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當筆者完成本篇也是作為 此係列收尾的最後文章後，感慨之餘把本該作為結尾部分換置成文首，純粹是處於內心發願至此無意輕視為求中國源頭而埋頭苦幹的考古學家們，或許他們為一方荒土一口墓穴奉獻出青春或鬢髭皆白，他們中大多數是求實正直的學者，是筆者心中的偉人和民族的脊梁。中國不需要急功近利求證古跡而讓世人看淺，無論如何中國擁有悠久文明不會被任何人懷疑，實事求是的考證會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民族複興若需要過去的悠久文明作襯托，留給今天要做的事何其之多？需要幾代人踏踏實實地耕耘。
1996年中國政府舉國家之力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緣起，筆者已經在本係列第一篇作了闡述，這裏從略。當時經過政府的周密組織，匯聚各學科近二百多名專家共同攻關，目標是對夏商周的斷代加以研究而向世界公布華夏文明的源頭結論。工程期間學者專家先後確定了西周早中晚期，商朝後期的準確時間和商朝、夏朝年代的基本曆史框架，出版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以下稱《2000簡報》，到2022年6月最終出版《新版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以下稱《2022總報》後，整個工程告以“竣工”。以下筆者針對這兩份報告，綜合世界曆史學界對其評論的文獻和知名學者在網上論文分析，為大家匯總揭示這兩份報告的真實學術價值。
對《2000簡報》問世後首先發布“討伐檄文”的是著名古漢學家，斯坦福大學終生教授倪德衛David S. Nivison，當時他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稱“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嚴厲批評中國學術界所做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荒謬引起國內外軒然大波。《2000簡報》和國際學界的正式交鋒應該是三次，每次都被刷得“體無完膚”毫無還手之力。第一次是2000年11月在互聯網上召開的亞洲學年會，工程代表向世界學界公布了“夏代各王的世係表”，即可遭到西方學者質疑。在西方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教科書中夏朝隻是傳說而非信史，商朝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是因為甲骨文的發現和認可。在會有少數亞洲學者持中立態度，中國提出的根據是，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獻認為的夏人的活動中心，而這個地區的二裏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裏頭遺址發現了宮殿基址，表明已經有了國家政權的存在。其三，碳-14測年結果表明，二裏頭文化的時間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馬遷所論的商朝被證明是信史，由此推出夏也應當是信史。一些西方學者則認為，周代文獻中論述的夏人的活動很可能是周人出於政治目的而編造，隻能擱置。再則，二裏頭文化的水平還不足以證明為“文明”，世界學界對文明的定義首先是有文字，有大致三千至五千人以上聚集生活，和祭祀活動。會議的結論是“除非在二裏頭發現文字、青銅器和車等任何文明的標誌，否則中國史前和曆史的基本分界線還將是商。”至於司馬遷《史記》的可信度，海外學者反駁說，“《史記》也提及商的第一個王是其母親踩到一隻大鳥的腳印而受孕以及有關黃帝、堯、舜、禹等超自然行為，請中國學者立證。”
《2000簡報》與世界學界的第二次交鋒是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國“亞洲學協會”的年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會議特意邀請了“工程”的學者代表來美討論。中方參加會議的是“工程”的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考古學家張長壽先生、碳-14專家仇世華先生、天文學家張培瑜先生。這場討論中心問題一直圍繞“工程”的西周年代學研究。由於《2000簡報》的公布在三年前，各方學者對質疑的學術準備顯得很充分，下舉數例：一，“分野”的理論晚出，很可能出現在東周列國形成之後，西周時就有“鶉火”與周相搭配的觀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論用於西周時期。二，青銅器《利簋》銘文中“歲鼎克聞夙有商”的“歲”字更可能做“年”講，並非指“歲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選定公元前1046年為克商年代的天文學依據有誤，它不符合民國王國維先生對於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定義，而“四分法”則是至今普遍得到學者認同的。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書紀年》有關西周年代的記載，雖然學術界對其真偽尚未定論，但斷定其為偽造必須同時提出證據。五，“工程”使用的碳-14計算程序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對一個晉侯墓的碳-14測量得出若幹個差距較大的數據，而“工程”在不同的論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數據而缺乏信服。另外，倪德衛教授的得意學生，芝加哥大學漢學教授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對“工程”學者的學術道德提出質疑，他的發言是：“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於鄭’的日蝕是《2000簡報》關鍵考證年代的學術成果，這在中國國內媒體均作了報導。然而，在國外早已有學者指出這個日蝕及其對西周年代的意義，中國學者不至於這樣孤陋寡聞？”另外，通過天文學研究而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定為公元前1046年是美國漢學家潘克尼爾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而《2000簡本》對此隻字未提。夏含夷教授的批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甲骨文專家董作賓先生早就指出“天再旦”是發生在天明時刻的日蝕現象，並將此一天文現象發生的年代定為公元前966年，後來是韓國學者方善柱先生在1975年發表的論文中對“公元前966年”有異議，正確的年代應為公元前899年。也許是華盛頓會議的時間有限，或者是中方專家沒有足夠的學術答辯準備，與會的“工程”學者對上述的質疑隻能默認，但李學勤先生後來回憶時強調，“工程”的學術觀點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學者決定。他堅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製”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個人從來認為，科學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甚至個別人手裏”。至於“天再旦”的問題，李學勤先生辯解是《2000簡報》篇幅有限，未能將前人的研究成果羅列是事實。張培瑜先生則承認國內對“天再旦”的報導有不妥之處。
《2000簡報》與世界學界第三次交鋒是同年4月12日開始的芝加哥大學學術研討會，此次辯論之熱烈遠超前兩次，反對中方“工程”的最有威力的“核爆”是現任斯坦福大學宗教文化中心蔣祖棣教授為其“量身定作”後來享譽學界的論文《西周年代研究之疑問—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方法論的批評》，以下稱《蔣祖棣批》。《蔣祖棣批》最重要的內容是討論“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蔣祖棣先生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係列樣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學求得這一程序，並以此驗算了“工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碳-14數據。結果蔣祖棣先生算出的年代置信範圍遠遠大於《2000簡報》公布的“擬合”數據，《蔣祖棣批》介紹說，OxCal程序係列樣品計算法，雖可獲得較窄的置信區間，但隻有68．2％的置信度；此計算程序的精確度備受國際碳-14學者的批評。“工程”以這樣低的置信度作為衡量西周具體王年的標尺很不科學。《蔣祖棣批》同時指出，“工程”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達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雖然這些方法獲取的範圍要多出一，二百年，唯一的理由是“工程”要滿足國家領導關於“碳14年代數據的精度要達到正負20年的指示要求”，即選擇置信範圍小的計算法可以將武王伐紂的年代壓縮到幾十年內，從而排除44種說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說，“工程”為了排除更多的觀點，寧願犧牲其方法的置信度。《蔣祖棣批》又指出，“工程”依據的OxCal程序的係列樣品計算法不代表國際公認的樹輪校正法。國際碳-14專家已指出這一算法的過程中夾雜了人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並不準確已經是學界的共識。這裏的“人為成分”是指在計算中碳-14專家需要考古學家提供考古的“係列樣品”，即一組分期明確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樣品。而考古學家很難提供如此精確的樣品，如勉強為之則帶有很大的人為猜測。《蔣祖棣批》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報告為例，認為用間隔式斷代法不如漸序式斷代法更科學，比如陶器等生活用品的製造年限不可能隨著王侯的更替而改變。因此它的碳-14數據就不能視為它隸屬王侯年份。《蔣祖棣批》的結論是，“工程”所謂的“多學科研究”的創造，主要還是用非文字證據的研究來解決西周年代問題。而考古地層的劃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誤差有數百年的碳-14技術，對史前考古很有幫助，根本不能應用在需要具體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麵。從學術角度看，《蔣祖棣批》對“工程”的批評有理有據非常客觀。“工程”所犯的錯誤不是某個學術觀點上的，而是方法上是致命的。在會議上，蔣祖棣先生向中方代表（李學勤缺席，他在華盛頓會議之後便回國）口頭介紹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觀點，並以自己帶去的計算機和OxCaI序列程序當場對“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幹數據重新進行驗算，結果明顯與“工程”的有差距。仇士華先生對蔣祖棣先生提出的問題表示認同，並表示他個人也對《2000簡報》的碳-14數據也持有疑問。張長壽先生也明確表示他個人同意蔣祖棣對於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見。在場的夏含夷教授為之大震，他拍案問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與澧西考古的基礎之上《西周年表》還站得住腳嗎？參與會議的張立東先生(曾任“工程”的秘書，現為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生)將會議內容介紹在國內的2003年5月24日的《中國文物報》上，其中對“工程”專家同意蔣祖棣先生的觀點也做了如實報道，報道立刻在國內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蔣祖棣批》也得到更多的海內外學者包括“工程”的參與者的支持。此文現已被中國考古學會會長、德高望重的考古學家宿白先生選入《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之中。由於《蔣祖棣批》的批評，“工程” 召開了數次有關西周年代的會議商討回應批評，但至今不了了之。據國內學者透露，在學術上“工程”內部已無力回擊《蔣祖棣批》的質疑。其實《2000簡報》中的很多內容，並不是“工程”學者的共識，他們尤其對《西周年表》的製定就持有異議。
2022年橫空出世的《2022總報》精裝登場，這份總報與其說是對世界學界展現中國學者們對夏商周斷代的研究成果，不如說是麵向中國國內的一份“閉門造車”自娛讀物，因為《2000簡報》中被當時國際學界質疑的內容，在《2022總報》中絲毫沒有更正或說明。著名學者許倬雲教授在2003年為《蔣祖棣批》作出版按語時寫到，執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人員存在“求功心切，遂致扭曲數據，強求結論”的問題。如今麵對《2022總報》筆者認為這樣的批評依然適合。二十多年過去了，有些學者在沒有對過去的那份已經是“千瘡百孔”毫無學術價值的東西作深刻反思或臥薪嚐膽拿出讓人信服的證據來證明的己方觀點正確的那種“治學氣概”。更何況這二十多年來的考古新發現和新結論，尤其是石峁遺址的深入發覺，如2007年朱鳳瀚教授對“覺公簋的西周青銅器銘文”的解釋，2012年吳鎮烽教授公布的西周青銅器“?簋”銘文的解釋，這些都證明原來《2000簡報》“夏商周年表”必須重新考訂， 如果古文獻作為文本，隻能作為求證古文明的一種重要參考的話，作為始終“進行時”的考古作業，是反證古文獻的真偽的重要依據，畢竟新的考古所展現出來的新文物，是實實在在的，可以通過與時俱進的科學手段加以證實，文物的考證能證實先前的設想是正確時，這當然是值得慶幸的，但新的考古同樣能顛覆原先富有邏輯的設想，這對於曾經為此而付出一生經曆的考古學家，這是件極為痛苦的事情。最後筆者留給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最後評語僅四個字：斯文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