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七-A） 中共六大及六大以後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七-A）

中共六大及六大以後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本節要點：

1）瞿秋白中央的“左”傾冒動政策迭遭挫敗，不得不刹車止損。

2）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大，一切由蘇俄和共產國際嚴密控製。中共中央換馬，向忠發當選為中共第三任最高領袖。六大進一步強化了中共對共產國際的從屬關係。

3）中共在中東路事件中表現出堅定鮮明的國際主義立場。

4）瞿秋白的“左”傾冒動很快就以“立三路線”的形式卷土重來，其新口號是：“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

5）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短命的“立三路線”。

6）以王明為首的“留蘇派”從六屆四中起掌握了中共的話語權。而他們倡導的口號之一又是“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所謂的“王明路線”，其正確名稱應該是斯大林—米夫—王明路線（或共產國際-王明路線）。

7）仿效蘇俄，中央蘇區帶頭大搞肅反，各蘇維埃根據地積極響應，以致大量無辜幹群慘遭迫害。

8）顧順章和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以後，博古成為中共第四任最高領導人，開創中共真正一切唯莫斯科之命是從的時代。

9）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紅軍被迫逃亡，開始目標無法確定、隻能隨機應變的“長征”。

10）公認最會打仗的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又一次進入中共核心領導，參與主持軍事指揮。官方黨史賦於遵義會議的其他意義不是誇張，就是無中生有。

11）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一個月以後取代博古成為中共第五任最高領導。

12）憑籍共產國際的權威，借助張浩“假傳聖旨”，毛澤東擊敗張國燾，從而在中共黨內立於不敗之地。

13）西安事變為中共帶來了命運的轉機。

14）毛澤東為中共製定的抗日戰略奠定了日後“摘桃子”、逐鹿中原的紮實基礎。

15）一九四三年三月，毛澤東正式成為中共第六任最高領導人。

六大以前

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起到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間，瞿秋白中共策劃發動的南昌暴動、兩湖暴動和廣州暴動以及廣東樂會、萬寧、瓊山、定安、陵水、臨高、澄邁、海陸豐、陝西清澗、直隸玉田、河南確山、湖北黃安、麻城、棗陽、江西萬安、泰和、吉安、贛縣、興國、福建平和、龍岩、上杭、永定、湖南桑植等數十次規模不等的城鄉暴動相繼迅速失利，一批中共的重要骨幹犧牲，大量中共機關被破壞，參加暴動的工農死傷嚴重。血的教訓使瞿秋白們逐漸意識到他們在近乎以卵擊石。自一九二八年一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號—論武裝暴動政策的意義》的發布起，瞿秋白中央的 “左”傾狂熱開始降溫。二月下旬，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批評了瞿秋白。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四月三十日討論並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議。至此，驅使中共基層黨員和群眾去發動毫無勝算的武裝暴動的瞿秋白“左”傾盲動，在全國基本結束。

中共六大

早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就討論了召開六大的問題。瞿秋白提議於三、四月間在澳門舉行，而多數人傾向於香港。那時的中共講究規則和程序，既然到了有必要重新調整方向、統一思想、改組領導班子的時候，召開全黨的代表大會就成了當務之急。然而因為在中國大地上已經不容易找到可稍稍安心地開大會的一方淨土，他們不得不海外擇地。

共產國際在三月決定六大在莫斯科開，並要求瞿秋白、周恩來、羅亦農和任弼時等盡快赴俄籌備。共產國際還指定要求陳獨秀、張國燾等持不同政見分子出席六大。陳獨秀拒絕了共產國際的邀請和中共中央的勸說。

為了減少風險，參加六大的代表多數從上海分批動身，每次兩或三人，最多四人，途中分為兩組，每組由一個交通員帶路。他們乘船到大連，然後坐火車到哈爾濱，再通過秘密通道進入西伯利亞。通常前麵一批上了西伯利亞火車，後麵一批才從上海出發（至少在十幾年裏，這條線路從未出過岔子。隻有周恩來曾在大連被日本人捕去，日本偵探指他是周恩來，說從前在廣州的群眾集會上見過他。周恩來矢口否認，那日本人笑笑說：“不要緊的。我們不像中國的官。”）

六大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Zvenigorod）鎮一處叫“銀色別墅”的舊式貴族莊園秘密召開。到會代表共一百二十三人，其中正式代表（即有表決權者）八十四人，候補代表三十四人。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羅章龍和鄧中夏為共產國際的特邀代表。

會議期間，每個代表都有一個特定的代號，大會發言，領取物品，均用號碼而不用真實姓名。

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致開幕詞，並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報告。

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作題為《世界革命形勢與中共的任務》的長達九小時的指導性報告。他詳述國際和中國形勢，大力抨擊陳獨秀的不是，也批評了八七會議以後瞿秋白的胡搞。他說的“武裝暴動是精細的藝術，它不像劃根火柴那樣輕而易舉”後來成了膾炙人口的名言。布哈林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共產國際政策指導上的偏差，隻怪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們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

六大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指出當前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中共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以準備暴動。會議通過的有關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案都是當時擔任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的米夫（Pavel Mif）組織起草的，有的甚至由他親自執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教授沃林（M.Volin）撰寫了其中的《關於土地和農民問題的決議》。會議的一切後勤服務，包括接送代表、安全保衛等，也是米夫操辦的。

米夫為中共提出了三十六人的中央委員候選名單，其中工人占到二十二個，向忠發的名字被排在第一，從而開創了中共所謂的“工人階級時代”。結果選舉出了向忠發、蘇兆征、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蔡和森、項英、顧順章、鄧中夏、羅章龍、毛澤東、任弼時、盧福坦、陳潭秋、彭湃、蔡暢和賀昌等中央委員，李維漢、羅登賢、王若飛、鄧穎超和餘飛等候補委員。

隨後的六屆一中全會又根據米夫提出的名單選舉出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七個政治局委員和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七個政治局候補委員。七月二十日召開的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李立三為組織部長，蔡和森為宣傳部長，周恩來為軍事部長，項英為工運部長。

共產國際沒有在會上作任何自我檢討，不過它改變了過去由外國人充當駐華代表的體製而代之以在共產國際設立中共常駐機構—中共代表團，以此來遙控中共的工作。瞿秋白和張國燾在會後分別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和團員被留在莫斯科，張國燾實際上被靠邊了。中共代表團成員還有鄧中夏和王若飛等。

六大黨章

中共六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共十五章五十三條。比較以前幾部黨章，新黨章突出強調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領導。如第一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為共產國際支部”；第二章規定“凡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黨綱及黨章，……服從共產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且經常繳納黨費者，均得為本黨黨員”。在關於執行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方麵，黨章規定黨員及地方組織要無條件地執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或本黨代表大會，或黨內指導機關所提出的某種決議”，並規定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必須“得共產國際同意後召集之”。

中共一大到六大製定或修改的黨章，都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和幫助下完成的。信洋教，讀洋經，中共隻能抄洋人作業。

六大之後

一九二九年

從春天起，蘇共反“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日益公開化，並越來越激烈，於是共產國際的一係列會議決議以及對中共的指示也一再強調反右傾。

六月下旬－七月初，中共在上海舉行六屆二中全會。會議確定繼續深入土地革命、開展遊擊戰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擴大蘇區、建立紅軍等項任務。在六屆二中全會前後，中共的白區工作漸漸有了起色。

中東路事件

中共的反帝活動自始至終是聽命於共產國際的。因此，在中共的眼裏，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帝國主義，它們的一切行為都包藏禍心：向中國出口是“爭奪市場”，從中國進口是“掠奪”，借錢給中國是企圖“支配中國”，庚款留學是培植“親美政治勢力”，搞慈善是“假惺惺”，辦教育是“文化侵略”，等等等等。相反，霸占了中國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疆土的蘇俄不是帝國主義，因為它現在是共產主義國家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張學良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強行收回中東路權，導致中蘇斷交和蘇聯的軍事報複。這是“東北易幟”以後中國第一次受到外國的武力攻擊。蔣介石通電全國號召抵抗，而中共則支持蘇俄繼續占有中東路。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發出《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的通告。劉伯承和葉劍英等以實際行動“武裝保衛蘇聯”，參加了“遠東工人遊擊隊”配合蘇軍作戰。

（中共在中東路事件中全力維護蘇聯的利益，贏得了一九三五年七月共產國際七大的高度讚揚：“中國共產黨在中東路事件中，表現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模範。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革命運動曆史上最光榮一頁，而且也是共產國際和國際工人運動曆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從七月到十一月，在蘇聯海陸空軍的打擊下，東北軍一觸即潰，慘不忍睹。中國政府不得不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求和。雙方代表在十二月二十日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規定雙方立即息爭，中東鐵路恢複中蘇合辦，蘇軍盡速退出滿洲裏，彼此釋放所俘軍民，重設領事館。議定書恢複了蘇聯在七月十日以前在中東鐵路的一切權益，至此中東路事件基本結束。事後南京政府宣布張學良的談判代表並無權簽約，所以不承認《伯力協定》，甚至懲罰了談判代表，但實際上雙方都履行了協定書的條款。

（中東路事件對張學良的震撼巨大。他覺得，一九0五年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軍力優於俄國，而蓄謀日久、主動挑釁的東北軍麵對倉促應戰的蘇聯紅軍尚且一敗塗地，要對付盤踞已久的日本關東軍就一定更不是對手了。所以中東路事件以後，張學良對日交涉采取了徹底的妥協退讓政策。兩年後的九一八事變中，麵對準備周密、洶湧而來的關東軍，張學良隻有逃跑一途。）

十一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共。

一九三0年

六月，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事態的發展方向是近期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席卷全國，無論如何也會波及到許多關鍵性省份。……必須集中精力組織和加強紅軍，……去奪取一個或數個工業中心和行政中心。……黨的任務是要同時加強兩條路線的鬥爭，特別是要反對右傾。”

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上海召開，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套用共產國際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認為蔣閆馮之間大規模內戰造成的混亂已經使統治階級虛弱不堪，因而豪情滿懷地提出爭取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的首先勝利，進而在全國推翻國民黨政權以改朝換代的口號。不久，李立三等人製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以及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策略總路線”，準備“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隨後中共中央又將黨、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並成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李立三坐在他的秘密的辦公室裏，儼如統帥似地簽署委任狀，頒發軍隊番號。如某一地區有幾支遊擊隊，他便委派一名司令；如某一地區有百人左右的武裝，他就頒發一個師或軍的番號。因此他紙上的兵力，總在不斷增加，革命形勢也就高漲起來，於是他左一個命令，右一個命令，今天指揮進攻這裏，明天指揮進攻那裏。

六月十九日，共產國際駐滬代表看到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決議，覺得不妥，要求停發這一決議，被向忠發中央拒絕。對下車伊始指手畫腳指責批評的王明和博古等人，向忠發中央更是毫不留情地以組織處分加以壓製。

八月，李立三喊出“暴動暴動再暴動”的口號，要求在上海、南京、廣州、大連、青島、天津和哈爾濱等地發起罷工或暴動。他更進一步眼盯長沙和武漢，號召：“進攻、進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進攻！”

九月二十四－二十八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特地派回國內糾偏的瞿秋白和周恩來的主持下，會議停止了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複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短短三個月的“立三路線”就此壽終正寢。

十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中共中央發出長達七千餘字的《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信中稱李立三“站在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上，產生了他的敵視布爾什維克和敵視共產國際的行為”，而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會淡化了李立三的路線錯誤，因此是“調和主義”。

十一月，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接受了剛收到的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批評。向忠發中央被迫撤銷了對王明、博古等人的處分。而王明等乘機打著“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反攻倒算，強調中共中央已經“沒有保障執行國際路線的可能”，煽動黨員聯名致信共產國際，要求召開緊急會議，徹底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機構。

十二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聽取和討論了米夫提交的《關於中國黨三中全會與李立三同誌的錯誤的報告》，報告全麵否定了三中全會，重點批評瞿秋白，甚至指控他“對於國際的指示，運用兩麵派的手段”。剛被調到莫斯科閑置的李立三在會上作了檢討，表示“悔過”（李立三個性好動而又風流倜儻，盡管剛告別身懷六甲的妻子，他到莫斯科不數日就跟有名的浪漫女李漢福同居了。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間有多個女友。一九三八年，李立三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受刑，曾在幾個監獄輾轉了一年九個月。衛國戰爭期間他挖戰壕、幹苦工。李立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獲準回國。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三反分子”和“老牌機會分子”李立三服安眠藥自盡，他給毛澤東留了一紙遺書：“我現在走上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隻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決沒有做過任何裏通外國的罪行。隻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十二月中旬，米夫親自駕臨中國。在接著舉行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被正式撤銷了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通過了瞿秋白起草的《中央緊急通告—為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與調和主義號召全黨》，該通告按照米夫的旨意，不僅否定了三中全會，而且完全否定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

六屆四中全會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滬西一新式裏弄房子召開。出席會議的除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二十二人以外，還有團中央、白區中共組織以及一些群眾組織的代表，共三十七人。米夫出席會議，並不斷使用組織手段控製會議的進程。依靠米夫的撐腰，王明等人以“反立三路線的英雄”自居，在會上大批李立三、瞿秋白及三中全會，指責立三路線是在“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又提出了比立三路線更“左”的教條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路線。他們還提出了“對共產國際的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的口號。會議通過了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

新的政治局由委員向忠發、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坦福、王明、陳鬱和任弼時九人以及候補委員羅登賢、關向應、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劉少奇和王克全七人組成，瞿秋白和李維漢被排除出了政治局。

一月十日，中央政治局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和張國燾三人組成政治局常委會。為了保全共產國際和米夫的麵子，向忠發得以繼續擔任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軍委主席，康生為組織部長，張聞天為宣傳部長，楊尚昆為工運部長。

四中全會剛結束，羅章龍就糾集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省市黨委代表等共十七人私下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會議”，矛頭指向周恩來，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把跟瞿秋白犯同樣的 “調和”錯誤的周恩來驅逐出中央委員會。

米夫控製的中共中央不能容忍這樣明目張膽的犯上作亂。一月底，羅章龍、王克全等一批人被開除黨籍，陳鬱、徐錫根被免去政治局委員職務，送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加上後來溫裕成因貪汙被撤職，六屆四中選出的政治局隻剩下了七個委員和五個候補委員。

六屆四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一方麵提拔了一些主要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 （見博古一節）中的教條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到中央領導崗位，另一方麵打擊了跟李立三的冒險錯誤和瞿秋白所謂的“調和路線錯誤”有關的幹部，還在“反右傾”的口號下，壓製了何孟雄、林育南等主要由中共元老組成的反對派。

官方黨史習慣於說，經過六屆四中，王明等人實際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形成了四年多的“王明路線”。其實何曾有過什麽“王明路線”？有的隻是以米夫為代表的越俎代庖的共產國際路線。雖然陳獨秀、瞿秋白和李立三他們革命的最終目的是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他們認同“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之類的口號，但他們國家、民族的意識卻又是根深蒂固的，“救中國”是他們投身革命的始因，他們在中國鬧革命，首先想要解決的是中國的問題，因此他們跟共產國際難免有不合拍、不同調的時候。而王明、博古們則不同。他們沒有什麽民族主義節操，他們的心中沒有祖國而隻有蘇聯，他們像是蘇聯派出的一支別動隊，從蘇聯的利益出發在中國鬧革命。他們既是共產國際的馴服工具和傳聲筒，又是共產國際派出的欽差大臣。共產國際（米夫）說什麽，王明們就應什麽；同時，王明們說什麽，共產國際（米夫）就信什麽。曾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盛嶽（盛忠亮）晚年在美國所寫的《莫斯大林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中說得明白："不成問題，所謂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是俄國人精心培養的。俄國人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控製中共，把它改造成一個無限忠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政黨。"

從一九三０年上半年開始，中央蘇區開展了對所謂的“AB團”（AB意為“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和肅反。十二月發生紅二十軍為抵製濫殺無辜而發動的兵變“富田事變”以後，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一年一月進一步要求在蘇區內“以最大的決心”反對“AB團” 和托陳取消派（見陳獨秀一節）。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中央給中央蘇區和各地方黨部的指示信中，再次號召“為著肅清AB團與一切反革命派而鬥爭”。接著，閩西、湘贛、湘鄂西和鄂豫皖等根據地也進行了反“AB團”、國民黨改組派（見陳公博一節）、社會民主黨和托陳取消派等等的鬥爭，導致成千上萬無辜的幹部和革命群眾遭到迫害甚至殺戮。這是中共黨內最大規模的一次自相殘殺。共產國際從未譴責過中共的“肅反擴大化”，因為他們清楚，中共的肅反不過是東施效顰，蘇共和斯大林肅反的範圍和殘酷無情遠遠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月十日，王明的《兩條路線》（後改稱《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出版（翌年三月，王明在莫斯科將之修訂後再版並廣為散發），這本小冊子是王明們的教條主義的總政治綱領。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勢及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強調改造蘇區各級領導機關，並命令白區黨組織發動群眾，必須在五卅當天於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舉行示威或飛行集會，如果不執行，就是“極可恥的取消主義與逃避主義”。

由於顧順章和向忠發先後投降變節，項英、張國燾、任弼時、羅登賢和毛澤東等人又都離滬去了各地或本來就在蘇區，周恩來在跟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顧問斯特恩（Manfred Stern，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GRU）特工，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間在中國。後參加西班牙內戰。斯大林大清洗中在一九三九年五月被軍事法庭判處十五年苦役，一九五四年二月死於古拉格勞改營）商議以後，增補王明為政治局常委，報共產國際備案，於是王明從七月一日起短暫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掀起抗日高潮。

九月，王明離滬去莫斯科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周恩來去了中央蘇區。經共產國際批準，中共隨之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三常委博古、張聞天、盧坦福加上李竹生、康生、陳雲、黃平、劉少奇和王雲程六人。僅有六年黨齡、回國剛一年、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博古成為中共第四任最高領導人。

博古臨時政治局拾蘇共和共產國際的牙慧，一味誇大日本進攻蘇聯的可能性，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行動“是最露骨的反蘇聯戰爭的序幕”，要求廣大群眾為“反對進攻蘇聯和蘇區、擁護蘇維埃、武裝保衛蘇聯、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而鬥爭”。他們把“武裝保衛蘇聯”作為中共的頭等重要任務。

十一月七日，九一八事變的五十天後，中共在蘇共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在瑞金成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一九三二年

一月九日，博古臨時政治局重撿李立三的口號，作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再次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同時決定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第一等任務“是用最大的力量去開展城市工人的罷工鬥爭”，以配合紅軍的行動。臨時政治局要求中央紅軍至少在撫州、吉安、贛州三個城市中擇一攻打。一月十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進攻贛州。可是從二月四日至三月七日，曆時三十三天，贛州久攻不克，紅軍反遭受重大傷亡。

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在上海挑釁，國民黨駐軍第十九路軍違抗政府的命令，奮起抵抗。而博古中央在二月作出《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認為“要取得民族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必須推翻國民黨軍閥”。

五月二十日，博古臨時政治局致電蘇區中央局，批評蘇區“對於政治情勢估計不足，因此，對於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及進攻的路線，缺乏明確的肯定的指出”。指示電再次強調“目前應該采取積極的進攻策略”，“奪取一二中心城市”。

六月，博古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東北三省通過發動兵變和工農運動創建“北方蘇維埃區域”。

六月，蔣介石發動對各個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重點是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針對這個形勢，蘇聯顧問斯特恩要求中央紅軍主動出擊，進攻大城市，以圖“圍魏救趙”。博古中央據此發布了致各蘇區的軍事訓令。毛澤東反對這個方案，認為是揚湯止沸，無濟於事，中央紅軍並無力幫助鄂豫皖，鄂豫皖的困境隻能由紅四方麵軍自己設法應付。

七月二十一日，博古中央發出給蘇區中央局及閩贛兩省委的指示信，批評他們“沒有及時采取進攻的策略，積極地擴大蘇區，將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任務放到工作的議事日程上來”。

八月，鄂豫皖蘇區進一步吃緊，博古中央堅決要求紅一方麵軍出擊。紅一方麵軍在八月中下旬一周內連克三個縣城，不過對進攻大城市還是力不從心，隻能休整待機。而蔣介石對一時丟失三個小縣城根本不放在心上，繼續緊縮對鄂豫皖的包圍圈。

九月十日，鄂豫皖紅軍被逼離開根據地向西轉移，之前張國燾、陳昌浩和徐向前曾聯名向中央求救。博古接到電報後，立即向斯特恩匯報，斯特恩馬上決定由政治局給紅一方麵軍下達緊急命令，強令紅一方麵軍出兵。毛澤東認為臨時政治局是拉大旗作虎皮，他根本不理睬緊急命令，照舊按兵不動。黨指揮不了毛澤東指揮的槍。

關於這次戰略決策和軍事路線上的爭執，斯特恩詳細地報告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複電明確表態：“驚悉在反‘圍剿’鬥爭中，中央紅軍領導頑固地拒不執行中央命令，對此，蘇區中央局應作出負責任的交代”

十月六日，臨時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毛澤東藐視中央，順帶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博古說，要跟毛澤東“做堅決的鬥爭”，不過不一定公開點名。

十月八日，周恩來在寧都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傳達共產國際的電示。出席會議的項英、任弼時、顧作霖、鄧發、朱德、王稼祥和毛澤東七人口槍舌劍，其中支持博古中央觀點的有四人，不支持的三人，於是周恩來的立場舉足輕重。他支持毛澤東不出兵的意見，同時對毛澤東的山大王作風、一個人說了算的蠻橫習性又早就深有怨氣，以前每次開會研究軍事行動，大家都得看毛澤東的眼色，否則毛澤東就會自說自話，“海闊天空，搞得你不知伊於胡底”，他甚至會一走了之。周恩來最後表態檢查自己右傾保守，隻顧局部利益，然後批評毛澤東：“前方同誌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這樣一來，毛澤東的強烈領袖欲、缺乏組織觀念、主觀武斷、好猜疑、抗上壓下、不尊重蘇聯顧問等等就成了眾矢之的（毛澤東在十多年後的延安整風時還對此念念不忘、耿耿於懷，他說；“寧都會議開始了王明—博古教條主義在中央蘇區的全麵統治”）。寧都會議以後，毛澤東被安排專做政府工作，接著又被撤銷了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職務，改由周恩來兼任。

一九三三年

一月，中共臨時政治局因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遷入中央蘇區。為了精簡機構、統一領導，博古主持召開了上海臨時政治局與蘇區中央局的聯席會議，前者代表為博古、張聞天、陳雲和劉少奇，後者代表為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鄧發和王稼祥。會議決定合並兩個中央，新的核心小組由博古、周恩來和張聞天三人組成，博古為總負責人，任弼時為組織部長，張聞天為宣傳部長。

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羅明同誌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宣布撤銷羅明的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接著在福建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三月，中共中央又發起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和古（柏）為代表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

九月，蔣介石調集一百萬兵力對各蘇區進行第五次軍事“圍剿”，這次的重點是中央蘇區。國軍采用持久戰和堡壘戰結合的新戰術，於二十八日占領黎川。直接控製紅軍指揮權的博古與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一九三二年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生，一九三二—一九三九年間在中國）執行單純防禦的軍事策略，以致屢戰屢敗。

年底，受共產國際的製約，博古中央未能利用國民黨第十九路軍成立反蔣的“福建人民政府” 的機會，犯了關門主義錯誤，從而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圍剿”的一次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