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二-上） 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人瞿秋白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二-上）

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人瞿秋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九二八年五月期間以政治局常委身份、一九三0年九月底—一九三一年一月初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兩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本節要點：

1）在沒有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以前和離開那位置以後，瞿秋白是極其多產的政論和散文作家。雖然深深卷入政治，但他本質上始終是個隻會弄文舞墨的書生。

2）瞿秋白得以獲共產國際的重用，主要是因為他認真盡職地協助過多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

3）曆時半年的瞿秋白“左”傾冒動，一則源自共產國際的指引，二則受大革命挫敗後中共上下急於反擊複仇的強烈願望的影響，三則出於瞿秋白本人慣於紙上談兵、把願望當作現實的天生弱點。

4）博古中央在長征前夕將瞿秋白留在蘇區，決定了他被捕被殺的結局。

5）“曆史的誤會”是瞿秋白對自己一生的精確概括。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出生於江蘇常州城內。瞿秋白有弟妹七人。瞿氏乃書香門第，世代為官。不過自從瞿秋白的祖父故去，家境每況愈下。其父長期無業，在家侍奉癱瘓的母親。

一九0四年，瞿秋白進塾館啟蒙，三年後插入冠英小學初小三年級。

一九0九年一月，瞿秋白初小畢業，後在家一年。

一九一0年，瞿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學堂（一九一三年改名為江蘇省立第五中學）。

辛亥革命後，瞿秋白家進一步陷入捉襟見肘的經濟窘困，靠借債典當度日。一九一五年冬，瞿秋白因無錢付費而被迫輟學。

一九一六年二月，因不堪貧困而絕望，瞿母用半瓶虎骨酒吞服剝好的紅磷火柴頭自盡。瞿母亡，瞿家破，一家人分別投親靠友，星散四方。瞿秋白到無錫南門外楊氏小學教算術、圖畫和音樂。年底，他得堂兄資助，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英文。

一九一七年春，瞿秋白隨堂兄北上進京，他本擬考北京大學研究中國文學，希冀將來當個教員，然而費用太高，堂兄無力襄助。瞿秋白遂依堂兄之意，參加普通文官考試，未中。他時而去北大旁聽，聽過陳獨秀和胡適的課，更多時間則閑居在家。暑期過後，瞿秋白進了學膳免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部立俄文專修館。在彼時願學俄文者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對俄文並無興趣，學俄文實在是無可選擇的“選擇”。而此次選擇，基本上決定了他此後的人生軌跡。在俄專期間，瞿秋白與同學耿濟之合作翻譯出版了《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中，瞿秋白被推為俄專學生總代表，參加了北京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的集體領導。他在六月三日上街演講時被捕，六月八日獲釋。出獄後染上了肺病而吐血。八月二十三日與各地學生代表在中南海總統府新華門前請願時，瞿秋白再次被捕，八月三十日再次獲釋。

十一月，瞿秋白受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委托，與鄭振鐸等創辦《新社會》旬刊。瞿秋白在該刊上發表了十八篇文章和一篇譯作，抨擊時政，鼓吹社會改造、家庭革命和婦女解放。

一九二0年春，瞿秋白加入李大釗和鄧中夏等人發起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是年秋，瞿秋白被北京《晨報》聘為駐俄特派員。在與前來送別的朋友耿濟之、鄭振鐸和郭紹虞等聚會時，瞿秋白說：“俄國怎樣沒有吃，沒有穿，……暫且不管，……他始終是世界第一個社會革命的國家，世界革命的中心點，東西文化的接觸地。”

離京去國前不久，瞿秋白與鄭振鐸、許地山等一起籌組了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

因為俄國內戰未息，瞿秋白、李宗武和俞頌華一行三人在哈爾濱滯留了五十多天。在此期間，瞿秋白以記者的身份參觀了俄、日居民區，接觸了俄國革命黨人，也訪問了白軍機關報的主筆。他開始研究俄國的國情政治。在當地俄僑舉辦的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慶祝會上，他第一次聽到了國際歌，聽到了俄共黨人介紹蘇維埃政權、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等等。除了為《晨報》等京滬報刊寫了大量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的報道和采訪記錄以外，瞿秋白在哈爾濱開始寫作那本著名的散文集《餓鄉紀程》。

進入俄國以後，因為要辦理各種手續，瞿秋白他們又在當時的蘇俄遠東共和國首都赤塔逗留了十七天。一九二一年一月底，瞿秋白一行抵達莫斯科。

在蘇俄的兩年裏，他們自始至終受到官方的熱情款待。投桃報李，瞿秋白先後撰寫了《共產主義人間化》、《蘇維埃俄羅斯經濟問題》和《莫斯科通訊》等數十篇通訊、評述以及散文集《赤都心史》，介紹十月革命後蘇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教育和外交等各方麵的情況；謳歌俄國無產階級是“偉大導師馬克思的光輝思想的第一批繼承者和傳播者”，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曆史事業之第一步”，莫斯科已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心海中的燈塔”，蘇俄是“賢人政治”，共產主義是“無國界”、“自由平等”的社會。他大力頌揚蘇維埃製度的優越性，同時批判和揭露帝國主義對蘇俄的幹涉、封鎖和破壞陰謀。

瞿秋白是唯一與列寧交談過的中國記者，也是最早向中國描繪列寧形象的人。他筆下的列寧“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度流露於自然之中”。

瞿秋白去看望過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遺孀索菲亞（Sofia Ananiev），並贈送給她白麵一袋。他拜訪過蘇俄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盧那察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未來派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托爾斯泰的孫女蘇菲（Sophia Tolstaya）等，也會見過德、英、美的記者、作家、外交代表和資本家。

他參觀了多地的博物館、畫廊和美術館，經常觀賞歌劇、芭蕾、話劇和音樂會，還曾躋身東正教的宗教儀式。他曾感歎道：“俄羅斯文化的偉大，豐富，國民性的醇厚，孕育著破天荒的奇才，誕生裂地軸的奇變，—俄羅斯革命的價值不是偶然的嗬！”

一九二一年五月，瞿秋白由同鄉張太雷介紹加入俄共。六月，他報道了共產國際三大（張太雷為中共代表），並為大會撰寫了《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文，向俄國人和各國代表介紹中國社會的狀況和性質、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進程以及中國的工人運動史。八月初，瞿秋白又一次吐血。九月，他正式加入中共。

是年秋，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一九二五年蘇俄又創辦了孫逸仙大學，一九二八年改名為中國孫逸仙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一般稱之為中山大學），瞿秋白是當時莫斯科難得的中俄文翻譯，於是他進入該校教俄文，兼任唯物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課的翻譯，劉少奇、彭述之、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柯慶施和蔣光慈等都當過他的學生。因為上課的需要，瞿秋白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

十月，瞿秋白寫就《餓鄉紀程》。

十二月初，因為“風寒積雪的天氣，黑麵爛肉的營養”，加上起居無時，瞿秋白的病情加劇，夜夜虛汗咳嗽吐血，被迫進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療養院休養了四個月。但是他“一天不讀，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他的《赤都心史》裏的許多篇章都是在病榻上寫成的。據在東方大學學習、幾乎每個星期都去探望他的曹靖華回憶，瞿秋白說蘇俄是一座琳琅滿目的革命寶山，他要拚著病弱的生命，把革命的寶貝更多地運回祖國。

瞿秋白同時還開始探索中國文字拉丁化的途徑，寫成了《拉丁化中國字母》，從而成為中國文字改革的先驅之一。

一九二二年一月，瞿秋白抱病為以張國燾為首的參加遠東各國革命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擔任翻譯。

三月，《赤都心史》完稿。

一九二二年年底，瞿秋白為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的陳獨秀和劉仁靜當翻譯。

在俄國期間，瞿秋白還翻譯了萊蒙托夫、高爾基和丘特切夫（Fedor Tyutchev）等人的詩作，寫了《俄國文學史》（經蔣光慈刪改後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以《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為題出版）。

一九二三年一月，瞿秋白隨陳獨秀回到北京，旋即撰文抒發對俄國的惜別之情，痛斥北洋政府的“率獸食人”。他接著在中共刊物上連續發表文章，譴責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暴行，呼籲工人階級 “顛覆封建製度，掘帝國主義的根，絕帝國主義的命”。

四月，瞿秋白隨中共中央機關遷到上海，擔任由月刊改為季刊的中共理論刊物《新青年》的主編。他翻譯的《國際歌》的中文歌詞發表在該季刊的創刊號上。瞿秋白同時兼任中共機關刊物《前鋒》月刊的主編，他還參與了《向導》的編輯。在這些刊物上，瞿秋白發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和譯述，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程度、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爭的形勢、階級鬥爭和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等等。

瞿秋白是個將夜作晝的孜孜不倦、涉獵廣泛的學者，又有驚人的寫作能力。除了肺病，他還患有失眠症，因此每天午夜是他開始讀書寫作的時候，直到早上八點。一夜讀完整本書、一兩個晚上寫出一本小冊子於他是家常便飯。早晨以後他才解衣睡覺，下午二點以後他處理工作和寫稿。晚餐他總要喝幾杯酒。瞿秋白的書生氣更甚於陳獨秀。

五月，馬林攜帶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特別訓令從莫斯科來到上海，要求中共擴大與國民黨的合作，並建議中共盡快在廣州召開三大，瞿秋白把訓令譯成中文。不久，他隨馬林南下廣州，與馬林同住，充當馬林的助手，並參加了三大的籌備工作。他負責起草了中共三大的黨綱草案，並在會上作有關說明。他還在會上作了介紹共產國際四大的報告。瞿秋白在三大被推舉為宣傳委員會委員。

夏天，於右任和邵力子等創辦上海大學，瞿秋白應邀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他把社會學係辦成了校內第一大係，他開的課人滿為患。後來瞿秋白又被推選為學校的行政委員會委員。

九月，瞿秋白奉命加入國民黨。

十月，瞿秋白隨鮑羅庭到廣州。孫中山聘請鮑羅庭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顧問以後，瞿秋白正式充任鮑羅庭的翻譯和助手，因而參與了國民黨一大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草擬。瞿秋白也經常參加鮑羅庭與中共領導人李大釗、張國燾等人的討論。

在十一月下旬舉行的中共中央三屆一中全會上，瞿秋白為鮑羅庭當翻譯。

一九二四年一月，瞿秋白與其在上海大學的學生王劍虹結婚。

一月底，瞿秋白出席國民黨一大，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他隨即與胡漢民、汪精衛和毛澤東等中央執委和候補執委組成國民黨上海執行部。

三月一日，瞿秋白被推任為國民黨辦的上海《民國日報》編委會委員。

三月九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和中共上海組織等聯合舉行追悼列寧大會，瞿秋白作介紹列寧生平革命活動的報告。

七月，遵照孫中山的建議，國民黨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孫中山自任主席，瞿秋白被任命為六個委員之一。

同月，瞿秋白的妻子王劍虹因肺病醫治無效，在上海去世。

八、九月間，瞿秋白參加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四至第八次會議。在那段時期中共與國民黨右派的反複爭鬥中，瞿秋白確保鮑羅庭和共產國際始終知情。

十月，瞿秋白所著《社會科學概論》出版。同月，他從上海大學辭職。

十一月，瞿秋白與他在上海大學的另一個學生楊子華結婚。年底，他們搬去與沈雁冰為鄰。

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共四大上，瞿秋白參與起草大會文件，擔任政治決議草案審查組組長，作關於政治決議的長篇說明報告，為維經斯基當翻譯。他當選為中央委員和宣傳委員會委員。

二月，瞿秋白翻譯了斯大林所著《論列寧主義基礎》中的《列寧主義概述》部分。

中共四大決定將《新青年》改回為月刊，由彭述之負責。一九二五年四月出了第一期後，彭述之因病住院，複由瞿秋白主持。後因人力物力困難，關鍵是《新青年》在成為“喉舌”之後，逐漸失去了對讀者的吸引力而難以為繼，一九二六年第五號後壽終正寢。

五月二十八日，針對日本資方勾結中國軍閥在上海、青島和大連屠殺工人的暴行，中共中央舉行緊急會議，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李立三和瞿秋白等出席，通過了《擴大反帝運動和組織五卅大示威的決議》。

五卅慘案當晚，中共中央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由張國燾、蔡和森、李立三和瞿秋白等組成行動委員會，立即成立上海市總工會，組織民眾從六月一日起罷工、罷市、罷課。瞿秋白激昂地主張動員大批工人和學生連續上南京路遊行示威。他認為如果英國巡捕膽敢再次開槍，就勢必會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高潮，國際輿論也將更加同情和支持中國的反帝運動。他的提議遭到陳獨秀反對，因此在會議上沒有通過。

六月四日，在陳獨秀的支持下，中共第一張日報《熱血日報》出版，瞿秋白任主編。他為該報寫了“發刊詞”和大部分社論。報紙報道上海和全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消息，揭露帝國主義和各地軍閥的陰謀。

七月，戴季陶寫了《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和《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小冊子，反對工農革命，為蔣介石爭奪領導權造勢。受中共中央委托，瞿秋白在八月間針對戴季陶主義發表了一係列批判文章。

一九二六年二月，瞿秋白為中共中央特別會議起草了全力推動國民政府北伐的有關通告。

三月中山艦事件和五月《整理黨務案》以後，中共黨內發生很大的分歧和爭論，有人主張退出國民黨，實行反擊；有人主張暫時讓步以保全大局；瞿秋白讚成後者。

是年春天，瞿秋白因肺結核病重住院一個多月，幾近喪命，他在養病期間寫成《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一書。

五月，受中共指派，瞿秋白擔任根據《整理黨務案》而成立的國共兩黨聯席會議中共代表之一。

六月，中共中央討論廣東革命政府北伐的問題。陳獨秀和彭述之反對北伐，瞿秋白和張國燾則擁護北伐。

十二月底，蘇聯新派了三個駐華代表來中國，住在蘇聯駐上海領事館。瞿秋白同陳獨秀、彭述之和維經斯基多次去領事館同那三個代表討論中國革命形勢和中共策略等根本問題。陳獨秀、彭述之與維經斯基堅持“傳統的路線”即“由宣傳而組織，由組織而武裝暴動”，而瞿秋白和那三個代表則一致主張“新路線”即主要依靠北伐軍推進國民革命。

一九二七年二月，瞿秋白自編《瞿秋白論文集》，收集了他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間寫的政論和部分文藝雜著，交亞東圖書館出版，然而文集排印到五分之一時，因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而夭折。

二月十二日，上海工人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瞿秋白在指揮所坐鎮。次日起義失敗以後，他與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和汪壽華等連夜開會總結經驗教訓，並為第三次武裝起義組成了最高決策機關“特別委員會”。

在二月底和三月初，特別委員會的陳獨秀、瞿秋白、羅亦農、趙世炎、彭述之和周恩來等人前後七個晚上開會討論起義在軍事、工運、罷工、黨務和宣傳等各方麵的準備工作。

三月中旬，瞿秋白奉命離開上海赴武漢籌備中共五大並主持土地問題委員會的工作。

四月十一日，瞿秋白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革命》一書（即《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序，稱毛澤東為“湖南農民之王”。毛澤東的文章在中共黨刊《向導》上發表了一半，即被主管宣傳的彭述之喊停。毛澤東鼓吹“矯枉必須過正”，認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中央上層如張國燾等頗不以為然，他們問：難道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豪”？毛澤東自己也可算個士紳，莫非他也“劣”？他們又問：為什麽“矯枉”必須“過正”？要“過正”多少？是暫時的“過正”，還是永遠的“過正”？而瞿秋白則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他說：“獨秀、述之就怕這篇文章拿出去，進一步激起農民的‘越軌’行動，有損與國民黨的合作。什麽‘越軌’、‘合作’？這樣的文章都不敢登，還革什麽命？”

在武漢的瞿秋白對蔣介石發動政變極為悲憤，同時深為自疚，他說：“我們太幼稚了，這一著棋，輸給了蔣介石。……我深感第一線鬥爭的經驗太少，單是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是幹不好革命的。”

四月十九日，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發布通緝令，通緝一百九十七名中共領導人、國民黨左派人士和其他著名社會活動家，瞿秋白名列其中。

在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之間召開的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發他在二月寫的文章《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批評一九二三年以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以及維經斯基推行“二次革命論”、對蔣介石存有幻想、放棄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等錯誤。

在五屆一中全會上，瞿秋白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兼農民部部長。在六月三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宣傳部。

七月十三日晚，瞿秋白沒有告知中共中央的其他人，跟著鮑羅庭離開武漢上了廬山。他們倆在那裏計議了中共領導的改組。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回到武漢。他告訴張國燾，中國革命失敗了，責任問題得有個交代。雖然中共的一切作為事實上都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的，但是不能讓共產國際承擔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因為共產國際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茨基派反對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為了保證共產國際能夠繼續領導世界革命，中共中央隻有挺身出來承擔這個責任。瞿秋白又進一步表示，如果要中共中央全體來擔負失敗的責任，它的信譽也會破產，損失也太大了。陳獨秀的領導原有重大過錯，現在又消極怠工，我們不如把全部的責任都推到他一人身上，以穩定中共的領導。瞿秋白說，鮑羅庭希望以後的中共中央由張國燾和他自己負責，張國燾主持日常工作，他管理論。

張國燾對瞿秋白的話極為反感。他覺得在當前的緊要關頭，重要的努力挽救中共，而不應該在追究責任上鉤心鬥角。張國燾對共產國際的急功近利、閉門造車、揠苗助長等等早就一肚子怨氣，他認為明明其政策是中國革命失敗的主因，共產國際卻不肯作絲毫真誠的檢討，一味想著諉過於陳獨秀，這是不公道的、違背道義的。

七月二十三日，羅明納茲來到武漢，當晚與瞿秋白和張國燾晤談。羅明納茲自稱奉共產國際之命前來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他宣布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違反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國際決定改組中共中央。

八月三日，瞿秋白第一次主持召開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央緊急會議的準備工作。

八月七日，羅明納茲主持召開緊急會議，正式將陳獨秀免職，瞿秋白成為中共第二任最高領導人，他隨即在會上宣讀了由羅明納茲起草、他翻譯的《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誌書》，並代表臨時中央常委會作《關於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

八月九日，瞿秋白主持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三人組成政治局常委會（十一月增補了周恩來和羅亦農兩人），決定瞿秋白兼任農委主任、宣傳部部長和黨報總編輯。

瞿秋白的領導方式與陳獨秀的強勢作風頗不相同。陳獨秀是事無巨細都關心和參加，並最後定調，而瞿秋白則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隻發表一般的政治主張，其餘調遣人員和實行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任組織部和軍事部去辦（李維漢曾經說在中共曆屆黨的主要領導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貫徹執行民主集中製的，他不搞家長製）。

瞿秋白曾極力提倡在同誌間不以職務相稱。他說他在莫斯科幾次見到列寧，大家都以“同誌”稱呼。有一次他還說到，太平天國的失敗原因很多，其中一條就是定都南京以後，搞帝王那一套，你“萬歲”，他“千歲”，有的還要“萬歲、萬歲、萬萬歲”，結果滿城萬歲聲，喊冷了廣西老兄弟們的心。

瞿秋白曾經多次訪問下台的陳獨秀，勸其去莫斯科。

十月，中共中央常委決定辦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由瞿秋白擔任編委會主任。該刊發表的社論，幾乎都出自瞿秋白筆下。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黨內從上到下，出於對國民黨大屠殺的仇恨、對大家看到的陳獨秀退讓妥協的右傾方針的憤怒，革命急性病迅速膨脹，使“左”傾情緒迅速蔓延開來。而共產國際和瞿秋白中央也對形勢嚴重誤判，認為革命仍然處於高潮階段，而且還在“不斷高漲”。瞿秋白連續撰文為這股思潮推波助瀾，並在臨時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一再討論和強化這個指導思想。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十日，由瞿秋白主持召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羅明納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認為國民黨統治已處於崩潰的邊緣，現時全中國處於直接革命的形勢。會議因而製定了組織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要求農村暴動和城市暴動相結合，並以城市暴動為“中心及指導者”。在此期間，瞿秋白中央做出了“盡量施行紅色恐怖”的決策，指示各地要“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殺政府官吏，殺一切反革命”。

瞿秋白中央的政策就像一個輸慘了的賭徒的孤注一擲。他們把暴動當作家常便飯，任何行為離開了暴動，好像就是機會主義。這樣，瞿秋白的暴動政策，就變成“兒戲暴動”、“強迫暴動”和“命令暴動”，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動政權，而是危害已經傷痕累累的自身。

不待贅言，瞿秋白中央發動的數十次規模大小不等的城鄉暴動相繼失利。

開始時瞿秋白還是信心滿滿，在廣州暴動失敗後的第二天為《布爾塞維克》寫的社論裏，他相信廣州暴動“不僅沒有失敗，而且不是停頓”，“這次廣州工農兵偉大的暴動，證明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新戰略是絕對正確的”，並預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全國工農兵將繼廣州工農兵而起，推翻豪紳資產階級之統治，建立蘇維埃中國”。

不過沒過多久，瞿秋白中央就開始意識到了暴動中輕舉妄動的後果並開始在策略上糾偏。

雖然在組織暴動時比以前謹慎了許多，瞿秋白中央在對大局形勢的估計上還是匪夷所思地樂觀。瞿秋白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自嗨道：“中央常委認為革命潮流一直在高漲”。他起草的二月十九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號》說：“目前統治階級正在日益崩潰”，“革命是正在高漲無疑”。

瞿秋白們不知道，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二月已經改變了調子，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否定了羅明納茲“不斷革命”的觀點，承認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目前還沒有出現全國範圍的群眾運動的新高潮”，《決議案》規定當前中共的中心任務是積蓄和保存實力，以“準備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

四月二十八日，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剛收到的共產國際二月的決議案。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四十四號通告，表示接受共產國際指導，要求全黨反對和糾正“左”傾盲動主義。

五月三日，山東日本駐軍在濟南屠殺中國軍民數千人並慘殺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又一次激起全國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中央卻態度冷淡，他們認為中共的任務是實行暴動，反對南京的國民黨政權，而日軍的行動打擊的是國民黨，如果中共卷入這個反日運動中去，無異是幫蔣介石的忙。

瞿秋白在四月三十日離滬赴俄，在五月中旬抵達莫斯科為中共六大做準備工作。

六大開幕前，瞿秋白等先後同斯大林和布哈林等進行了接觸。斯大林明確告訴瞿秋白，中國革命目前還不是高潮，隻有當革命發展到已有勝利可能時，才可以說達到了高潮。在接下來的部分中共領導人與共產國際領導人舉行的政治談話會上，瞿秋白卻依舊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形勢的判斷有誤，他表示不理解斯大林對高潮問題的解釋。他確信中共中央此前在原則上並無錯誤。

在六大上，瞿秋白身為上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左”傾盲動錯誤的主要責任人，既是大會籌備和召開的中共方麵的組織者與主持者，又是大會的主要批評對象。

就像對大革命失敗的追責，必然導致陳獨秀的下台一樣，追究“左”傾盲動錯誤造成的危害，瞿秋白自是難辭其咎。

在會上，被視為機會主義代表的張國燾，跟被視為盲動主義代表的瞿秋白多次發生激烈爭論，逼得布哈林出麵製止，“就是你們這兩個大知識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幹部提拔起來代替你們”，其結果就是向忠發的異軍突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