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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了“文革傳人”在文學城網站發表的“猜著同胞的足跡穿越”一組文章裏的不少材料和文字，特此致謝。）
一.地理、人口、地名溯源與宋、元、明、荷治、鄭治時期
地理
台灣本島南北縱長約三百九十五公裏，東西寬度最大約一百四十四公裏，麵積三點六萬平方公裏左右，環島海岸線長約一千一百五十公裏。島上七成左右為山地和丘陵，平原主要集中於西部沿海。
台灣距福建海岸的平均距離約二百公裏。台灣海峽最窄處為台灣側的新竹南寮漁港到福建側的平潭島，兩地間直線距離約一百三十公裏。
今天，中華民國的控製區域包括台灣本島與附屬的二十二座小島、台灣海峽中澎湖列島的九十座島嶼以及金門、馬祖和南沙群島中的最大島嶼太平島等。
人口
台灣現有人口二千三百四十餘萬，其中超過七成集中於西部的五大都會區，以行政中心台北為核心的台北都會區居住人口最多，約有七千萬人。台灣人口分漢族和原住民族兩大族群。至遲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五萬～一萬年前），台灣就已有人類居住。在台灣生存已有八千年之久的原住民族由幾十個屬於南島（Austronesia）民族的部族組成，其中中華民國認定的有阿美、排灣、泰雅、布農、卑南、魯凱、賽夏克、鄒、達悟、邵、噶瑪蘭、太魯閣、撒奇萊雅、賽德克、拉阿魯哇和卡那卡那富十六族，台灣地方政府認定的有西拉雅、大武壟和馬卡道三族，另外還有二十多個尚未被識別和認定的族群。原住民族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前居於主體民族的地位，不過目前僅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點四左右。漢族依民係及移民年代的不同而分為閩南（河洛）、客家與外省族群，其中閩南裔為台灣最大的族群。外省人是指一九四七—一九五0年代初期跟隨中華民國政府赴台的移民及其後代。台灣還有一批新住民，他們是以跨國通婚或其他原因歸化台灣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士。
地名溯源
台灣的名稱來自於南台灣原住民西拉雅族的Tayouan/Tavoan，意為“交會之地”或“濱海之地”，又一說為源於大武壟族的Taiouwang。來墾的閩南人將之譯寫為漢字“大員”、“大苑”、“台員”、“大灣”或“台窩灣”等。荷治時期台灣被稱作“大員”，明鄭將台灣稱為“東都”（鄭成功時代）或“東寧”（鄭經時代）。納入大清版圖以後，清朝改以“台灣”設置台灣府，“台灣”遂成為此島的稱呼。日本古代曾稱台灣為“高砂”、“高砂國”或“高山國”。中國官方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把台灣的原住民統稱為“高山族”，顯然是受日本人的影響（其實日本人把台灣的原住民族群以居住環境的不同而分為兩大類：高山族和平浦族）。
台灣在西方曾被稱作Formosa（福爾摩薩，意為“美麗”），源自葡萄牙語裏的Ilha Formosa（“美麗島”）。
宋、元、明時期
十世紀時的宋朝，漢人開始在距台灣本島約四十五公裏的澎湖列島開墾定居。一一七一年，南宋正式把澎湖劃歸福建路晉江縣。趙汝適在一二二五年所著的《諸蕃誌》裏提到“泉有海島，曰澎湖群島，隸晉江縣”。不過因漢人與原住民部落格格不入，以及原住民的貿易資源對漢人缺乏吸引力，雙方少有互動，僅有少數漢族漁民與原住民從事物物交易，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十六世紀。
一二八一年，元軍東征日本，因台風等原因失敗，迂回琉球國，途經澎湖，劃澎湖於福建泉州路，設澎湖巡檢司，企圖以澎湖為跳板，再次奪取琉球國，進而征服日本。澎湖巡檢司是澎湖列島的首次行政區劃。明朝仍依前例於澎湖設置該官署，直至一三八四年因實施封海政策而將之廢除。
一五六三年，鑒於包括倭寇在內的海盜在東南沿海一帶大肆劫掠，遇到官兵追擊就逃至澎湖然後遠避台灣的情況，朝廷遂複設澎湖巡檢司。
在同一時期，葡萄牙人抵達了東亞與台灣一帶，但是他們與台灣的關係僅止於用鴉片等交換一些原住民族的物品，沒有殖民的企圖。
約在一六一七年，明朝水師軍官趙秉鑒意圖謀反，以台灣為根據地，於赤崁（今台南中西區）首次構築城寨。一六二四年，武裝海商顏思齊在魍港（今嘉義縣布袋鎮一帶）設立十寨作為據點。
荷治（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與鄭治（一六六一－一六八三年）時期
一六二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試圖將澎湖建成貿易前哨站，但被明將沈有容擊退。一六二四年，占領澎湖的荷蘭人與明軍簽約，放棄其在澎湖的經營，轉而登陸台灣南部。荷蘭人首先在北汕尾（今台南四草）建立簡易商館，同年於一鯤鯓（今台南安平）建設行政中心熱蘭遮（Zeelandia）城（今安平古堡）。為了增加米、糖等農作物的產量，荷蘭人開始招募福建沿海一帶的居民遷往台灣開墾，其中許多人因此定居於台灣。
自一六二六年至一六四二年，台灣北部為西班牙所占領。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的雞籠（今基隆）與社寮島（今和平島）築城，之後又占領了蛤仔難（今宜蘭），並在滬尾（今淡水）興建聖多明哥（San Domingo）城（今紅毛城原址附近）。
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台灣爭權奪利，前者於一六四二年攻占了西班牙所據的雞籠地區，趕走了統治當地十六年的西班牙人。
荷蘭殖民政權是台灣曆史上第一個有係統的統治機構，是大明、日本、朝鮮半島與南洋之間貿易的樞紐。
一六二九年，西拉雅族和大武壟族原住民因不滿東荷蘭公司占用大量土地，又與其敵對村社結盟，趁荷軍前往掃蕩漢人海盜未果，返回大員（今台南一帶）渡溪之際發動突襲，殺死了六十三個荷蘭士兵。
一六五二年，以鄭芝龍舊部郭懷一為首的漢族移民，因為甘蔗業衰退而謀生困難，加之不滿荷蘭東印度公司當局新征的苛捐雜稅，起事反抗，那次共有四、五千個漢人參與，約為當時台灣漢人人口的四分之一。雖然郭懷一部眾在人數上占有優勢，但大部分隻有鐮刀作武器，不敵荷軍的火槍，加之荷軍又有台灣原住民的協助，遂被鎮壓。這次事件曆經十二天結束，據說共有二千漢人被殺。反抗平息之後，荷蘭人於府城（今台南中西區）興建商業中心普羅民遮（Provintia）城（今台南赤崁樓）以加強維穩。
鄭芝龍是壟斷福建與日本之間走私生意的海盜大梟，後去日本經商，娶日本田川氏為妻。其子鄭成功一六二四年出生於日本九州平戶，小時隨母親生活。一六二八年鄭芝龍受明廷招撫，官至都督同知。鄭成功六歲時被父親接到福建泉州南安縣安平鎮老家，田川氏因為江戶幕府禁止日本人出國而無法隨行。鄭成功稍長後被送往金陵求學，並成為監生。一六四五年，鄭芝龍走後門取得幕府特許，將田川氏接到福建與鄭成功團聚。一六四四年明亡後，鄭芝龍被南明弘光政權封為南安伯。次年弘光政權滅亡，繼之以隆武政權，鄭芝龍又被封平國公，把持軍政大權。一六四六年清軍入閩，攻陷安平，鄭芝龍降清，後被軟禁於北京，在一六六一年被殺。田川氏為免遭清軍淩辱，自縊而死，享年四十五歲。黃宗羲的《賜姓始末》載：“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鄭成功餘生矢誌抗清，與其母之死有莫大的關係。他仰賴沿海地區的稅款以及與日商的貿易，率領其父舊部和宗族在東南沿海與清軍對抗，成為南明的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一六五五年，鄭成功受明昭宗敕封為延平王（因為他曾被賜姓“朱”，還被稱為“國姓爺”。朝廷視其為日本人，所以不必忌諱）。
自一六五七年起，鄭成功三伐江浙，九征閩粵，均遭清軍擊退，僅得憑借海戰優勢固守廈門和金門一帶。清朝重申海禁、斷絕沿海居民對其接濟之後，鄭成功決定進攻台灣以解決軍糧問題，為此他於一六六一年二月率軍約二萬五千人橫渡台灣海峽，在海上和陸地連續擊敗荷軍。一六六二年一月，鄭成功強攻熱蘭遮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台灣長官揆一（F.Coyett）與評議會反複商討後，決定放棄抵抗，繳械投降。二月，雙方達成協議，交換俘虜，荷軍攜帶私人錢財撤離台灣，由此終結了荷蘭對台灣三十八年的統治。
戀鄉的鄭成功將熱蘭遮城改稱安平城，改赤崁為東都明京，建立了台灣曆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次年六月，鄭成功因急病去世。
鄭成功之子鄭經在廈門起兵，打敗其叔父鄭襲，回到台南繼位，一六六四年改東都為東寧。
英國東印度公司曾與明鄭簽訂通商條約，取得了在台設立商館的許可。
明鄭建立了完整的政府體製，撫土民、通商販、興學校、進人才、設孔廟、行科舉，一時境內大治。
鄭經死前，原打算傳位於長子鄭克臧，但權臣馮錫範和劉國軒發動政變，殺了鄭克臧，幼子鄭克塽繼位。
一六八三年，明鄭水師在澎湖海戰中被施琅等所率清軍水師打敗，鄭克塽被迫投降。清廷於一六八四年四月設立了台灣府，歸福建省管理，下又轄台灣（今台南周圍地區）、諸羅（今嘉義周圍地區）和鳳山（今高雄周圍地區）三縣。
鄭氏三代統治從一六六二年起至一六八三年降清為止，共二十二年。
台灣中部的原住民部族在十七世紀曾建立過一個跨部落的王國，即後世所稱的大肚王國。大肚王國由原住民部族的二十七個村社組成（後來隻剩下十五～十八個村社），共主稱為“大肚王”。在鼎盛時期，大肚王國的疆域南至今之鹿港、北至今之桃園，後期則僅限於大肚溪流域一帶。該王國在一六四四年向入侵的荷蘭人降服。一六四五年四月，荷蘭人召開南部地方會議，“大肚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訂約，大肚王國因此失去了部分主權，維持著半獨立狀態。大肚王國從未歸順過明鄭。一六六二年明鄭統治台灣後實施“兵農合一”政策，派遣軍隊分赴各地屯墾，侵害了原住民部族的利益，導致明鄭和大肚王國發生過數次武裝衝突。
二.清治（一六八三－一八九五年）時期
清廷在統治台灣之初采取消極治台政策。一六八四年暫時取消海禁期間曾有過一波赴台移民潮，不久康熙帝依施琅的建議再次實施海禁，並頒布嚴格限製漢人渡台的“渡台禁令”，先是以“惠潮之民多與鄭氏相通”（粵東人屢次幫助鄭軍對抗清軍）為由將數萬在荷西時期居住在台灣的粵東人強製遣返內地原籍，又嚴格限製內地人攜家眷赴台。不過沿海省份仍有不少人冒險偷渡，在台灣西部各處落腳定居。漢人在拓殖台灣西部的過程中，不斷擠壓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後來又慢慢開始向台灣的東部開墾。一七一九年，施世榜在二水（今彰化東南）一帶興建水圳（水渠），引濁水溪灌溉，成為早期台灣最大的水利工程。一七二0年起成立了“府城（今台南中西區）三郊”產商合一組織，大大促進了外銷，外銷增加又刺激了米、糖等農業產量的增加，奠定了府城成為文化商業重鎮的基礎。
由於初期清廷派來的官吏素質良莠不齊，加上官民之間語言的隔閡，以及清廷對台灣民眾的高壓政策等，導致武裝起義或騷擾事件不斷發生，朱一貴案、林爽文案及戴潮春案被稱為清治台灣的三大“叛亂案”（朱案：一七二一年，鳳山縣官府巧立名目，橫征暴斂，農民不堪其苦。朱一貴原以養鴨為業，他偽稱明太祖後裔，舉事造反，號召“反清複明”，一度攻破府城，於府城大天後宮登基。後叛軍內部分裂，在清軍的進剿之下，屢戰屢敗，朱被俘後押解北京淩遲處死。林案：林爽文是彰化天地會的首領，一七八七年一月台灣府知府孫景燧取締天地會，林大怒，攻擊官府，豎旗反抗，自稱“盟主大元帥”，未幾攻下彰化，殺死孫景燧。清廷調粵、浙、贛、桂、黔、湘和鄂等省軍隊赴台征討。一七八八年二月，林兵敗被捕，在北京被淩遲處死。乾隆把平定林爽文民變列為他的“十大武功”之一。戴案：自一八六二年四月起事至一八六五年五月平定，曆時三年多，戴案是清代台灣三大民變中持續時間最久者。事件起因又是官府鎮壓天地會。民變涉及台灣整個中部與部分北部地區，與事者包括各地土豪。戴原是彰化一帶的地主和天地會的首領之一，本無意造反，被部眾逼上梁山。當時清廷與太平天國鏖戰正急，一時無力東顧，僅能依靠霧峰（今台中霧峰區）林家（與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並列為台灣五大家族）等土豪鄉勇勢力與之抗衡，此後雙方長期相持不下。戴偽造符印，封官許願，安撫百姓，儼然自成一國。後來戰情逐漸變得對清廷有利。一八六五年一月，戴向清廷投降，終被斬殺）。
一七三一年年末，因清廷官吏指派勞役過繁，原住民部族在大甲一帶的大甲西社群起武裝抗官，燒毀了台灣府淡水撫民同知衙門，殺傷衙役兵丁數人。事發之初，時任台灣鎮總兵呂瑞麟正在北台灣視察，聞變趕回貓盂（今苗栗縣苑裏鎮），被原住民圍困，隨後呂瑞麟逃入彰化縣治，並征兵圍剿，結果仍未平複。
一七三二年八月，負責征討大甲西社亂事的福建分巡台灣道倪象愷的劉姓表親邀功心切，將大肚社（今台中市大肚區）五名前來幫助官府運糧的“良番”（歸化的原住民）斬首，謊稱那五人是大甲西社的“作亂生番”，此事引起已歸化的原住民的憤怒，湧進彰化城抗議，官府卻胡亂敷衍，更加引起大肚社原住民的不滿，他們聯合原大肚王國各成員部落兩千餘人圍攻彰化城，焚燒附近數十裏民房，漢人百姓也受池魚之殃而逃散。
事件擴大後，其他各原住民番社群起響應，原大肚王國領域內的山穀平原都陷於動蕩之中。這是清治時期原住民武力反抗事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
當時署理福建總督的郝玉麟先後從大陸征調了官兵六千多名赴台征討，並派台灣總兵王郡前往督征。清軍采用“以番製番”的政策，使各敵對部落互相攻擊。十月中旬以後，清軍兵分七路，先後攻克各反抗軍據點，各部落被迫投降。事件曆經七個月，十三名領頭人依清律被判決斬決梟示。
亂平之後，各族民眾陸續逃離原居地，遷往埔裏（今南投縣北部）一帶。參與的番社勢力大幅衰退，大肚王國終告徹底瓦解。
一七二四年，台灣增設一縣（彰化）、二廳（淡水、澎湖），清廷並降旨準廣東人移民台灣。一七三二年，清廷首度開放憑證攜眷渡台。乾隆年間廢止了官員不可攜眷的規定，後期又進一步更改渡台措施，百姓不需憑證就可舉家遷徙入台。此時台灣移民以漳州人和泉州人居多，客家人居次。
一七八四年清廷辟鹿港為新港口，鹿港開始成為台灣中北部政治、文化和經濟的重鎮，與其他兩大貿易港合稱“一府（台南）二鹿（鹿港）三艋舺（萬華（今台北市西部））”。
由於先來後到而產生的土地與水源分配的衝突，台灣的漢人族群間經常發生械鬥。同時，漢人不斷侵占平埔原住民的土地，迫使平埔原住民逐步漢化或移往高山接受山地原住民的庇護。對於此現象，清廷官衙無法遏止，某些地方官甚至故意漠視泉（州）漳（州）之間、粵閩之間、客閩之間的族群分化與爭鬥，以求收“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效，削弱潛在的叛亂力量。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列強逐漸由海路進逼。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艦隊數度出現在台灣外海，覬覦北部的基隆港與西海岸中部的梧棲港。一八六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被迫開放部分台灣港口（雞籠、淡水、安平（今億載金城）和打狗（今高雄））對外通商。
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以八瑤灣（今九棚灣）事件（一八七一年琉球宮古島漁民在台灣遭原住民搶劫殺害，即“牡丹社事件”）為由出兵恒春半島。清廷官員對日本人表示，台灣原住民“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十月，大清與日本簽訂“北京專約”，明確聲明“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清朝並支付了日本五十萬兩銀子作為賠償。雙方同時確認台灣屬於大清，而宮古島屬於日本。
清廷在日軍出兵台灣後的五月底，也派遣欽差大臣沈葆楨赴台，主持台灣海防。沈葆楨在安平、旗後（今威震天南）等地修建炮台以及開辟八通關古道等加強後山（即台灣中央山脈以東地區，常用來指稱花蓮和台東兩縣）的防禦，並革新台灣行政。一八七五年二月，清廷根據沈葆楨的提議正式廢止了“渡台禁令”，因此攜眷渡台的漢人大幅增加。沈葆楨的繼任者福建省巡撫丁日昌蕭規曹隨，推行革新，任內設置招墾局，鼓勵閩粵居民來台開墾，並開辦礦業，以機器開采雞籠煤礦，還架設了當時台灣的第一條電報線。
一八八四年，清廷與法國因越南爆發中法戰爭，法軍出兵澎湖列島及台灣北部，劉銘傳受命前往台灣，多次擊敗法軍登台的計劃，在滬尾大捷中使法軍最終放棄登台。一八八五年，清廷將台灣從福建分離出去升格設立台灣省，由劉銘傳兼任台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在台灣進一步加強防禦措施，整理軍備，同時建設了許多基礎設施。在他督台期間，開通了從基隆到新竹一百公裏長的台灣的第一條鐵路，建立了電報局、煤務局和鐵路局等一係列管理機構，成立了西學堂和電報學堂等教育機構。
一八八八年，兼任福建巡撫與台灣巡撫兩職的劉銘傳決定開拓財源，解決台灣過度仰賴福建財政的問題。他計劃清理全台的田賦帳冊，以統一的稅率取代過去複雜混亂的舊有田稅，同時丈量全台的農田，以查清過去隱匿未報官府的開墾田地。
一開始丈量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台灣北部的土地很快就丈量完了，但在台灣中部展開丈量時，彰化縣知縣李嘉棠所派的官員測量草率，並且趁機大肆勒索，因此人民憤憤不平。李嘉棠強迫縣民領取錯誤的丈單，而縣民本來就對丈量工作十分抗拒，去領丈單的人很少。李嘉棠就把兩名死刑犯釘死帶到西螺和北鬥遊街以威嚇鄉民。鹿港與各地士紳連名攔路申訴，但官府虛與委蛇。
一八八八年十月五日，浸水莊的富農施九緞在鄉親的懇請下，出麵主持公道，率領數百人喊著“索焚帳單”的口號，插著“官激民變”的大旗前往縣城。施九緞的口號鮮明，且嚴禁群眾半路打劫，因此加入的群眾越來越多，到達縣城時已有數千人。城內的李嘉棠驚恐萬分，他緊鎖縣城，並發電報下令各鄉團派兩百人前來支援，但發報時錯打成“兩人”，加上通往縣城的道路都被群眾封鎖，因此一時無人支援。不久圍城民眾剪斷電報線，全城與外界失去了聯係。
十月六日，有清兵從嘉義趕赴彰化，但是在途中遭到襲擊，死傷十餘人。
十月七日和八日，李嘉棠一方麵請地方鄉紳協助與圍城民眾談判，一方麵開義倉救濟饑民，博取城內居民的好感。而城外民眾仍堅持攻城，因清軍死守被擊退。
十月十日，霧峰林家的第六代林朝棟率領清軍（著名的棟軍）並新招募的部隊一千八百人抵達城外，城內清軍趁勢開城出戰，在內外夾擊之下，圍城群眾潰敗。之後，林朝棟指揮旗下陸續擊潰各地起事群眾，而布政使沈應奎則招安各地，並查詢民變緣由。
事件平定後，李嘉棠因丈量不公、激發民變而被革職查辦。民變參與者因林朝棟等人提議從寬處理，故僅為首數人被官府捕殺。事件的首領施九緞為民眾所掩護，自始至終未被官府捕獲。施九緞事件是台灣建省以來規模最大的民變事件。
施九緞事件意味著劉銘傳在台灣中部的土地丈量工作以失敗告終，整個計劃被迫停止。台灣省財政照舊吃緊，在台的新政也在不久之後隨著劉銘傳的離職而結束。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唐景崧就任台灣巡撫。
清廷在甲午戰爭的失敗，加上日軍一八九五年三月占領了澎湖，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之主權割讓給了日本。
台灣清治時期始於清將施琅於一六八三年攻占台灣，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帝國，雖然清廷從未全麵統治過台灣，但名義上統治了台灣計二百十二年。
台灣現有人口二千三百四十餘萬，其中超過七成集中於西部的五大都會區，以行政中心台北為核心的台北都會區居住人口最多，約有七千萬人。
台灣的現狀是前殖民者和前被殖民者的種族民族鬥爭。類似於南明南宋東晉的處境。內部沒有融合，外部有新的殖民者虎視眈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