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五） 中共四大以及四大前後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五）

中共四大以及四大前後

本節要點：

1）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的開始。

2）中共短暫地收起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改為促進國民議會的成立。這大概是中共奪權史上唯一一次提倡合法的議會鬥爭。

3）追隨共產國際的指揮棒，中共中央忽左忽右，曲折前進。

4）陳獨秀在四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共最高領導。

5）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五年十月舉行的擴大會議上提出了要搞自己的槍杆子，同時提出了農民土地的問題。

6）中共黨員在國民黨二大上一度掌握了國民黨中央黨部若幹重要部門的領導權。

7）在國民黨右派製造三二0中山艦事件和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以後，國共同枕共衾不再，中共開始被排擠出國民黨。

8）在國共合作瀕臨破裂之際，共產國際企圖以退讓爭取國民黨的善意，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反對無力無果。

國民黨一大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廣州舉行，與會代表一百九十六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派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二十多名中共黨員參加了會議，譚平山任中共黨團書記，並代表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在會上作工作報告。大會審議並通過了由鮑羅庭、汪精衛和瞿秋白等人起草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中國國民黨章程》，確認了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容共”原則。大會選舉產生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在二十五名中央執委中，譚平山、李大釗和於樹德三人為中共黨員；在十七名候補執委中，張國燾、沈玄廬、林伯渠、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和韓麟符七人為中共黨員。緊接著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推選廖仲愷、譚平山、戴季陶為中央常務委員。在中央黨部各部任重要職務的中共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農民部長林伯渠、秘書彭湃和工人部秘書馮菊坡。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也標誌著中共破繭化蝶，從上海的石庫門弄堂真正登上了中國的政治大舞台，而中共的一些領導人則從十夫長、百夫長一躍變成了千夫長和萬夫長。

一九二四年二月中共三屆二中會議

中共三屆二次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了《同誌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決議以“忠誠的”合作者的姿態熱情地表示：“中央希望全國同誌務須明了，本黨所以必須與國民黨合作，因就中國眼前之經濟狀況，必須經過民主主義的國民革命，這是國民黨對於中國的曆史的使命”；“今以國民黨明達領袖的決心，我們素所期待的改組國民黨的理想，竟一一開始進行，這實在是中國革命前途的幸福。我們在國民黨改組以後更加以努力扶持他們，不可因他們以往的缺點，預存嫌惡藐視的心理。他們的黨員當中，自然不免有於心性習慣上，未能全改舊日的狀態的人；但我們隻徐為掖進，不應有不屑與之為伍的成見，以惹起他們的反感。即對他們中間極腐敗的分子，亦宜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須盡力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本黨以後一切宣傳、出版、人民組織，及其他實際運動，凡關於國民革命的，均應用國民黨名義，歸為國民黨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

五月十—十五日，中共在上海舉行中執委擴大會議，參加者約十人，包括中央執委陳獨秀和蔡和森。毛澤東那時奔走於上海與長沙之間，忙著做國民黨的事，沒有參加。沈玄廬和張國燾被特邀與會，其餘為滬、鄂、湘、粵等重要區委以及青年團的主要負責人。

沈玄廬是中共創立發起人之一。他原是國民黨員，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孫中山之命，偕同蔣介石等赴俄考察。在這次擴大會議上，他由陳獨秀提議擔任會議主席。

會議肯定了國共合作五個月以來的成績，提出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外的複雜環境中要加強自身的教育和組織工作。會議強調要堅持國民黨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綱，以之為標準來對待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鬥爭，加強左派，削弱右派。會議批評了前一段工作中對兩派采取調和政策的錯誤（於是在很大程度上否決了三屆二中的妥協精神）。會議認為產業工人是中共的階級基礎，建立和擴大工會的組織，發展勞工運動，是中共最重要的任務（中共從不吝嗇使用“最重要”、“最中心”之類的語詞）中央政治局委員。

鮑羅庭在六月二十五日跟國民黨人謝持、張繼的會談中，繼續堅持共產國際“認定中國革命隻能用國民黨黨綱，不能用他種主義，故使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全部加入國民黨。如有不奉命之者，則認為違反命令。”

十月，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了曹錕和吳佩孚控製的北京政府。馮玉祥將其所部改稱國民軍，並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統一大業。十一月，孫中山決定赴京，他發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主張。中共隨即發表第四次對時局的主張，號召全國人民努力促進國民會議的召開。到年底，全國範圍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國民會議運動，二七慘案以後沉寂一時的群眾運動又開始複蘇。

中共四大

中共四大原定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舉行，因為維經斯基不能提前趕到，會議的經費無處著落而被迫推遲到十二月；然而等維經斯基到了，又因為時局的變化不得不再次推遲。

四大最終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上海召開（會址在一二八事變中毀於日軍炮火）。與會代表二十人，代表全國黨員九百九十四名。維經斯基出席了大會。毛澤東因病攜楊開慧及兩個兒子回長沙板倉休養，沒有到會。

四大是打著英文補習班的幌子召開的。維經斯基扮演英語教師的角色，開會時，代表們坐在向街坊鄰居借來的椅子上，如聽到警告的鈴聲響起，他們就拿起英文書裝模作樣。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等文件，又一次提出中共要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同時強調以促成國民會議為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大會還通過了維經斯基提出的以中共四大的名義譴責托洛茨基的決議案。

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彭述之、羅章龍、項英和王荷波等，其中執行委員會包括總書記兼組織部長陳獨秀、宣傳部長彭述之、重返中央並主持職工運動委員會的張國燾，加上蔡和森和瞿秋白。當時李大釗、羅章龍在北京，譚平山在廣東，張國燾也未與會。好像沒有人牽掛同樣沒有到場的毛澤東。

四大《宣言》和四大《修正黨章》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大會宣言》是慣常的強烈控訴、呼籲和一大堆感歎號。

《宣言》控訴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陰謀；斥責他們“邦交和睦”、“和平主義”的鬼話；控訴各路軍閥爭權奪地、魚肉百姓；呼籲民眾反對段祺瑞政府所擬召集的“善後會議”；號召“工人和農民，手工業者和知識階級鞏固自己的組織，並極力讚助國民會議促成會，要求國民會議之召集。”

《宣言》說：“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之總機關—共產國際，已經組織了無數萬的工人立在社會革命的紅旗之下。共產國際下的紅色農民國際，也已經聚集了無數萬的農民環繞著紅旗，世界工農的軍隊和帝國主義的武備並排生長，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勞農與資本統治之最後的爭鬥日見逼近了。……這種鬥爭將永遠把人類解放出來，將永遠消滅一切的戰爭。”

《宣言》又說：“中國共產黨將使中國解放運動由自然的曆程生長進於覺悟的狀況。我們唯有在民眾的組織中，在召集國民會議的要求中，在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奮鬥中，才能找得一條出路，才能避免現在資本帝國主義世界的危險。”

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規定，“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中共曆史上第一次將支部定為中共的基層單位；並決定從四大開始，將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改稱為“總書記”，將地方各級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改稱為“書記”。

四大以後

中共中央執委會在四大以後通常每個星期都開會，一種多半在維經斯基的住所舉行，經常參加的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和維經斯基，相當於政治局會議，主要討論政策問題。另一種除了上述中央執委會的五人，往往還包括青年團（少共）中央書記任弼時、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劉少奇和李立三、上海區委書記王一飛以及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向警予等，維經斯基則不參加。會議多半主要討論日常工作，相當於中央工作會議。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四月十六日，由國民黨左派和中共共同發起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三月十二日　孫中山在京逝世。臨終以前，孫中山請鮑羅庭向莫斯科轉達他的遺言以及他給蘇聯政府和人民的信。孫中山對鮑羅庭言聽計從，他曾叮囑蔣介石：“鮑羅庭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聽他的主張。你聽鮑羅庭的話，就等於聽我的話。”

青島和上海日商棉紗廠的工人自二月起多次罷工，抗議廠方毆打和隨意開除工人，以致遭到無情鎮壓。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發動學生和工人在五月三十日到公共租界遊行示威，英籍捕頭下令開槍，釀成五卅慘案，引起上海大規模的罷工、罷課、罷市。維經斯基、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和惲代英等參與領導了這次鬥爭。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因為孫中山的去世，國民黨失去了眾望所歸的領袖，中共的雄心壯誌一度勃勃然而興。會議認為，在反帝鬥爭中，中國資產階級嚴重的妥協傾向使其不堪領導重任，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當仁不讓；中共要“有組織的去預備武裝工人階級中最勇敢最忠實的分子”，“中央委員會之下必須設立軍事委員會”；農民運動“其最終的目標應當沒收大地主、軍閥官僚、廟宇的田地交給農民”。會議決定繼續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竭力讚助他的左派”，“努力反對右派”。同時會議又決定“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誌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幹部”。

國民黨二大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十九日，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二百五十六名與會代表中有中共黨員一百名左右。吳玉章擔任大會秘書長。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三十六人中有中共黨員譚平山、林伯渠、李大釗、於樹德、吳玉章、楊匏安和惲代英七人，二十四名候補中央執委中有中共黨員毛澤東、許甦魂、夏曦、韓麟符、董必武和鄧穎超六人。不過在十二名中央監察委員中，中共黨員隻有高語罕一人。

鮑羅庭在國民黨二大閉幕大會上致辭說：“現在能救中國的隻有國民黨，撲滅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也隻有國民黨的革命軍隊才能夠。我們何以知道國民黨是唯一能救中國的黨呢？因為他們能夠引導民眾，且為民眾利益而奮鬥。”

隨即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選舉出中央執委會常委九人：汪精衛、譚延闓、胡漢民、蔣介石、林伯渠、譚平山、楊匏安、陳公博和甘乃光，並確定了中央黨部秘書處秘書和各部部長及秘書名單。中共掌握了國民黨部分重要部門的領導權（或實權）：秘書處秘書譚平山、林伯渠、楊匏安和書記劉伯垂；組織部部長譚平山（兼）、秘書楊匏安；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部長汪精衛）、秘書沈雁冰；青年部秘書黃日葵（部長甘乃光）；工人部秘書馮菊坡（部長胡漢民）；農民部部長林伯渠（兼）、秘書彭湃、羅綺園；外事部部長彭澤民、秘書許甦魂；商業部秘書黃樂裕（部長宋子文）；婦女部秘書鄧穎超（部長何香凝）。

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以前, 因為與會代表中左派占大多數，中共許多人原來希望趁機“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公開開除戴季陶、孫科等極右派的黨籍，削弱蔣介石的軍權，從蔣介石的第一軍裏撤出所有的中共黨人，並跟汪精衛合夥建立不受蔣介石控製的軍隊，但是這個方針最後被上海的陳獨秀中央否決了。相反，由維經斯基出麵邀集國民黨方麵的孫科、葉楚傖、邵元衝與共產黨方麵的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晤麵，在會談中，中共答應放棄對軍事和財務等要害部門領導權的爭奪，以挽救搖搖欲墜的國共合作局麵。許多中共黨人視此為中共“向資產階級讓步的開始”。

二月十三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全權代表胡漢民請求共產國際接納國民黨。二月十八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對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問題進行討論表決，會議決定：“鑒於廣州國民政府的國際環境和中國革命運動的未來發展前景，認為有必要在提前同國民黨代表舉行的非正式會議上說服國民黨代表不要提出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信裏又寫道：“國民黨作為同情黨加入共產國際自然不會遇到甚麽反對意見。”胡漢民參加了在二、三月間舉行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六大，蔣介石在會上被選為共產國際中央執委會名譽常委，這是中國人在共產國際中占有過的最高地位。會上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認定國民黨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聯盟，同時老調重彈，要求中共保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反對“左”和右兩種有害傾向。

二月二十一—二十四日，李大釗、陳延年、任弼時、譚平山和瞿秋白等十二人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特別會議。會議認為，解決時局問題的根本途徑在於廣州國民政府北伐的勝利，因此，中共“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責任，是從各方麵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中共必須在北伐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緊開展群眾工作。會議決定建立中央軍委，中共中央隨之建立了軍事部。陳獨秀因病未出席這次會議，他對國民政府的北伐一直有保留意見。

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介石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海軍局代局長、中共黨員李之龍，監視和軟禁一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毛澤東等主張以葉挺獨立團為主體，發動工農，聯合國民黨左派，堅決回擊蔣介石。那時鮑羅庭奉召回國，共產國際在廣州當家的軍事顧問季山嘉（化名。本名尼古拉·古比雪夫（Nikolay Kuibyshev）。一九二七年在中國。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八月被處決）等主張隻要蔣介石保證北伐，就可以跟他妥協。在這一政策的指導下，中共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中共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黨第一軍。

四月，鮑羅庭回到廣州後立即與蔣介石會談。鮑羅庭同意蔣介石限製中共在國民黨內的活動等條件，而蔣介石則答應對國民黨內的右派采取相應措施。鮑羅庭表示，蘇聯與國民黨的友好關係不能因中山艦事件而有所損害。他暗示中共的反蔣政策是不合時宜的。

五月十五－二十二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譚延闓、蔣介石等九人在會上按照會前與鮑羅廷達成的協議，聯名提出《整理黨務案》。該案的主要內容是：中共黨員對三民主義不得懷疑和批評；中共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各黨部全體執委的三分之一；中共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和中共對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的指示，均需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審批後方能發出。出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內部對接受《整理黨務案》、給自己戴上無形的鐐銬有反對意見，但在鮑羅廷的壓製下，領導中共黨團活動的張國燾要求大家讓步，從而使《整理黨務案》得以順利通過。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的中共黨員全部辭職，蔣介石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後，他又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壟斷了黨政軍大權。

鮑羅庭的主導思想是在異常危險的局勢的威脅下，隻有實行革命的獨裁，像法國大革命中羅伯斯庇爾的革命獨裁一樣，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陰謀，替革命開辟一條出路。而為了實行革命的獨裁，首先就要排除感情上的障礙，冷靜地考察現狀，究竟誰可以擔負這個革命獨裁的任務。他認為在國民黨中沒有人像蔣介石那樣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的陰謀。因此，中共必須對蔣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從三月二十日以後所取得的權力，不反對他的《整理黨務案》，支持他盡快進行北伐。將來北伐如果進展順利，形勢當會對中共有利。

為要使共產國際的政策獲得中共的認可，鮑羅庭還指示陳延年召集了廣州全體中共幹部的特別會議。在會上，鮑羅庭反複強調中共對於中山艦事件所造成的危險局勢必須采取忍耐和穩健的政策，強調維持國共合作的絕對必要性。鮑羅庭極力主張繼續武裝蔣介石，極力主張中共應盡力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以鞏固廣州政府，進行北伐。既然鮑羅庭的意見就是共產國際的意見，與會的大多數自然讚成。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陳獨秀事先不知道鮑羅廷將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如何向蔣介石讓步。當陳獨秀在報紙上看到《整理黨務案》的內容之後非常氣憤，為了維護中共的利益與名譽，他於六月四日發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公開譴責蔣介石。同一天，中共機關報《向導》刊登了《中國共產黨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問題致中國國民黨書》，表示不承認《整理黨務案》。為了抗議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共的壓製，陳獨秀寫信給共產國際，主張退出國民黨，與國民黨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合，同時準備建設獨立的軍事力量與蔣介石對抗。他說：“隻有擺脫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控製，我們才能執行一項真正獨立的領導工農的政策”。

六月十九日，國民黨中央致信中共，提出需根據《整理黨務案》的規定，成立兩黨聯席會議，並指派張靜江、譚延闓、蔣介石、吳稚暉和顧孟餘為國民黨代表，中共中央隨之指定譚平山、張國燾、瞿秋白為其代表。

六月，維經斯基等人組成遠東局駐滬代表團，中共派出陳獨秀化名“老頭子”為駐遠東局常任代表，瞿秋白化名“文學家”為常任副代表。其間，中共的許多重大決策都是在遠東局與中央執委會的聯席會議上討論和決定的。

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嚴厲地批評中共中央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要求。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批評中共黨人退出國民黨的意向。在北京的共產國際代表彼得羅夫（Petrov）指責中共 “要求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的情緒”是“一種極其有害的、錯誤的、投降主義的觀點，這是一種必須徹底批判的失敗主義的思想”。

七月十二—十八日，在維經斯基的指導下，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討論了中共在北伐中的組織路線、國共合作的策略以及民眾運動的政策等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等文件。會議一方麵指出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等都是對共產黨的進攻，把過去被視為國民黨中派甚至左派的蔣介石與戴季陶一起歸為新右派的代表，再一次提出了中共要向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任務；另一方麵，會議接受了共產國際提出的中共繼續留在國民黨內的決定。陳獨秀是中共總書記，而且素有“大家長”的名聲，然而他說話的分量，跟維經斯基相比，完全不是一個等級的，他不得不表示“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共多數意見”，他力爭擺脫國民黨控製的努力又一次以失敗而告終。關於北伐，會議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對於群眾運動的領導上。這次會議通過的《軍事運動議決案》認為中共在北伐中隻是“參加”一些工作，“進行相當的政治宣傳”，以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關於農民運動的問題，會議指責剛剛興起的“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對農民運動作了許多限製。

從七月至十月，北伐軍先後攻占株洲、長沙和武昌等地。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越來越轟轟烈烈，農民協會成了許多鄉村唯一的權力機關，即“一切權力歸農會”。同時，中共中央多次公開表示讚成汪蔣合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莫斯科舉行著重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七次擴大全會，通過了相關的決議案，明確規定中共不得爭取對國民黨的領導權，認為“應當團結（國民黨）左派，與之密切合作，而不要企圖代替他們做領導工作”。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他認為：由蔣介石統率的北伐軍是“人民的革命軍隊”，它“是中國工人與農民為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廣東軍的推進，就是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就是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走狗的打擊”。斯大林給中共提出了兩個任務：一.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使蔣介石的軍隊“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範的傳播者”；二.研究軍事，以便“在軍隊中占據這個或那個領導職位”。會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印度人羅易（Manabendra Roy。羅易在一九二九年底因公開批評共產國際的極左政策被共產國際開除。一九三0年出版專著《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羅易在一九三0年十二月秘密返回印度，次年七月在孟買被英國當局逮捕，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刑滿釋放。羅易出獄後宣揚反對極權主義，支持反法西斯戰爭。二次大戰爆發前，羅易違反當時印度國民大會眾領袖及印度共產黨的主張，力主印度與英國合作對抗希特勒及法西斯，認為隻有自由的英國得到勝利，印度才可能獲得獨立。羅易在晚年成為激進的人道主義者）赴華監督落實共產國際執委會七大的精神。

十二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作政治報告，指出從北伐軍在江西戰場勝利以後，中共和國民黨的關係發生了許多新變化，出現了許多危險傾向，聯合戰線隨時都有破裂的危險。報告批判了國民黨的右傾，不過著重批評的是黨內的“左”傾，認為黨內的“左”傾是造成當前危機的主要原因。會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認定當前主要的危險是民眾運動勃起並日益向“左”，蔣介石因恐懼民眾運動而日益向右，“左”、右傾距離日遠，將會破壞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國民革命運動。決議規定中共的主要策略是限製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輔助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製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漢口特別會議“以退讓求共存”的決定得到了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聯席會議的同意。

十二月，共產國際電令中共中央，讓中共黨員參加國民政府及各省政府。這是鮑羅庭的主意，雖然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因為擔心加劇與國民黨右派的衝突而加以反對。不久以後，譚平山出任了國民政府的農政部長，蘇兆征出任為勞工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