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一） 中國共產黨的問世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一）

中國共產黨的問世

本節要點：

1）中共的誕生是時勢的必然。

2）陳獨秀是中共的主要創始人。

3）中共成立於一九二0年八月。

4）俄共（共產國際）是中共誕生的助產婆。中共誕生以後，俄共（共產國際）是其乳母。

5）中共的“初心”：生產資料公有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實現共產主義。

時代背景

一百一十年前，中國擺脫帝製，走上了共和。然而，國家的積弱積貧並沒有隨之有絲毫的改觀，反而有江河日下之勢。令當時的社會精英尤為扼腕切齒的，莫過於千餘年來往往以華為師的小日本，不守“師道尊嚴”的古訓，竟然膽敢把“老師”打得滿地找牙，並且攜日俄戰爭勝利的餘威，持續不斷地蠶食大中國的權益。一時間，得風氣之先的國人紛紛奮起尋找救國救民的自強之道，實驗主義、“好政府主義”、“科學救國”、社會達爾文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改良主義、工團主義、立憲、聯省自治、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等等理論主張紛至遝來，爭奇鬥豔。不像一九二八年以後青天白日旗下的黨國，在五色旗下的民國，新聞出版、學術研究、文學創作，方方麵麵，都有充分的自由，想辦報就辦報，想組黨就組黨。於是各派主義扯旗立寨，鳴鑼擊鼓，招兵買馬，盡力擴大自己的場子。

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會上各國列強欺軟怕硬，默認“強權即公理”。同年七月，自身立足未穩的蘇俄政府卻發表了《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主動宣布廢除帝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秘密條約；統統放棄帝俄政府在中國東北以及別處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廢除帝俄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租界；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放棄帝俄在中東鐵路的一切特權。蘇俄於次年九月又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這一鮮明的對比，使許多人對蘇俄奉行的共產主義產生了巨大的好感。

李大釗和陳獨秀

李大釗和陳獨秀是倡導共產主義的兩麵大旗。

不過雖然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工人運動的推進，李大釗一開始並沒有組黨以及與蘇俄聯絡的打算。他在五四運動前即有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及俄羅斯研究會等擬議，不過沒有具體進行。他和一些朋友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出版了《少年中國》雜誌，原希望通過這個組織負起研究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任務，然而因會員們不盡讚成馬克思主義，他的願望無法實現。李大釗認為應該先成立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團體應暫時不過問實際政治，主要做翻譯、研究和介紹等工作，同時還應從事一些工人運動。

陳獨秀本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起步略遲，直到一九一八年三月才發表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他的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是受李大釗等朋輩的影響，到一九二0年一月被迫離開北京以後，他才逐漸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沉屙的良方。不過由於其聲望，陳獨秀的加盟大大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他身體力行的發起、鼓動、策劃和籌備則直接導致了中共的誕生。

蘇俄的促進

布爾什維克執政以後，列寧和托洛茨基等人一心想趁熱打鐵發動世界革命，不過中國一開始並不是他們主要的關注對象，他們聚焦他們更為熟悉的德國，認為德國工人階級強大，德國的革命時機最為成熟。直到德國革命成功的希望落空後，莫斯科才把目光轉向遠東，轉向中國，以求尋找新朋友打破蘇俄的孤立處境。一九一九年八月，俄共中央下達在東亞展開共產主義運動的指示。一九二0年二月，布爾什維克奪取了西伯利亞，打通了與中國東北的陸上交通，不久即在伊爾庫斯克建立了俄共遠東局（即共產國際遠東局），以負責促進在中國及其他遠東國家建立共產黨的工作。四月，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遣漢名為吳廷康的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在一九二0、一九二一、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曾先後七次來華指導中共工作。他是少數得以善終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之一，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他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回國以後就脫離了共產國際的政治事務而專心從事教學研究工作）以俄文《生活報》記者的身分攜妻前往北京。維經斯基中等身材，體格健強，目光深黯，英語流利。他於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國做工，革命時回國，是共產國際伊爾庫次克局的創建者之一。維經斯基給人的最初印象就是一個具有煽動力的黨人。

維經斯基的助手兼翻譯是有俄共黨籍的旅俄山東籍華僑楊明齋。維經斯基他們初次來華時，對於中國的情形十分陌生。他們的使命是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可是不知找誰。通過在京的俄籍漢學家伊鳳閣（Aleksei Ivanov）等人的介紹，他們聯係到了李大釗。同時他們又從一些俄僑口中了解到有關五四運動的情形，得知遷居上海的陳獨秀是這一運動的領袖，而上海又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中心，於是他們拿著李大釗的介紹信到上海去找陳獨秀。他們在五月中旬見到了陳獨秀。

陳獨秀為正在籌備中的中國共產黨將會得到蘇俄的支持而高興。他覺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還太薄弱，那時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還沒有中文譯本。他認為他和他的同誌們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與蘇俄建立關係，無論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和這一運動的實際經驗上，都有望得到莫大的幫助。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在維經斯基的鼓勵和推動下，從一九二0年五、六月間就開始醞釀的中國共產黨於八月下旬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陳獨秀的住宅兼《新青年》雜誌社正式成立。黨的名稱是李大釗提議的（當時中國還有東方共產黨、支那共產黨、社會共產黨、社會共產社、兵丁貧民共產團等許多以“共產”為名的組織）。中共最初的成員除了陳獨秀以外，還有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邵力子和施存統六人。陳獨秀被眾人推為書記。同盟會和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為中共的創建做了不少前期準備工作，不過他最終沒有參加中共，因為他表示隻要孫中山在世一天，他就不能心生二意而參加其他政黨。在第一次正式會議以後，沈雁冰（茅盾）和俞秀鬆等人也加入了中共，楊明齋則由俄共黨籍轉成了中共黨員。中共上海支部每次開會，維經斯基基本上都參加。

陳獨秀和他身邊的人隨即自封為中共臨時中央。

八月二十二日，俞秀鬆、施存統等八人在戴季陶家中又成立了中共的外圍群眾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中共發起成立時，戴季陶和李漢俊等曾起草過一份“黨章草案”，其中的要點是“勞工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和“生產合作”。他們的“生產合作”指局部生產資料共同所有的生產組織，而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公有製，與蘇俄模式有所不同。對於這一點，陳獨秀並不在乎。他認為先把組織建立起來，以後可以邊幹邊學習，逐漸完善黨綱。

在維經斯基的指導下，中共於一九二0年十一月製訂了《中國共產黨宣言》。《宣言》由三個部分組成：1）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建立一個沒有經濟剝削、沒有政治壓迫、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2）共產主義者的目的：將機器、工廠、原料、土地和交通工具等生產資料收歸社會公有，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要廢除軍隊、法庭等國家機構；3）階級鬥爭的近期狀態：組織產業工會並成立工會總聯合會，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開展階級鬥爭，通過總同盟罷工推翻資本製度，由產業工會主管社會的經濟運行。在奪取政權後，為了抵禦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這是中共最初的“初心”。

十一月七日，在蘇俄十月革命三周年之日，由李達主編的理論刊物《共產黨》第一次在中國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該刊卷首的“短言”聲稱：要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中搶奪政權；並且用勞動專政的製度，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於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致發生；一切生產工具都歸生產勞動者所有，一切權力都歸勞動者執掌。

中共成立以後，陳獨秀等馬上積極向其他城市的誌同道合者通風報信，進行串聯。一九二0年十月以後，在北京、天津、武漢、西安、廣州、長沙、濟南、青島、開封、杭州、南京、蕪湖和安慶等地先後成立了中共（或青年團）的支部（或小組）。十一月以後，《中國共產黨宣言》逐漸成了各地吸納黨員的標準，即加入中共的人，必須讚同《宣言》所表明的各項原則。這樣，許多原來參加了各地中共支部的無政府主義者便自動退出了。

維經斯基隨身帶來了許多珠寶，變賣以後所得款項，除了維持中共臨時中央機關的日常開支以外，主要花在三個方麵，一是建立了上海外國語學社（招牌掛在戴季陶的住處外麵），招募青年學生培訓俄語；二是從那些學生中挑選苗子，把他們送去莫斯科東方大學等院校，為中共培訓幹部，為蘇俄培養親俄人才（一九二0年冬出發的第一批八個留學生為劉少奇、彭述之、羅覺、任弼時、卜士奇、袁達時、抱樸和廖化平）；三是辦了一個印刷廠，恢複《新青年》，把它在事實上變成了中共的公開刊物，創辦《共產黨》、《勞動界》和《上海夥友》（一九二一年一月，維經斯基離開中國，資金一時中斷，《勞動界》和《上海夥友》便從一月十六日起停刊；《共產黨》也陷入停頓狀態）。

一九二0年十二月，應廣東省省長陳炯明的邀請，陳獨秀赴廣州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主任，他的中共書記一職由李漢俊代理。一九二一年二月間，關於在黨內實行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的問題，陳、李二人在通信中各執己見、互不相讓。陳獨秀主張采前者，李漢俊則讚成後者。李達在兩人間努力調解，強調共產黨剛剛成立，大家要團結不要吵架，但他的調解沒有效果，以致李漢俊憤然辭去了代理書記的職務，《新青年》也被迫停刊。李漢俊把黨員名單及所有文件都交給了李達。這樣，從一九二一年二月到中共一大召開，李達代理書記的職務。

共產黨北京支部的張太雷於一九二一年初被派赴莫斯科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書記。他是中共派往共產國際的第一個代表。

早期的中共黨人對於中共成立於一九二0年沒有任何異議。

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作題為《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發展》演講時告訴聽眾:“一九二0年成立中國共產黨。”

李大釗在一九二七年存放於蘇俄駐北京使館的《中國共產黨簡明曆史》載明:“一九二0年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

瞿秋白一九二八年在蘇聯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演講時說:“黨孕育在五四運動中,以一九二0年為其開端。”

陳獨秀在一九二九底發表的《告全黨同誌書》中論及：“我自從一九二0年（民國九年）隨諸同誌之後創立本黨以來，……”

鄧仲夏於一九三0年在莫斯科完稿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寫道:“一九二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九三七年，董必武告訴訪問延安的斯諾夫人尼姆·韋爾斯（Nym Wales）:“中國共產黨建立於一九二0年五月。”

李達在一九五四年寫給上海革命曆史博物館的信中說明:“一九二0年夏,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發起。”

毛澤東在填寫中共八大代表登記表時，把入黨年份填為一九二0年。

後人為了編造毛澤東是中共締造者的神話，需要突出中共一大的意義，於是他們把一九二0年八月在上海成立的那個小組織稱作“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或“中共早期組織”，把一九二0下半年至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在各地成立的共產黨（或青年團）支部稱作“XX共產主義小組”或“XX中共早期組織”。這些人的軟肋是現在慶祝的一大既然是黨代會，那就不證自明在一大以前必定已經有了黨和黨員。偽史編纂專家隻有一個補救辦法：趕快編造一係列一百年前各地黨員決定召開一個正式成立大會、然後在會上舉行正式入黨宣誓儀式等等故事。否則，就應該老老實實把“七一”撥亂反正，叫做“中共一大紀念日”而不是“中共成立紀念日”。

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應該有糾錯的機製和勇氣，不能為了某種荒唐的目的永遠把生日推遲近一年而貽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