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頭是個挑煤球的。那時候家家燒煤球。東到武林門，西到黃龍洞，南到昭慶寺，北到沿山河，方圓十幾裏，隻有鬆木場一家煤球店。木頭不是這店裏的職工，卻是靠送煤球為生，他的足跡就遍布了這十幾裏方圓。你經常能看見他挑著擔子大步走，沒有人不認識他。
木頭癡癡地。杭州人管癡、傻叫木頭，進而反應遲鈍的，不顯聰明的以至老實憨厚的，都可以呼之為木頭。不過木頭雖然多，這個最有名，許多人家並離他不得。雙職工的家庭多，雙職工們除了促生產還要抓革命，留在家裏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每月要燒一百多斤煤球，沒有人送，便就難做無煤之炊。所以人們就常想起木頭。主顧走進店裏，要了斤兩付錢開票，然後就要東張西望，見木頭正勾頭縮腦坐在角落裏的條凳上，便喊，木頭，送到哪裏哪裏，門牌幾號幾號，或者加一句，今天不要送，家裏沒有人，明天再送。木頭反正是悶悶地應一聲道，哦。到了時候一定送來，並不耽誤。
木頭看去有四十多歲了，濃眉大眼，配上挺拔的鼻梁，原本應該是高大英俊的胚子，隻因為常年挑擔，背是明顯地駝了。他剃著光頭，一年四季是一條黑布丏襠褲，夏天穿一件無袖對襟褂子，冬天則是黑棉襖外加一頂紹興人的黑氈帽，在腰間紮一截麻繩。一百斤煤球挑三、四裏地送到地方，問他多少錢，隻答兩個字，一角，眼睛看著地上，不抬起來。接過錢便轉身去了，再不說話。他整天這樣悶著，或者兩眼癡癡地看著前麵，肩著煤球擔大步走，或者坐在那裏兩眼癡癡地盯著地上，似乎自言自語卻沒有聲音。
木頭也有說話的時候。孩子們都認識木頭，木頭也認識這些孩子。放學的路上，我們見木頭挑著擔遠遠地走來，便埋伏在路邊的樹窩裏，待他近了，齊發一聲喊，跳出來將他團團圍住，大約武工隊伏擊日本鬼子的模樣。木頭的擔子就歪歪斜斜的，走不穩當。糾纏得急了，木頭就扔下擔子，抽出扁擔，掄一圈，但不真打。我們一轟而走，卻又象打不散的牛蒼蠅，看他收起扁擔，便又圍上來喊著，木頭木頭唱支歌。木頭隻好認輸，把擔子歇在路邊，坐在扁擔上，唱道，王老頭，舊社會裏吃苦頭......其實是一段順口溜，並不是歌。木頭兩眼茫然地看著遠處什麽地方，嗓子沙沙的，唱得不好聽，倒有些滑稽。王老頭是誰？鬆木場有個王老頭，每日裏背個木頭匣子走街串巷，賣些梅片桃幹，是個瞎子。老頭脾氣大，想必是在舊社會吃了苦頭的緣故，不過沒有人願意去核實。
木頭是識字的。木頭有空的時候，就一個人蹲著，拿根樹枝在泥地上劃。我們上學經過，他便喊住我們，指著幾個字，問，認不認識。他寫的是繁體，多數我們不認識。他便搖搖頭，眼睛又看著遠處什麽地方，不再說話。記得某一天，放學的路上，我們唱著歌，中國－老撾，老撾－中國。前麵是木頭，忽然停下身，轉過來說，老撾這個撾，在其它地方就要念“抓”。兩眼定定地看著我。我覺得背後一陣涼，從此記住了這個“抓”。
木頭會找我們玩。從鬆木場到王家弄，經過一大片瓦礫地。瓦礫地是怎麽形成的沒人知道，但我們知道這裏有一大寶藏，就是蛐蛐。當蛐蛐們在瓦礫的縫隙裏此起彼伏的囂叫著，這裏就成了放學後孩子們的戰場。木頭挑著空擔經過這裏，如果沒有下一家等著要送，便會走到近前。木頭眼疾手快，總不落空。他還有一樣本事，單聽蛐蛐的叫聲，就知道那是不是一隻好蛐蛐。木頭曾經送給我們一隻梅花蛐蛐，據說是蛐蛐中的上品，烏油油圓溜溜的頭，振翅的時候就能看見脊背的中央有一粒白芝麻大小的點，晶瑩瑩的半透明。可惜這隻蛐蛐象木頭，並不愛打架。
偶爾坐在小街上賣熟肉的案板前，就是木頭快活的時候了。要一包豬頭肉，撒些椒鹽，端起一碗冷黃酒，木頭的話就多了。原來他也曾有老婆，而且胖，他說，拍拍胸脯屁股發抖，拍拍屁股胸脯發抖。可是事後問他，他抵死不承認，逼得急了，便不出聲。不過木頭快活的時候畢竟不多。
文化大革命讓木頭成了人物。鬆木場住著二百多戶人家，多是引車賣漿者流。引車的當然是無產階級，賣漿的就很難說，無時無刻不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所以，鬆木場鬥爭的矛頭就理所當然地隻能指向幾個小業主。一日，我們放學路過菜場，那裏正在開批鬥大會。我們擠進人群，除了幾個小業主，竟見木頭赫然立於條凳上，頭帶報紙糊成的高帽，低著頭，脖子上掛一張紙板，上寫反革命。木頭本來駝背，所以低頭並不費勁。他似乎沒有恐懼，不時地向人群張望。批判者正義憤填膺。原來木頭出生於資本家家庭，父母在解放前夕逃往台灣，解放二十多年來，木頭躲在煤球店陰暗的角落裏，時刻夢想著變天，他這個木頭是裝出來的，現在要扒掉他的畫皮！揪出木頭，鬆木場的文化大革命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木頭的畫皮已經扒掉，可我不覺得木頭有什麽異樣，所不同的隻是，木頭今天洗過臉。木頭的臉很白。
從那以後，人民群眾的覺悟提高了，木頭的背就更駝了。他一麵做著反革命，一麵依舊挑煤球為生。人們依舊叫他送煤球，卻不再與他搭訕，木頭的話就更少了。他每天還在這十裏方圓內行走，眼神說不出是癡癡地還是怯怯的。
過了幾年，我們都成了初中生。忽然有同學說，煤球店的木頭讓派出所抓去了，寫反動標語。放了學大家繞道去了煤球店，果然沒有了木頭，添了兩個做臨時工的待業青年，臉上顯得挺聰明。
又過了些日子，聽說木頭死了。一說是判刑後自殺了，一說是越獄，被打死了。反正是死了。那時候，家家燒的是煤餅。
前不久，兒時夥伴從芝加哥打電話來，說話中忽然問起還記得煤球店的木頭嗎？我說，記得。木頭仿佛是姓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