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說禹建立了一個家族世襲王朝，也不是很公平，因為禹原來還是想禪位給益的，益輔佐大禹立下了汗馬功勞。《孟子》說，禹決定讓益做接班人，而且已經“薦於天”。七年以後，大禹死了，益卻逃進了深山老林，死活不肯坐天下，要讓給禹的兒子啟，據說啟也是個賢人。太史公的解釋是，益這個幹部不夠老，不能服眾。啟的一派也是這麽說。而我覺得，益不過是個識時務者。其實大禹本來就是主張子承父位的。舜早就指定了禹做他的接班人，舜死以後，禹就不肯即王位，一定要讓給舜的兒子商均，可惜商均沒有出息，諸侯不答應，方才作罷。啟剛坐了天下，就釀出了暴亂，有扈國就造反，抗議啟破壞了過去聖王建立的禪讓製度。所以，啟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親自督戰，“恭行天之伐”，與有扈國戰於甘。這件事的是非曲直，後世之儒當然眾口一詞，都是站在啟的一邊。但是，如果換個角度再想想，這件事還是很可疑。此處擱過不提。
大禹這個河南人，繼承了舜的天下，跑到山西去當王，並沒有把都城移到河南去。為什麽？因為山西那邊的社會發展較之於河南還是要先進一些。大禹治水以後，把天下分為九州，所謂“九州悠同”。然後他把九州按自然環境和社會發展狀況兩個方麵各設九等，作為天下輸貢依據。河南屬豫州，田土為四等，貢在二等；而山西河北所在的冀州，田土屬五等，貢卻在一等，經濟文化進步的程度顯然更高。大禹從嵩山北渡黃河，把都城安在中條山以北的安邑，他的子孫一直在安邑一帶活動。夏朝四百餘年，政治文化的中心一直維持在黃河渭水匯流區域，直到另一些更加正宗的河南人興起以後，中華文化在東方才開始逐漸繁榮起來。
商湯滅夏，趕走了桀。商湯的一家子，算是更加正宗的河南人。商湯的祖宗契，是帝堯的兄弟，帝嚳的兒子，封地就在商，即是如今的商丘一帶。湯以諸侯身份起兵奪了天下，又回到老家，把都城設在亳（音博，在商丘北）。殷商部落有一大特點，就是好搬家。從契到湯，就有八遷，都是在黃河以南，這也是沒有辦法，因為封地的限製。成湯得了天下，傳了五世，遷了五次，殷商的都城便已經到了黃河以北。直到盤庚再遷，有說遷回河南，有說仍在河北，但是無論如何，殷商的後一段曆史，依然是在黃河以北的安陽、朝歌一帶演繹完成的。那麽，殷商的屢屢搬遷究竟隱含了什麽樣的意義呢？
《殷書》中遺失了一些篇章，其中有《仲丁》、《河亶甲》和《祖乙》三篇，據說是專門記載三代商王遷都之事的，而遷都的原因，都是因為“圮”（音痞），就是水毀，讓大水衝了。那麽可以想象，黃河水患自古以來在河南伊洛以下一段就十分頻繁。從契到盤庚的十三次遷徙，都有可能是為了躲避水患。搬遷的路線大致就是由商丘向北，跨過黃河到達黃河以北太行山南麓地勢較高的地區。而過於頻繁的水患和遷徙，必然十分深刻地影響或阻礙了黃河以南地區的社會和經濟文化發展。
殷商都邑遷到黃河以北以後，在洹水淇水流域的狹小地域內活動，緊接著產生的新的問題就是人口增加、集居規模擴大與環境惡化的矛盾。《殷書 · 盤庚》三篇是商王盤庚的遷徙文告，勸說與威脅並用。文告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水患、環境惡化以及水源不堪負擔人口的膨脹，是再次遷移的主要原因。可以猜測，商民在黃河沿岸及其以南地區的不斷遷徙中，始終不能擺脫環境對其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嚴重製約，而使其一直落後於西部。盡管商都朝歌在紂王時期已經可謂繁榮，但是周武王滅商以後，依然將王城設在了遠在陝西的鎬京。
黃河以南地區的真正發展，大約起於周朝以後，而與黃河上遊的水利建設可能有著非常深刻的關係。大禹治水，是華夏水利建設的開始。大禹說：我決九州大川以通四海，修溝渠以通大川（“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虞書 · 益稷》），溝、洫、浚、畎、澮就是不同規製的人工行水渠道。自大禹治水以後，黃河上遊地區的先民們長期致力於水利建設，到西周時，水利建設的成果已經相當可觀，這或許為減輕黃河下遊水患起了重要的作用。加之西周以後中原地方諸侯的增加及其實力的崛起，西部少數民族向東壓迫周王室東遷造成經濟文化重心的轉移等多重因素，使得“中原”在整個中國的重要意義，終於被動地凸現出來，成就為中華曆史演進的重要舞台。
八年三月七日
雙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