合夥滅了位於半島西南部的百濟。百濟殘部向日本求助。六六三年，日本出兵朝鮮半島，被唐朝和新羅聯軍在白江口之戰中擊敗。唐朝接著又協助新羅擊破了北方的高句麗，使新羅得以統一朝鮮半島。由於吐蕃的威脅，唐朝未能趁機進攻日本本土。六七六年，新羅與唐朝的同盟破裂，並打敗了唐軍，從而也解除了唐朝對日本的威脅。

六九四年，日本持統天皇將首都遷至模仿唐風建成的都城藤原京（Fujiwara-kyo）。

七0一年，日本製定了以唐律為藍本的大寶律令，將大化革新的改革成果製度化。

七一七年，篤信佛教的聖武天皇派遣僧人玄昉入唐研習法相宗。七三五年，留學十八年的玄昉攜五千餘卷經卷及佛像回到日本弘法。

七五三年，唐僧鑒真在多名日本遣唐使節的陪同下第六次試圖東渡，結果終於如願以償，他隨之開創了日本佛教律宗。

八0四年，日本僧人空海赴洛陽和長安就學，因盡得密宗真傳而被授為密宗第八祖。兩年後，空海攜帶密宗典籍和其他書籍返回日本，成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開山祖師。

由於唐朝內亂不斷並加劇，日本在八九四年以後停止了派遣遣唐使。

宋元明時期

宋朝期間，兩國官方正式交往不多，不過民間貿易往來和佛教交流依舊密切。宋商多須行至日本與亞洲大陸往來的門戶博多（Hakata）進行交易，那裏設有專門接待外國使節和商人的鴻臚館。

元始祖忽必烈在統一中國之後，希望看到四夷歸化，不料日本再也不肯就範遣使朝貢。於是為了體現天下霸主的威嚴，忽必烈在一二七四年和一二八一年兩次發動侵日戰爭。

第一次進攻日本的是從元朝屬國高麗出發的九百餘戰艦和三萬餘士兵。侵略軍遭遇日本武士的頑強抵抗，加上後援不足，不得不放棄撤退。在撤退的當晚，元軍因台風襲擊而損失慘重。七年後元軍重整旗鼓，從南北兩麵總共出動了據說有四千四百艘戰艦和十三萬六千士兵的浩蕩大軍（有人說那是僅次於二戰中諾曼底（Normandie）登陸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渡海作戰），但因為日本海防工事堅固、日軍反擊猛烈、南北艦隊配合失誤，持續四天的颶風又掀翻了大量艦船等因素而再次大敗，隻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士兵生還（有日本學者說元軍戰艦大都為平底，宜於在運河航行而不宜於海航，故經不起颶風的折騰）。

日本海盜從元末起開始騷擾中國和朝鮮的沿海。

明初永樂年間的一四0五年，明成祖派遣太監鄭和統率水師十餘萬人奉敕討賊，抵達日本，並向日本足利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提出朝貢要求。鄭和船隊的盛大陣勢極具威懾力，足利被迫答應向明朝遣使朝貢，並獻上倭寇數十名（那些人隨即被置入蒸籠蒸殺），他因之被明成祖封為“日本國王”。中日兩國統治者皆大歡喜，而兩國的政治貿易關係也隨之加強。

明朝中後期朝廷腐敗無能，海防廢弛，同時日本也陷入了內亂，日本浪人和中國沿海的奸商互相勾結，狼狽為奸，無法無天，嚴重威脅了明朝的海疆安全，以致明廷嚴禁民間私自出海，“片版不許入海”。直到嘉靖年間，明政府方才著力整治沿海倭亂，經過戚繼光和俞大猷的平定，倭寇在嘉靖後期被基本蕩平。

十六世紀後期以後，中日之間的朝貢關係已不複存在。

十六世紀末，草根出身的豐臣秀吉掌握政權，結束了日本長期的戰亂。豐臣秀吉一向有稱霸亞洲的野心，他的設想是先占朝鮮，自己渡海去中國，以寧波為基地進取印度次大陸，同時占領大明都城北京，然後奉正親町天皇遷都北京（中國曆史上或許就增加了一個朝代）。為此，豐臣秀吉在一五九二年和一五九七年兩度入侵朝鮮王朝，不過兩次都被在明軍支持下的朝軍擊敗。

清朝前期

日本江戶幕府在其初期努力擴大對外貿易，然而基督教不斷擴大的影響動搖了其統治的穩定，於是又開始限製同外國的接觸。從一六四一年開始，日本政府隻允許在長崎（Nagasaki）同荷蘭人和中國人做買賣。

與此同時，朝鮮王朝在北京和兩國邊境地區與清朝交易頻繁，並在實際上成了清日之間的貿易中介。而清朝為了防止國內“反清複明”勢力與境外勢力主要是日本的勾結，禁止東南地區的對外貿易。大清與江戶幕府不約而同采取的鎖國政策使二百年間中日兩國政府關係幾近隔絕，除維持雙方均有需求的長崎貿易外，兩國無任何正常的政府和民間的交流渠道。

“反清複明”勢力的大股之一是鄭成功。鄭成功一六二四年出生於日本九州平戶（Hirado），其父為壟斷福建與日本之間走私生意的海盜大梟鄭芝龍，其母為日本人田川氏。鄭成功小時隨母親生活，六歲時被父親接到福建泉州南安縣安平鎮故鄉，田川氏因為江戶幕府禁止日本人出國而無法隨行。鄭成功稍長後被送往金陵求學，並成為監生。一六四五年鄭芝龍走後門取得幕府特許，將田川氏接到福建與鄭成功團聚。但次年清軍攻陷安平，鄭芝龍降清，田川氏為免遭清軍淩辱，自縊而死，享年四十五歲。黃宗羲的《賜姓始末》載：“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鄭成功餘生矢誌抗清，與其母的死亡有很大的關係。他仰賴沿海地區的稅款以及與日商的貿易，率領其父舊部和宗族在東南沿海與清軍對抗，成為南明的主要軍事力量之一。一六五五年，鄭成功受明昭宗敕封為延平王（鄭成功還被稱為“國姓爺”，因為他曾被賜姓“朱”，朝廷視其為日本人，所以不必忌諱）。自一六五七年起，鄭成功三伐江浙，九征閩粵，然最終均遭清軍擊退，僅得憑借海戰優勢固守廈門和金門。清朝重申海禁，斷絕沿海居民對其接濟以後，鄭成功決定攻占台灣以解決軍糧問題，為此他於一六六一年率軍約二萬五千人橫渡台灣海峽，連續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隊，以大員（今台南）為基地建立了承天府。隔年鄭成功急病去世。

清朝後期

一八四0年，大清的國門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英國的軍艦大炮砸開。

一八五三年和一八五四年，美國海軍準將佩裏（M.C.Perry）兩次率領“黑色艦隊”進入東京灣，要求將美國總統表示致意的國書遞交給江戶幕府，敬酒不吃吃罰酒的日方不得不開始與美國交往，進而順勢向世界開放。一八五四年三月，《日美和親條約》締結；八月，《日英和親條約》締結；接著在一八五八年六月，日本與美國締結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七月與荷蘭、俄國和英國分別締結了修好通商條約。日本國門大開以後，進行了其曆史上第二次最重大的改製革新—明治維新，結果不僅避免了被列強侵占瓜分的命運，而且迅速走上了現代化及對外擴張的道路（明治維新時代日本國民的胼手胝足艱苦奮鬥從“野麥嶺”和“望鄉”等電影中可見一斑）。

一八七一年九月，清朝和日本先後在天津簽訂《日清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確立了雙方平等的國家關係。

一八七二年，日本宣布廢除琉球（Ryukyu）國，設置琉球藩，封原琉球國王尚泰為藩王，從而否認了中國自一三七二年起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

為報複一八七一年發生的琉球宮古島（Miyako-jima）漁民在台灣被原住民搶劫殺害，日本於一八七四年五月出兵台灣。清廷強調台灣原住民“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十月，大清與日本簽訂《北京專約》，明確聲明“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清朝並支付了日本五十萬兩銀子作為賠償。雙方同時確認台灣屬於清朝，而宮古島屬於日本。

一八七五年，日本政府命令琉球廢止與清朝的冊封關係。一八七九年四月，日本廢琉球藩改設衝繩（Okinawa）縣，至此琉球被日本完全吞並。

一八七三年，日本向朝鮮江華（Kanghwa）島派遣雲掦號軍艦，模仿美國當年要求日本開放國門時所使用之武力示威。當時，西方列強都盼望朝鮮王朝對外開放，清政府也勸朝鮮政府盡量避免與日本發生武力衝突。朝鮮王朝於是在一八七六年同日本簽訂了《日朝修好條約》。日本為了削弱清朝在朝鮮的影響，在該條約中稱“朝鮮國乃自主之邦”。不過《日朝修好條約》簽訂以後，圍繞著朝鮮的附屬問題，日清之間的糾葛仍在蔓延。朝鮮李氏王朝奉行“事大主義”策略，在大多數時間堅持對清朝稱臣納貢。李鴻章任命得力親信袁世凱為朝鮮總督，以求保持對朝鮮內政的控製和影響。日本則以保護本國外交官為名在漢城駐紮軍隊。

一八七七年，以何如璋為公使的大清外交使團赴日。一八八二年九月，大清正式開設駐日公使館。

跟所有的廟堂一樣，李氏王朝裏也有代表不同利益和政見的派別。那裏的一批改革派官僚反對皇室隻會一味抱清廷大腿，不思進取，不求改革；與後來中國的孫文等人相仿，他們認為借用外力，動用暴力手段，不失為推翻舊政權改弦更張的捷徑。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在日本公使館和日本軍隊的協助下，那些人趁清軍為了維護大清對越南的控製而在雲南跟法軍作戰無暇東顧之際，發動了甲申政變，企圖擺脫清朝的束縛。政變在三天之內即被袁世凱鐵拳鎮壓。次年四月，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與李鴻章簽署了《天津會議專條》，約定兩國軍隊自朝鮮撤兵，以後朝鮮若有變亂之類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如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此後清朝繼續加強幹涉朝鮮王朝的內政，並擴大其經濟影響力；而日本為守住自己的利益，也在不斷增強軍事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