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四） 中共三大及三大前後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四）

中共三大及三大前後

本節要點：

1）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加快了與國民黨的合作，而《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卻為國民黨打擊中共事先準備了子彈。

2）三大《宣言》承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同時又強調中共的獨立性。

3）陳獨秀繼續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

4）中共三屆一中提出了“鵲巢鳩占”、“借雞生蛋”的戰略方針。

5）蘇共的影響擴大到了孫中山國民黨的“頂層設計”。

三大之前

一九二三年一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認為“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而國民黨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中共“唯一之夥伴”，“國民黨與年青的中國共產黨互相配合行動是必要的”，不過中共 “無論如何不應當與它（國民黨）合並，不應當在這些運動中卷起自已的旗幟”。

同月，越飛在上海會晤孫中山，隨之發表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公開確立了國民黨的聯俄政策。《宣言》共有四條：1）孫中山“認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無使此製度可以成功之情況”。越飛完全同感，認為“中國最重要最迫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越飛向孫中山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在馬林的協助下，越飛為孫中山爭取到了二百萬金盧布（十九世紀末沙俄發行的金本位貨幣）的援款）。2）依孫中山的要求，越飛重申了一九二0年九月蘇俄對華聲明，即蘇俄準備且願意根據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3）雙方同意中東鐵路之管理，應“由中俄兩國政府不加成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與特殊利益”。4）越飛宣稱“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與目的”。孫中山“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從外蒙撤退。……中國北京現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抵抗行為之發生，而釀成一種較目下尤為嚴重之局麵”。

《宣言》的第一條為蘇俄政府急於籠絡孫中山的權宜之計，然而“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的條文，為四年以後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清黨”、“分共”提供了依據。

蘇俄政府從來不覺得它的具有不可調和的兩重性的外交政策有什麽不妥：他們一麵與執政的當局辦外交，另一麵又積極支持旨在推翻現政府的反叛勢力。他們兩頭下注。

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從一九二二年一月開始興起，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全國共爆發罷工一百多次，罷工人數達三十萬以上，其中聲勢和影響最大的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的京漢鐵路總罷工造成了全線一千二百多公裏癱瘓。二月七日，吳佩孚撕下“保護勞工”的麵具，血腥鎮壓漢口江岸、鄭州、長辛店以及其他各站的罷工工人，造成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為了保存力量，根據中共分工領導工運的張國燾的指示，京漢鐵路總工會和湖北省工團在二月九日聯合下令複工。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以後，中國工運陷入低潮。

在鎮壓京漢鐵路罷工的同時，吳佩孚下令通緝在北京的陳獨秀和馬林等人，北方的形勢急轉直下。二月十五日，馬林與中共領導人開會決定中央局遷往上海避險，這一動議隨即被付諸實施。

恰在此時，廣東的情況逐步好轉，革命力量可以公開活動，這促使一貫鼓吹國共合作、以前就主張中共將中央駐地移到廣州的馬林舊話重提。中共又一次采納了馬林的建議，於四月底將中央機關遷到了廣州。

然而孫中山自一九二三年二月回到廣州以後，重建大元帥府，埋頭於軍政事務中，並不認真考慮國民黨的改組，對馬林加緊改組國民黨和加強政治宣傳的提醒和敦促置若罔聞。馬林於是試圖通過那些“跨黨”的中共幹部去影響國民黨，“促進國民黨的新生”。他建議陳獨秀等向孫中山建言，要求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組建新政府，建立新軍隊，以促進全國性的國民革命。而孫中山堅持當務之急是建立自己的武裝，並認為召開國民會議是不可能的。實際上，當時孫中山唯一關心的隻是控製廣東，他並不樂於接近共產黨人，更不允許身為國民黨員的中共領導人公開批評國民黨。這使中共中央越發感到困惑，他們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不能輕易與國民黨弄僵關係，又無法對國民黨的政治缺陷視而不見。

五月間，馬林從莫斯科返回上海，帶來了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四月訓令”，要求中共立即進一步擴大與國民黨的合作，並提議從速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三大

中共於是遵命在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廣州東山臨時租賃的恤孤院後街三十一號召開了三大。與一大和二大偷偷摸摸全然不同，三大不用擔心受任何幹涉。在大會之前開了兩天預備會，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張太雷和向警予等在馬林的指導下分工起草了宣言、修正黨章以及各項決議案。

出席三大的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張太雷、惲代英、陳潭秋、項英、李立三和向警予等近四十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有十七人），代表全國黨員四百二十人。馬林理所當然出席了大會。

陳獨秀主持了大會，並代表上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報告認為二七罷工的失敗及其後的種種情況都證明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薄弱，承認國民黨為國民革命的領導中心。報告說：“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指西湖會議）的人。……從這時起，我們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的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虛構的，而以後我們開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國社會的當前形勢”。

三大正式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同時保持共產黨在組織和政治上的獨立。大會強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第一，把國民黨改造為左翼政黨；第二，在中共不能公開活動的地方，擴大國民黨；第三，把優秀的國民黨員吸收到中共黨內來。三大確定了中共不安於少數派的地位，企圖投機取巧、渾水摸魚的機會主義路線。

三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以及《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關於黨員入政界的決議案》等七個決議。

大會選舉出由九名正式委員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王荷波、朱少連、項英和五名候補委員李漢俊、鄧中夏、徐梅坤、鄧培、張連光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委隨即又選出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和譚平山（後因譚平山調任駐粵代表，九月補入王荷波）五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任委員長，毛澤東任秘書並負責中央的日常事務。中央局下設組織、宣傳、婦女三部門，毛澤東兼管組織，蔡和森負責宣傳兼《向導》的主編，向警予負責婦女工作。另外，四名中執委委員李大釗、譚平山、項英和朱少連分別派駐北京、廣東、湖北和湖南。張國燾因為不能跟馬林和中央保持一致，被排擠出了中央局。毛澤東在三大上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他在會上提出了農民運動的問題。

中共三大《宣言》和三大修正《黨章》

瞿秋白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比二大《宣言》簡潔得多，而且稍微多了點人間煙火氣。不過“謀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雲雲，還是讓人頭暈目迷。

《宣言》指出：當前民眾受外國及軍閥兩層暴力的壓迫，政局紛亂，兵匪猖獗，因此非“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之國民革命運動，別無他途可以自救。國民黨應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不幸的是國民黨常有兩個弊病：期望外國援助和集中全力於軍事行動而忽視對於民眾的宣傳。

中共希望社會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同時希望國民黨斷然拋棄依賴外力及專注軍事的舊觀念，十分注意對民眾的政治宣傳，以造成國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勢力，以樹立國民革命之真正領袖地位。

鑒於國際及中國之經濟和政治的狀況，中共的使命是“以國民革命來解放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更進而謀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

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共六章三十條。它基本上照搬二大黨章原來的框架和內容，隻有個別條文的改動，如第一次規定了新黨員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黨章還分別規定了候補黨員和正式黨員的權利和義務。

三大以後

七月，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對於時局之主張》，指出“隻有國民會議才能真正代表國民，才能夠製定憲法，才能夠建立新政府統一中國”。

七月底，因為與孫中山的合作發生了諸多不快，中共在廣州的活動受到很大的限製，中共中央又遷回上海。無論如何，相比而言，上海的外國租界是中共最安全的藏身之地。

八月，蘇共指派鮑羅廷（Mikhail Borodin。一九二四年八月—一九二七年七月在華工作，為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主要操盤手。鮑羅廷被毛澤東指為繼陳獨秀之後導致大革命失敗的第二號罪魁禍首。一九四九年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間諜案牽連，鮑羅庭被指控為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入獄，並被流放西伯利亞，一九五一年五月死於雅爾庫茨克附近的勞改營）擔任蘇聯政府駐廣州國民政府全權代表。九月下旬，鮑羅廷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和中共其他負責人。

十月六日，鮑羅廷抵達廣州。十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召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討論改組的必要性和改組計劃。會上，孫中山任命廖仲愷和譚平山等九人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和李大釗等五人為候補執委，並正式聘請鮑羅廷為政治顧問，籌處改組事宜。

十一月初，維經斯基再度來華，接替即將返俄的馬林擔任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維經斯基表示，共產國際並不讚成馬林過分看輕中共、犧牲中共獨立的做法。

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中共三屆一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全會按照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三大的指示信的精神，決定進一步促進國民黨改組，在全國擴大國民黨組織，凡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中共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並加入”；凡國民黨無組織的地方，中共則為之建立。會議還決定中共要通過黨團秘密小組在國民黨內貫徹共產黨的綱領和政策，努力爭取“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這時中共的戰略方針是更富有進取性的“鵲巢鳩占”、“借雞生蛋”。

十一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認為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應該是“依靠國內廣大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各階層，為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及其走卒、為爭取中國獨立而鬥爭”，“既要消滅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也要消滅本國軍閥製度的壓迫”，還有就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權主義應該是“隻有那些真正擁護反帝鬥爭綱領的分子和組織才能廣泛享有這些權利和自由”：民生主義應該是“把外國工廠、企業、銀行、鐵路和水路交通收歸國有”，“把土地直接分給在這塊土地上耕種的勞動者，消滅不從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許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製度”。這些關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解釋，成為《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基本原則。利用孫中山對軍事和經濟援助的迫切渴望，蘇俄將其對中共的影響擴大到了國民黨的“頂層設計”。

十二月，李大釗到達廣州，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和籌備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