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蘇黃米蔡”,對於喜愛中國書法的群體這似乎是一個特定詞匯,它是掙脫唐人“法度”的束縛,以“意”代“度”開創書法第三高峰,泛指宋代書法。蘇軾,黃庭堅,米芾確能領銜之至。而其中的“蔡”字為何其人?由提出“蘇黃米蔡”以來一直有爭議,這一爭議意外地出現在宋朝而大致平息於清末民初。四九年建國以後,迫於時代的政治因素和特定的“史觀”引導下,“蔡”指蔡襄而非蔡京已成定論,依據是曆史上蔡京為“十惡不赦”的大奸臣,即便在宋朝說他壞話的大有人在,而兩人真正書法造詣之比較倒成了次要。上世紀八十年以來,對蔡京和蔡襄的爭議浮上台麵,相關論文也不少。對於這“千年難有定論”之遺案,筆者試著作以考證總結。
首先要考證提出“蘇黃米蔡”的時間點,北宋徽宗編《宣和書譜》,將曆代書法大家盡收其中,楷書部宋代八人入選,行書部宋代九人入選,蔡襄與蔡京皆列入其中,這說明兩蔡的書法水平還是得到當時的認可。蘇東坡認為“蔡君謨為本朝第一。”宋徽宗趙佶也留有評論“蔡君謨書包藏法度,停蓄鋒銳,宋之魯公。”這裏的蔡君謨指的就是蔡襄。“魯公”就是顏真卿,趙佶將蔡襄比作宋代顏真卿可歎評價之高。而到了南宋高宗趙構時代《翰墨誌》有記載:
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駸駸不為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鵠,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在趙構眼裏,蔡襄,李時雍勉強及格,之後的蘇黃米薛各有所長,其他的與草木俱腐不值一提。要知道趙構的書法造詣極高,對“蘇黃米”多少有點傲視,但可以肯定南宋時代絕沒有“蘇黃米蔡”的提法,趙構眼中留有宋神宗時期薛紹彭確不是等閑之輩,在此就不對“薛”字作展開描述。
古有“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之說法,論武當然要比出個勝負,至於文就有各人喜好,上述趙佶趙構自不便再提,追溯“二王”書法,後人也有王獻之草書勝右軍之評論,至於近代草聖之爭,於右任和林散之也難分上下。所以提出“蘇黃米蔡”大致沒有提出者心中由高到次的意思。明代書畫大家王紱在其《書畫傳習錄》中指出:
世稱宋人書,則舉蘇、黃、米、蔡。蔡者,謂京也,後世惡其為人,乃斥去之,而進端明書焉。端明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為京無疑矣。
這是筆者查詢各類古書中最早提出“蘇黃米蔡”四字出處。從文脈分析,在王紱之前就有“蘇黃米蔡”提法,而王紱刻意注明了此“蔡”是蔡京而非曾任端明殿大學士的蔡襄。並進一步分析蔡襄的輩分和年紀都在蘇黃之前,邏輯上不應該放在最後,這也反證了王紱觀點之正確。不過史學家梁啟超曾對《書畫傳習錄》因有後人私自畫蛇添足導致版本各異而提出“存疑”:“補缺略訂訛舛,間有闌入近代。”而以“蘇黃米蔡”所指書家生成年代先後為序有考證之價值,在此詳細分析:
蘇軾字東坡生於1036年,卒1101年,主要活躍於英宗,神宗和哲宗年間。
黃庭堅號山穀生於1045年,卒1105年,比蘇軾小九歲,門規上是蘇的學生,活躍於神宗和哲宗年間。
米芾字元章生於1051年,卒1107年,比蘇軾小十五歲,比黃庭堅小六歲,活躍於神宗,哲宗和徽宗年間。
“蘇黃米”按年代排列毫無爭議。
蔡京字元長生於1047年,卒1126年,北宋徽宗年間四任宰相,執掌大權十七年。他雖比米芾年長四歲,但比米芾晚死十九年,古有“死者為尊”,若排名在米芾之後似不奇怪。
蔡襄字君謨生於1012年,卒1067年,主要活躍於仁宗年間官至禮部侍郎。蔡襄不但在年紀上是“蘇黃米”的前輩,是蔡京的堂兄,而且是宋初期開書法風氣的楷模人物。蔡襄書法“傳唐遺風,按部就班。”自身創意不明顯,繼承傳統遠勝於創新成分,而蔡京的書法創新勝於繼承傳統,媚而不俗個人特點明顯。筆者覺得從字上看一個內斂保守一個飄逸開放。
蔡襄書
蔡京書
以上分析證實了王紱所述的“蘇黃米蔡”指蔡京而非蔡襄的合理性。同時這樣觀點不是“孤證”,明朝書畫鑒賞家張醜在其著作《清河書畫舫》中寫到:
宋人書列稱蘇,黃,米,蔡,蔡者謂京也,後人惡其為人,乃斥去之,而進君謨耳。君謨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為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謨可比也。
此外,明代孫鍍在《書畫跋》中寫到: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謨,則前後輩倒置。安世鳳在《墨林快事》中寫到: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代杭世駿在《訂訛類編續編》中將“蘇黃米蔡非蔡襄”作為“人訛”一例。可見明清各家已經拋開政治因素而對蔡京書法的認可已無疑。
至於蔡襄和蔡京在同時代的書法大家眼裏評論如何?值得略加提出。蘇軾對蔡襄的評論出自《東坡題跋》:“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能無窮,逐為本朝第一。”《東坡題跋》出自明朝後期書畫家陳繼儒的整理,陳在著書中提到,說蘇軾黃庭堅乃具“天眼”,黃如秀鐵麵,非法不言,蘇如灰袋道士,張口如萁,而五藏悉露。可見陳繼儒“慧眼始人”筆者信服。東坡推蔡襄“本朝第一”略帶有尊敬之詞,但對蔡京是字字落地有聲“苟非其人,雖工不貴。”意思是人品太不好,書法再好也不值一談。黃庭堅對蔡襄是不以為然:“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他認為蔡襄的字太過嬌柔。米芾也有同感:“蔡襄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多飾名花。”在“長槍大戟”的黃庭堅和“萬毫齊力,一刷到底”的米芾眼裏是很難容得下蔡襄。到了“尊碑仰貼”的清朝中後期,更是見蔡襄不順眼。但筆者覺得,對蔡京最中肯評論莫過於乾隆時期《三希堂法帖與書法家小傳》《卷二》:
字勢豪健,痛快沉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比其兄蔡襄書法,飄逸過之,一時各書家,無出其左右者。但因人品差,書名不為世人所重。
其中“痛快沉著”讓筆者想起蘇軾對米芾書法“沉著痛快”的評價,清人有“抄襲”之嫌。正如從事殯葬業的孔子要靠董仲舒在漢武帝麵前美言,孟子重歸儒家掌門靠得是韓愈,如果沒有王維的追捧,陶淵明的才華終將是隱居消失。在書法史上,就是李世民的狂熱才造就王羲之還尚有一批臨摹本流傳後世,也就在這樣曆史之大浪淘沙中,楊凝式,薛紹彭,鮮於樞等還有不知多少隱姓埋名的書法大家給後人留下區區的幾幅墨跡,這樣想來蔡京還算萬幸。當後人還有幸卸下曆史的歧視和恩怨將蔡襄和蔡京的字並排在一起仔細端詳時,筆者自信會有更多的人站在蔡京一邊。
蔡襄書
蔡京書
不能否認現在的書法界學蔡襄蔡京相比“蘇黃米”要少得可憐,或因蔡襄書法特點不明顯而不學,或因蔡京人品極差而不學。米芾的書法對於學習者打開筆勢和字勢確有幫助,那種開放的勢頭和字的連貫性包括造型的感受來講,米芾的字是極好的範本,可是米芾的品位不易把控,尤其是他“視筆如箸,行墨如刷”隻有劃時代的大家才能仿效。而相對於黃庭堅的字容易模仿,蘇軾戲稱他的字是“死蛇掛樹”,初學者學會了“死蛇”但怎麽“掛”確有學問。再補上一句,黃庭堅的大草實為宋代第一。
“蘇黃米”中似乎學東坡的字最容易得手,得手之處在於其字之造型簡單,在曾敏行《獨醒雜誌》卷三中記載,黃庭堅調侃老師的字如“石壓蛤蟆”,今人讀來捂嘴一笑之餘,殊不知東坡執筆是古法的“三指執筆”。其書法高深之處不在於“形”而在於“形而上”,也就是他的格局,這格局是東坡獨有的“滿腹經綸”和學問之涵養融匯到他的筆墨之間。除此以外東坡的其他出處“任意而為之”沒有法度可學。東坡在精神萎靡醉意之中寫成《寒食帖》乃“神來之筆”,正如黃庭堅在其後題跋寫到:“試使東坡複為之,未必及此”可見如《蘭亭序》《祭侄文稿》這樣的巔峰之作似神仙附身,常人莫能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