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前世今生（34）

台灣的前世今生（34）

馬政府過度期待和依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能夠為台灣帶來經濟效益，結果不盡人意，為此馬政府試圖通過大陸走向世界的作法遭到了外界質疑

“愛台十二項建設”是馬蕭陣營於競選期間提出的政見，他們上任後投入了約三萬億元以推動經濟。馬政府在其任期結束前，完成了台北捷運內湖線、新莊線、蘆洲線、信義線和鬆山線等延伸工程、高鐵的南港、苗栗、彰化和雲林四站、南港鐵路地下化工程、高雄捷運環狀輕軌第一階段部分工程、三國通道、高雄展覽館、高屏溪整治工程和全國公車導入智慧服務係統等等，並大幅提升了各縣市下水道鋪管的普及率。

二00八年時，馬政府為緩解中山高速公路桃園段長久以來嚴重的壅塞問題，加速核定五通道楊梅高架道路建設計劃，並壓縮原本五年工期至三年，全線於二0一三年四月通車啟用。交通部另外啟動了“南回公路拓寬改善工程”，拓寬了台東沿岸的海岸公路並興建了金侖大橋，草埔隧道於二0一九年完工後，也大幅縮短了南回公路的行車時間。

不過由於高鐵和高雄捷運通車後的運量不如預期，自償率過低，許多地方政府的軌道建設計劃在此時期被交通部退回，其中包括基隆輕軌、新竹輕軌、台中捷運藍線、台南捷運以及高雄捷運黃線等，造成往後十年城市軌道交通發展停滯的情形。

龍應台（一九五二年—）

龍應台的父母隨戰敗的國軍在一九四九年遷往台灣，留下了大兒子。她父親十五歲時被抓伕，後來加入憲兵隊，曾參加抗戰中的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來台後擔任警察。

龍不會父母的母語，她曾感慨說：“多少年後，我才知道，為了說這美麗的國語，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是一個沒有方言的人。我不會說母親的方言，浙江淳安話，我不會說父親的方言，湖南衡山話。”

在高雄眷村成長的難民後代的身份使龍與環境格格不入，她自稱是“被曆史丟向離散的女兒”，是“永遠的插班生”，這造就了她的孤獨。她說：“從前便是孤島，現在仍舊是；現在是邊緣人，從前也未嚐不是。”

一九七0年，龍考取台南成功大學外文係。

一九七四年，龍擔任新竹交通大學助教。

一九七五年，龍留學美國，在獲得堪薩斯（Kansas）州立大學英美文學係博士學位後，她先後在紐約市立大學和新西蘭北帕默斯頓（North Palmerston）的梅西（Massey）大學英文係任教。龍回憶說：“我，在國民黨所建構的神話中成長。一九七五年，我在美國第一次讀到別人用別的文字對這個神話的詮釋，這個神話馬上瓦解。從此以後，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話、任何神話。”

一九八三年，龍返台在國立中央大學任客座副教授。

一九八四年三月，龍初次向《新書月刊》投稿，對白先勇的《孽子》作文學批評。十一月，她開設了“龍專欄”。她說：“我寫書評其實抱著一個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動台灣的批評風氣。……我隻批評台灣的現代小說……以‘現代’理論來審視台灣的‘現代’作品。……台灣必須樹立起獨具一格的批評理論。”同月，龍因為實在不能忍受熒光屏上一位女立法委員自私自滿的談話，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抨擊逆來順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從而引起熱議。時任《中國時報》副刊主編的金恒煒因此為她開辟了“野火集”專欄。龍不直接攻擊體製，而是以熱情而通俗的文字對環境、治安和教育等問題作出批判，她相信“比體製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個人”。在這期間，她也以“胡美麗”為筆名（對此筆名，她自稱“喜歡極了。因為它俗氣；人有俗氣的權利。‘胡美麗’也是’不美麗’的意思，代表我。” ）發表談論女性問題的文章，後分別結集為《龍評小說》、《野火集》和《美麗的權利》。龍的文學批評和社會批評都激起社會上的強烈反應，特別是《野火集》，在當時風靡台灣，二十一天印刷了二十四次，四個月銷售了十萬本（總共印了一百次，據說每五個台灣人就擁有一本）。《野火集》後來在大陸出版，在大陸各地的大學生中也產生熱烈的回響。許多大學生認為這本書批評的對象不僅針對台灣，也包括大陸，甚至好像就是為大陸而寫的。龍曾被譽為台灣“一九八五年最具影響力的作家”。

一九八五年，龍轉任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一九八六年，龍與德國外交官和經濟學家華特（B.Walther）結婚，遷居瑞士蘇黎世（Zurich）。她一邊相夫教子，一邊繼續寫時評文章，或是反抗專製，呼籲人權，或是思考文化衝突和社會變遷。

一九八八年，龍隨家人搬到德國法蘭克福（Frankfurt），任海德堡（Heidelberg）大學漢學係研究員及講師。年底，龍應蘇聯政府的邀請，以記者身份赴莫斯科（Moscow）訪問十天。

在旅歐的十三年間，龍陸續在台灣、中國和歐洲報刊上發表雜文、散文和小說等大量作品，結集成《人在歐洲》、《看世紀末向你走來》、《我的不安》和《百年思索》等書。

一九九四年，龍在台灣《中國時報》發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被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引發爭議和討論。

一九九五年，龍在上海《文匯報》“筆會”副刊寫“龍應台專欄”。

一九九七年一月，龍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在《文匯報•筆會》刊出後，引起軒然大波。“上海男人”紛紛打電話到報社罵作者“汙蔑”上海男人，稱上海男人其實是真正的“大丈夫”。後來該文與其它文章集結出書《啊，上海男人！》，其中包括龍對一些訪問的城市或國家的人文觀感。

一九九九年，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馬英九專程前往德國，邀請龍出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她應邀帶著“準備身敗名裂”的心情回台，在此後的三年裏，她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帶著文化局的一百五十個同仁，傾力打造台北成為國際文化都市。

龍以貧窮藝術村的概念，為佛道兼容的觀音亭寶藏岩未來的運營發展方向定調，保住了寶藏岩（一九九三年，寶藏岩曾被公告為公園用地，必須拆遷）。

二00一年，龍排除種種困難修複了錢穆和林語堂的故居。

二00二年，龍以公辦民營的方式，致力於將紅樓（日治時的室內市集）作為發展文創產業的基地。龍又與電影名導侯孝賢磋商，由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向台北市政府承租前美國駐台使館建築，將其定位為“結合古跡魅力與電影藝術，成為創意交流的領域”的“光點台北”，除了在建築內增設專供播放藝術電影的八十八席小型電影院之外，也以電影主題設置書店、咖啡廳、展覽館及會議室。

二00三年，自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卸任後，龍先後擔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大學的客座教授和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同時發表探討台灣和香港文化與處境的文章，結集為《麵對大海的時候》和《思索香港》等書。

二00五年七月成立了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二00六年一月，龍在香港《明報》、台灣《中國時報》等香港、台灣、新加坡與美國多家媒體上同時發表“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直接叫板胡錦濤，聲援《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

二00八年，龍出版《目送》。

二00九年，龍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二0一0年八月，龍在北京大學一百周年紀念講堂發表題為“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的演說，闡述她的“中國夢”。她說，她真誠地擁有一個“中國夢“，這個夢希望中國的崛起不是來自於軍事力量或經濟富強，而是根源於文明的崛起。龍直言，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尺度應包括多數怎麽對待少數，這中間也包括“十三億人怎麽對待二千三百萬人”。

二0一二年，龍出任第一任中華民國文化部部長。文化部成立的第四天，龍就提出要與北京協商召開“兩岸文化前瞻論壇”，希望借此解決兩岸文化產業之間的問題，結果無疾而終。

二0一四年七月，文化部推動“國民記憶庫—台灣故事島”計劃，在全台設置了六十一個故事搜錄站，花費半年多的時間，與中國電視公司合作錄製了三千多位台灣人的生命故事。龍表示，“不論是黨史或國家曆史，都隻是剪裁自己想要的版本，國史有一半是假的，真正的曆史在於國民的個人生命史”。

龍任內擬定了《博物館法》、《電影法》、《公廣法》和《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等法案，不過她沒有積極推動，以致任內並無任何法案獲得通過。

在當官以後，龍說：作為知識分子，你做裁判；做掌權者的時候，你是球員。知識分子可以是瀟灑的，可以去批判，職責在於以文字影響思想、指出方向。當成為體製內的握有實權的執行者，就完全不同了，必須是默默工作的人，而不是指點江山。這兩種工作需要兩種不同的個性。一旦知識分子進到體製內做執行者，必須暫時放下知識分子的身份。如果想要用權力達到個人理想的話，必須變成一個忍辱負重、有耐心協調的人，不能靠文章去宣揚自己，必須要以自己工作的成果去任人批判。“這是必須的角色轉換。如果想兩者得兼，那就容易錯亂。”

二0一四年十一月，龍隨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內閣總辭而卸任。

二0一七年以後，為了照顧將近九十高齡的母親，龍遷居屏東縣潮州鎮開始鄉居，二0二一年又遷至太平洋畔台東的都蘭山中，其間出版《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

二0一九年九月，龍在“臉書”上發文“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呼籲大陸人關注香港人的訴求，即社會製度的公平、資源分配的正義、法治精神的貫徹、政府治理的透明和人民參政的充分。她指出這些價值也是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成都人、長沙人、昆明人、杭州人、西安人、沈陽人所追求的，和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一致。

因表達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支持，大陸對龍的所有書籍全麵封殺。對此，龍在“臉書”回應表示：“被你禁，是我的光榮。” （早在二00九年，龍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已被北京列為禁書）。

二0二0年，龍出版她的首部長篇小說《大武山》。

同年，龍關注新冠疫情中的獨居老人，她問：“瘟疫蔓延、人人自危的時候，我們仍舊可以把獨居的長者放在心上嗎？”她批評台灣政府“缺水、缺電、缺疫苗，絕對的缺遠見，缺真誠的悲憫心。”

二0二三年四月，龍夜訪東京青山靈園乃木希典將軍墓，並發文表示：“一個二十六公頃大的百年墓園。渺渺幽冥，但願有情魂魄，世世安好。”

對於官員公開財產，龍質疑有違人權，她讚成陽光法案，讚成公開給監察院監督，但覺得不應該受全民公審。然而她在二0一二年在香港受訪時，曾稱官員應該將資產公開，還說“愈透明愈好”，以增加人民對政府的監督。

詩人餘光中說，龍應台是才學並高的性情中人，一生的作為其實都取決於自己的真性情，她同樣用直接而有力的雜文，“筆鋒常帶情感”地揭示社會的病情。

龍與華特已離婚。他們育有兩子。龍以兩個孩子為主題的作品有《孩子你慢慢來》和《親愛的安德烈》等書。

龍應台語錄：

*有些事，隻能一個人做。有些關，隻能一個人過。有些路啊，隻能一個人走。

人生其實像一條從寬闊的平原走進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結夥而行，歡樂地前推後擠、相濡以沫。一旦進入森林，草叢和荊棘擋路，各人專心走各人的路，尋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擠擠的群體情感，那無憂無慮無猜忌的同儕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隻有少年期有。離開這段純潔而明亮的階段，路可能愈走愈孤獨。你將被家庭羈絆，被責任捆綁，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複雜和矛盾壓抑，你往叢林深處走去，愈走愈深，不複再有陽光似的夥伴。到了熟透的年齡，即使在群眾的懷抱中，你都可能覺得寂寞無比。你的工作能給你多少自由？ 走進人生的叢林之後，自由卻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時間在閃避道路上的荊棘。

*社會就像一個巨大的滾動著的車，總有人在裏麵自顧自地行樂。所幸的是，總有人探出頭來看看這輛車究竟跑在哪裏。

*思想需要經驗的累積，靈感需要感受的沉澱，最細致的體驗需要最寧靜透徹的觀照。累積、沉澱、寧靜觀照，哪一樣可以在忙碌中產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無法寫作，音樂家無法譜曲，畫家無法作畫，學者無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變成名嘴，使名嘴變成娛樂家，使娛樂家變成聒噪小醜。閑暇、逗留，確實是創造力的有機土壤，不可或缺。

*一九七五年我離開台灣到美國去留學的時候，走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裏頭，天上深藍深藍的一片雲都沒有，陽光照在綠油油的草地上，一片無邊無際的草地。八月，還沒有開學，美國十八歲、二十歲的人光著臂膀、穿著短褲、球鞋，騎著腳踏車在你麵前悠來悠去。我最無法忘懷的就是：咦，怎麽他們每個人看著都那麽輕鬆，那麽沒負擔？從他們肢體的語言我就已經發現了，我們差別很大，他們身上沒有那個幾千年的國家重任。

*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強韌的細線，將珠子穿起來成為社會。當公民社會不再依賴皇權或神權來鞏固它的底座，文化、曆史就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粘合劑。

*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

*一個社會特立獨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氣、道德、勇氣就越多。

*修行的路總是孤獨的，因為智慧必然來自孤獨。

四.六 蔡英文（一九五六年—）

蔡英文是客家人和台灣原住民族的後裔，她的祖母是屏東縣獅子鄉的排灣族人，所以她有四分之一的排灣族血統。

蔡的父親為躲避日軍征召，去當時的滿洲國在機械學校學習修理飛機。日本投降後，他返回台灣，為駐台美軍維修汽車，後來投資房地產，逐漸致富。他有四個配偶和四個家庭，蔡的母親是四房太太。蔡是十一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備受全家寵愛。

蔡小時學習成績平平，她屬於那種“大器晚成”的人。

一九七四年，蔡高中畢業後，因家裏生意感到需要有法律方麵的幫助，她考取了台大法學院法律係。在讀大學期間，蔡曾為一個哥倫比亞大學來的美國教授當研究助理。

一九七八年，蔡從台大畢業後前往美國康奈爾大學讀碩士。

一九八0年，蔡獲得法學碩士學位，隨後在美國多待了一年，考上了美國的律師執照。

一九八一年，蔡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法學博士，副修國際貿易。她的研究課題是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 in a Changing World（《快速變遷世界中的不公平貿易行為與本土市場的保障措施》）。

一九八四年，蔡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一九八四—一九九0年，在返回台灣後，蔡在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律係先後擔任副教授和教授，她的專長是國際貿易法和競爭法，主要教國際貿易法等課程。

一九八六年，由於她的國際貿易專業知識，蔡開始以顧問身份參與國際貿易局對外經濟貿易的談判。後來蔡擔任了國貿局的總顧問。

一九九一—一九九三年，蔡受東吳大學邀請，在新建的東吳大學法學研究所擔任教授。

一九九三—二000年，蔡擔任政治大學商學院國際貿易學係教授。在任教期間，蔡先後受聘在幾家律師事務所兼職，主要擔任國際貿易經濟法方麵的顧問。蔡還兼任了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委員和貿易及投資委員會服務業小組主席，協助台灣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出席了亞太經濟會議。

一九九四—一九九八年間，蔡曆任負責起草管理台灣、香港與澳門間經濟關係的法案的“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的研究小組召集人、統籌處理海峽兩岸關係事務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谘詢委員會委員、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以及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委員等職。蔡隨同辜振甫率領的海峽交流基金會代表團訪問了大陸，以政大教授的名義參加了第二次辜汪會談，並擔任代表團的發言人。

一九九六年，蔡取得了台灣的律師資格。

一九九九—二000年，李登輝聘請蔡擔任總統府國家安全委員會谘詢委員和第六屆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受國安會的委托，蔡擔任了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研究小組的召集人，參與研究“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解決方案並主持起草了有關研究報告。李登輝采用該研究成果，公開提出了“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理論，從而導致一九九九年海峽兩岸關係陷入緊張。中共據此指控蔡是“分裂中國的始作俑者”。

二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民進黨首次執政，對內需要擴大民意支持，鞏固政權基礎，對外需要穩定海峽兩岸關係和安撫美國。蔡給陳水扁上“世界貿易組織專案課程”，讓陳水扁對她讚賞不已，決定延攬其加入執政團隊。陳水扁任命蔡擔任了行政院政務委員、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並參加國安會。蔡是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首位女性主任委員以及首位完成四年任期的主任委員。

蔡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開創了海峽兩岸關係的新架構。她緊急阻止了陳水扁為了改善兩岸關係而接受“九二共識”的想法。蔡提出了“國家安全網”的設想，主張以經貿往來作為兩岸風險管理的安全閥和安全氣囊，她促成了金門與廈門之間的小三通。

在推動小三通的過程中，“宗教直通”引起了熱烈爭論，在小三通前能讓神明先通嗎？有立委質詢蔡：“究竟是媽祖大，還是蔡主委大？”情急之下，蔡回答說：“哎呀！桔子和香蕉是不能比的。”此話一出，滿堂哄笑。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協調立法院通過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法，促成了兩岸春節包機直航。蔡對海峽兩岸政策的處理，使她很快受到公眾的注意，在連續四年內閣閣員滿意度的輿論調查中，她都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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