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女媧補天”,“後羿射日”的傳說,“大禹治水”似乎要靠譜些,2000年和2022年兩次向世界提出的中國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中,都將大禹立為夏朝締造者,但閉口不談“大禹治水”,原因是按照已知的古代地質,在大禹時代似乎都是幹旱季節。熟不知大禹離開治水,還有多少存在價值?
在春秋以前還沒有“疆域”這個概念,華夏大地上的不同族群之間是以所能控製的附屬城邑據點作為勢力分界的,直到戰國以後隨著諸侯國的征戰擴張,所控製區域才從過去的“點”擴散為“麵”,產生了疆域。夏朝雖然是我國史書記載當中的第一個廣域王權政治實體,但它所能控製的區域十分有限,不僅如此,史書關於夏朝疆域的記載也存在著不少的錯漏和相互抵牾,比如《竹書紀年》說夏朝統治的中心主要在豫東和魯西一帶。《戰國策》則說是“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認為夏朝的中心在豫西的伊洛平原。《左傳》則認為“夏墟在晉南”。
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主持梳理了所有關於夏朝疆域的記載後認為有兩個地方可能是夏朝的中樞,一個是河南中西部崇山周邊地區,特別是登封,禹州一帶。另一個是山西南部的汾河下遊地區。此後我國的考古工作隊分別在徐旭生先生劃定的兩處地方發現了一支全新的遺跡文化,二裏頭文化二裏頭類型和二裏頭東下馮類型,從空間角度上看,二裏頭文化的分布區域集中在豫西和晉南,而影響範圍卻囊括了整個河南並延伸到了陝西東部,冀南魯西以及長江流域一帶,並且這種文化影響是單向的,而地處伊洛河故道北沿的300萬平方米區域恰恰是二裏頭文化的中心居邑,也意味著這裏是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跟史書記載的夏朝疆域及王都所在地斟鄩吻合,從時間角度看二裏頭文化的典型器物與已知的二裏崗文化典型器物存在明顯差異,兩種文化不存在直接的繼承關係,經碳14測定和樹輪校正,二裏頭文化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超出了早商文化的上限,所以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最終給出結論性意見“二裏頭就是夏朝中晚期都邑所在地,同時指出,以王城崗遺址二,三期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應該是考古學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對象。”
換言之從國家層麵來講夏朝的疆域被認為是在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對中原以外地區夏朝的存在僅局限於文化交流與互動,但是夏王朝的締造者大禹的歸葬地卻超出了夏朝所能控製的實際區域,《墨子 節葬下》和《竹書紀年》都說禹死在會稽,司馬遷在實地“上會稽探禹穴”實地考證之後,也鄭重地把以下內容記錄在了《史記》中,“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直到今天浙江紹興市的會稽山北麓還存有大禹陵,若大禹是夏朝的締造者,那麽他死後怎麽被安葬在距河南一千多公裏以外的浙江?筆者無意懷疑司馬遷治史之嚴謹,至少司馬遷堅信大禹長眠於會稽。
史書給我們的脈絡是這樣的“大禹平定洪水,劃定九州,會盟塗山,鑄造九鼎,東巡崩於會稽。”這段看似合理的記載,卻存在著諸多與考古發現不符之處。第一,大禹治水成功後,將全境劃分九州,按照禹貢劃定的九州範圍,當時的會稽屬於揚州,其田稅等級為下下,租稅等級為下上,貢納物為銀,鐵,美玉,皮革等。揚州在西周時都仍然沒有納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管轄範圍,而直到二裏頭文化四期也就是夏朝統治的晚期江淮一帶才出現二裏頭文化的因素,大禹所處時代的揚州地區以考古學文化區分屬廣富林文化,有意思的是 ,揚州的貢納物居然是鐵?等鐵器的普及是戰國時代的事,包括蜀地在內的梁州納入中原視野也同樣發生在秦並巴蜀之後,所以所謂的九州範圍其實戰國時代世界觀的產物,大禹時代的疆域遠不及此,大概率是戰國時代依據當下的疆域認知而進行的追溯。第二,二裏頭文化被譽為中國青銅器時代的徽標,出土了我國目前最早的青銅鼎,但同時二裏頭文化又被判定為夏朝中晚期的文化遺存,這也就意味著大禹所在的早期夏文化時代生產生活工具依然是木質,石質和骨質,不僅不可能鑄造九鼎,甚至連開展黃河幹流治理這樣的大規模水利工程都是難以想象的。事實上“王用九鼎”是周禮的規定,同樣九字來象征君王也是周人的思想。周禮將天下劃分為九服,方千裏曰王畿,其外方五百裏曰侯服,作為不同等級諸侯朝貢的依據,所以既然大禹還不具有對會稽的管轄權,那麽大禹橫跨多個考古學文化區域跑到一個不屬於自己轄地巡視還最終葬在了那裏就顯得十分突兀了。
真相究竟如何?日本學者較早關注這個奇怪現象。東京大學教授平勢隆郎先生認為,由於戰國時代各種政治局勢的需要,夏王朝的一些傳說很可能是臨時創建而被加以利用的,他舉了幾個例子,戰國時代魏國自認為是正統王權,所以魏國編撰的《竹書紀年》就宣揚大禹的夏朝在魏地,而韓國則稱夏王朝的傳承之地在韓境。魏韓都極力主張自己才是夏王朝的領土和王權的正統繼承者,在地處東方的齊國為了和宿敵魏國對抗,也動用學者編撰了《春秋公羊傳》,稱齊地為中國,認為自己是商王朝的正統繼承人,也就是齊國吞並了殷商後裔宋國主張與“夏”對抗。史書中對於大禹都城的記載分別有晉陽,平陽,安邑等地,而這三處地方恰好分別是趙,韓,魏三國的故都,這就不能用巧合來解釋了,而這樣的記載的確摻雜了戰國時代人的政治目的,都希望將大禹和夏朝的中心與自己建立某種關聯。
另一名日本學者京都大學教授岡村秀典先生也認為,目前已知的跟大禹直接有關的出土文物都沒有提到大禹是夏朝的始祖,比如在甘肅禮縣出土的秦公簋銘文寫道,“不顯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這段話意思是,皇祖秦襄公受天命在禹跡之地安居,曆經十二代君王,秦襄公受封諸侯之時,犬戎剛剛滅亡了西周,占據了岐山以西的地方,秦人為了表示自己是不同於戎狄的華夏正統的一員,所以強調自己所在的地方即甘肅禮縣是大禹之地,而齊國故城臨淄出入土的青銅器叔夷鍾和叔夷鎛上也刻有“虩虩成唐,有嚴在帝所。尃受天命,翦伐夏祀,敗厥靈師。以小臣惟輔,鹹有九州,處禹之堵。”叔夷是商朝後裔,他在銘文中誇讚了先祖的功績,受天命消滅了夏朝得了九州,立國在大禹的土地上,那麽這篇銘文中的禹同樣沒有被記載為夏朝的創始者,反而像秦公簋中的“禹”一樣把禹當成了佐證自己所居土地是正統的象征。難怪民國學者顧頡剛先生幹脆將“禹”說成圖騰的蟲,《說文》釋“禹”為“虺”,本即蛇名。大禹治洪水,也就是征服了蛇神,故以“禹”為名。
如果我們梳理史書對“禹跡”的範圍的記載會發現,在西周時,禹跡隻是在關中一帶,到了春秋時禹跡擴展到了甘肅和山東,到了戰國時禹跡的範圍已經囊括了戰國七雄所處的九州範圍,到了漢代時,禹跡範圍進一步擴大,戰國以前的文獻隻說在會稽會盟,但漢代以後禹的出生地從他父親鯀所在的崇山編排到了四川,歸葬地跑到了浙江。《史記 越絕書》,《吳越春秋》都直接記載越王勾踐是先禹之苗裔,就連匈奴人也成了夏後氏之苗裔,在《史記 匈奴列傳》中“匈奴,其先祖夏氏之苗裔也。”《水經 廬江水》說大禹治水到達江西廬山,並刻石全紀功。中國社會科學院杜金鵬教授認為大禹之時尚龍山文化時代,那時在黃河長江流域分布著若幹個具有特色的考古學文化,有的相互間差異甚大,說明當時遠未形成大一統的社會實體,故“禹跡遍九州”是不符合曆史事實,即大禹的史實的確有真實的曆史背景來源,但是經過了戰國人帶有政治目的的擴充就變成了相互之間的抵牾。
其次另一個問題,大禹究竟是不是如日本曆史學者所說的那樣並非是夏朝的始祖呢?單就目前考古出土文物來看,的確沒有直接證據將大禹和夏朝建立直接關聯。中國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2022年總報中立大禹是夏朝始祖,其依據來自 《孝經 鉤命訣》記載:“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這次五星匯聚的天文現象經大型計算機測算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五星匯聚於15°以內且匯聚時間長達24天之久,極易被肉眼觀察到,行星運行複雜而五星連珠現象又極為罕見,在計算手段極為有限的夏朝將這一奇特天象與大禹建國相關聯。2022年斷代工程《總報》將夏朝立朝定在公元前1953年,比2000年工程《簡報》將夏朝立朝定在公元前2070年足足少了一百十七年!《總報》給出的解釋是,“禹時”可解釋為“夏代建國早期興盛的一段時間”。但按照這一解釋所謂的“禹時五星聚”的發生時間又解決了什麽實際問題呢?首先據考證《孝經 鉤命訣》是漢代無名氏所作,它離夏朝多少年就不用細算了。其次筆者在此不詳細論述《簡報》和《總報》給出的結論和最新文獻《清華簡》,《尚書》今文本,古文本以及《史記》等產生的矛盾,就以徐振韜先生、蔣窈窕先生所著《五星聚合與夏商周年代研究》提供的資料,從公元前1972年至公元前1038年,中國境內發生的間距在30度以內的五星聚合就有十四次。一篇無名氏的《孝經 鉤命訣》和同一時代的十四次天文現象能給出多少讓人信服的證據呢?“大禹治水”還是不要用作“證史”,以一個神奇傳說留給後人顯出先祖們的浪漫情懷。
< 待 續 >
4.2ka事件是全新世一次非常嚴重的幹旱事件,影響了世界各地文明的突變。
4.2-kiloyear event, 大約4.3-3.9ka前,世界各地時間區間略有不同。
該事件導致古埃衰退及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的阿卡德帝國的結束,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滅亡。
猶太人的始祖亞伯拉罕從兩河流域徒遷到地中海附近。
中國也不例外,如南方的石家河文化(距今約4600—4000年),北方的龍山文化(距今約4500-4000年)。
4.2ka事件前,良渚文化已經消失。
人群生存需要食物,天氣變冷,有利黍(小米)的生長,尤其在陝西甘肅青海地區。
4.2ka事件後,氣候逐漸恢複,文明(和文化)地點發生了轉移,中國轉到了陝西甘肅青海地區。順理成章,商朝(約3046-3600年前)崛起,周朝(約2256-3100年前)緊隨其後。
史前大洪水確實存在,但多數是口口相傳,越傳越離譜。所以大禹治水,三皇五帝,黃帝、炎帝及蚩尤之間的大戰,基本都是神話傳說。
近二十年的科技發展,基本搞清了地球氣候溫度變化的具體數量。
大約萬年前,北半球東西兩側,從野生植物馴化出小麥小米,隨後擴散到各地,直到唐朝小麥取代小米的地位。
大約4千年前,全球天氣變冷後,在黃河和長江之間的某地,馴化出梗稻,南北擴散。在印度它與野生稻雜交生成秈稻,秈稻(占城稻,宋朝時)再傳回中國。
2020年紐約大學的研究發現,其實在公元前2000年前的數千年裏,水稻的種植區域主要局限在中國,且種植的水稻都是粳稻。
細石器技術從北向南擴散。小米起源於內蒙古敖漢旗。玉器起源於黑龍江附近的小南山遺址(1.5萬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