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證《古詩十九首》寫作年代,先要明確這些詩作性質。它屬於五言古詩而不是五言樂府詩,所謂樂府詩是漢武帝通過行政令設官署掌管民間歌辭入樂,因多民族“新音”引入漢語,歌辭亦有四言發展至五言。《古詩十九首》受五言樂府詩影響,但屬於文人所作成熟之五言古詩。
昭明太子蕭統在編《昭明文選》沒有注明其寫作年代,隻將其編在題名為李陵和蘇武的幾首“雜詩”之前。《古詩十九首》中有部分詩篇被比《昭明文選》編纂年代稍晚的《玉台新詠》收入,但卻是標記為西漢人枚乘的作品,更早的劉勰著《文心雕龍》也有同樣的說法。這似乎隻能證明《昭明文選》這樣的編排次序確是遵循寫作年代。然而劉勰在《文心雕龍》又闡明其中《冉冉孤生竹》一篇出自東漢時期與班固同時代詩人傅毅之手,唐人李善亦謂所謂枚乘之作,乃“疑不能明也。詩雲‘驅馬上東門’,又雲‘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枚)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李善注《文選》卷二九失名《古詩》注)。不過南朝蕭梁的鍾嶸在《詩品》裏又說這些古詩“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即謂曹植和王粲才是這些古詩的作者。上述古人的考證將這十九首風格看似接近而年代跨越二百多年,有姓有名作者提到四,五位。
清代乾嘉學者就《古詩十九首》作成時代的考據大致分兩派,一派側重五言詩的產生年代和這些詩作的總體風格作分析,錢大昕在其《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七言在五言之前”條中寫到: “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即《古詩十九首》絕不會在枚乘所在的漢景帝至漢武帝時期,必定是在這一時期以後才會產生像《古詩十九首》這樣風格之五言詩。錢大昕這一說法,沿襲至現代桐城派學者馬茂元先生的“東漢後期說”,即認為《古詩十九首》應是“建安以前東漢末期的作品”。另一派是錢大昕同時代學者趙翼主張《古詩十九首》中應存有漢武帝時期的作品,述之曰:“蓋漢武好尚文詞,故當時才士各爭新鬥奇,創為此體,實亦天地自然有此一種,至時而開,不能秘也。”兩派卻有一個共同點即錢大昕所敘:《古詩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
近代梁啟超先生在其《美文及其曆史》一文中指出:《古詩十九首》作風如此相同,不會分開在相隔幾百年的兩個時代。葉嘉瑩先生認為,參照唐代有足夠多的詩作可以比較,即使初唐至盛唐,盛唐至中唐,詩風都有完全不同,何況從西漢枚乘至東漢傅毅就橫跨二百餘年詩風難道不變?筆者覺得曆代學者不可信猜疑,在今天遠比古人能獲得更多全麵史料下,不用花大筆墨作文字推導,剩下疑問隻有《古詩十九首》是否寫於西漢?其次傅毅這位人物很關鍵,《古詩十九首》寫於傅毅之前還是之後?
關於《古詩十九首》是否寫於西漢,葉嘉瑩先生在其《迦陵論詩叢稿》作有詳細考證,筆者在此載其重點作以表述:《古詩十九首》被疑含有西漢詩作主要是其中一首《明月皎夜光》中有一句“玉衡指孟冬”,這首詩寫“促織”“白露”“秋蟬”等完全是秋天景物,而“孟冬”是初冬季節,為《昭明文選》作注的唐人李善認為這裏是曆法問題,“《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即將初秋指孟冬符合西漢曆法,故此詩寫於西漢。葉先生認為“玉衡指孟冬”並非指孟冬季節,而是在描寫夜深時天空景象,“玉衡”為北鬥七星之第五顆星,而“孟冬”指天上十二方位中某一方位,“玉衡指孟冬”是描述初秋星空,烘托出一幅寒冷、靜謐的秋夜景象。關於星象推理可參考葉先生原著。筆者在此再加一論據,此詩和“玉衡指孟冬”相對的後一句是“眾星何曆曆”,細品都在描寫秋夜星空方才合理,如果站在葉嘉瑩先生立場推翻唐人李善的西漢曆法說,《古詩十九首》有西漢作品說就無立足之地。
正如上文提到劉勰著《文心雕龍》認為《古詩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為東漢章帝時代傅毅所作,傅毅大部分詩賦如《舞賦》《洛都賦》《雅琴賦》大都編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傅毅是否作過五言古詩不得考證,他同時代還有位史學家班固寫賦比傅毅出名,班固寫過五言古詩《詠史》在此摘而讀之: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
太蒼令有罪,就遞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
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
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
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筆者認為這首《詠史》雖樸實無華,但比較《古詩十九首》無論是比興或情感敘述遠不如後者,鍾嶸在《詩品》序中恰好提到此詩,整段文章是評價兩漢詩歌演變:“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從“詩人之風,頓已缺喪”到東漢二百年隻有班固《詠史》,文脈之間可以讀出在鍾嶸眼裏,班固之五言詩隻能評及格而已,和《古詩十九首》一字千金相差甚遠,何況鍾嶸將班固詩評在“下品第一”,和“古詩”位上品第一差天壤之別。這裏也可解讀出在班固時代五言古詩還不是文壇主流,未吸引漢賦大家從事此創作。其次也可以推到即使傅毅寫有五言古詩,風格也大致和班固《詠史》相仿,這是推翻劉勰主張《冉冉孤生竹》為傅毅所作之有力論述。其次班固著《漢書 藝文誌》中對於《古詩十九首》或者其他五言古詩無任何記載評述,這也可證明《古詩十九首》不可能創作於班固傅毅之前。魏文帝曹丕寫有文學評論《典論 論文》中提到班固和傅毅,這又給後人提供了一個線索: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裏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在曹丕眼裏傅毅和班固在伯仲之間,“而固小之”即班固一直看不起傅毅,還在給胞弟班超信裏提到傅毅靠文章當上蘭台令史等等,這裏可以解讀為,如果傅毅作有《冉冉孤生竹》一詩,班固絕不會小看傅毅,曹丕這樣一位愛詩如命的人物也會借《冉冉孤生竹》數落班固一番,《古詩十九首》作於班固傅毅之後無疑,同時曹丕在很多文章中點評父曹操,弟曹植以及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詩文時也沒有提到哪一位寫有《古詩十九首》,況且建安七子時代的五言詩早已脫離《古詩十九首》那溫厚含蓄之風,對偶駢文辭藻大開大合,華麗無比。從詩風上亦可判斷《古詩十九首》成於建安七子之前。以上是筆者閱讀文史對《古詩十九首》寫作年代之思考,因旁證或出土實證近乎絕跡,故屬於推測範疇。最後附上筆者最愛讀《古詩十九首》之《西北有高樓》和魏文帝曹丕作《芙蓉池作》,有興趣的讀者試著一讀便知年代之隔閡和風格之先後:
《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
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
壽命非鬆喬,誰能得神仙。
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