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法
我於二〇一六年的六月十三日，曾寫過《宋慶齡的悲劇》一文，此文在網上廣為流傳，《開放》雜誌的金鐘先生還為此文寫了按語，但不知為什麼，至今該文除在我《文學城》的博客上能查到外，由金鐘先生撰寫按語的文章，在網站上已經找不到了，當然，在當下的境況裡，我能理解，諒必讀者也是“你懂得”——
剛才翻閱二〇〇一年的《傳記文學》，偶然讀到一篇《宋慶齡最後的一天》，作者湯雄，係蘇州人。從文友處打聽和網上查閱，得知此公曾為大陸團結出版社，寫過採訪宋慶齡僕人鍾興寶，和出版過《晚年宋慶齡》一書。《晚年宋慶齡》一書我未曾拜讀，隻是在網上看到他採訪鍾興寶的片段。湯雄和鍾興寶是蘇州老鄉，關係比較親近，在采訪中他稱鍾興寶為鍾阿姨。鍾興寶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淳樸農婦，她的敘述可信度應該很高。
鍾興寶是跟隨宋慶齡三十年的貼身傭人，宋慶齡的飲食調理，衣著打扮，梳頭洗漱，均由她伺候，直至為宋送終。可惜網上的文章，隻窺豹斑，不見全文，也許作者身處墻內，文章經過審查，發表後自然乾枯無汁，味同嚼蠟。然而登載在台灣《傳記文學》上的文章，因為出版不須審查，所以草灰蛇線，拆開拚裝，可供玩味。
老夫先摘錄幾段關鍵內容，供看官品味：
在宋慶齡昏迷後的十天裡，一天，上級派來一位秘書，找到鍾興寶，向她（指鍾興寶——摘錄者）索取宋慶齡那份寫了三十年又修改三十年的遺囑。但是吃了閉門羹，鍾興寶沒有答應。那人急了，說：“興寶阿姨，這份遺囑十分重要，領導們正要參考它，盡快為宋主席準備後事呢。”
鍾興寶說：：你放心那份東西丟不了的。“
那秘書說：“興寶阿姨，你一定知道那份遺囑放在哪裡的，快把他交給我吧。”
鍾興寶知道那把鎖有遺囑的鑰匙此刻就在宋慶齡的枕頭箱底下呢。但是太太（鍾興寶對宋慶齡的稱呼——摘錄者）早就有言在先了，她決不能違背太太的重托和意願。儘管她大字不識一個，但她知道這份遺囑對太太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跟隨宋慶齡二十九年來，每逢新舊兩年更迭之際，宋慶齡總要找出那份遺囑，進行修改。可以說，太太的這份遺囑，至少修改了三十年。所以她必須忠實地執行太太先前的囑咐，不到最後的時刻，絕不輕易拿出來交給任何人。
那秘書急了，甩出急令牌：“興寶阿姨，這可是康大姐叫我來向你要的呀！“鍾興寶知道康大姐就是康克清，也是太太的好朋友，可是鍾興寶像吃了秤砣鐵了心，說什麼也不答應，依然不客氣地回答：“那好，你叫康大姐來嘛。”那秘書生氣了，扭頭就走。不一會他果然把康大姐和廖承誌給請來了。康大姐和廖承誌是驅車來到宋宅的。一下車他們就直接找到了鍾興寶。豈料鍾興寶向康大姐和廖承誌流著眼淚，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隻因太太有言在先，這份遺囑非得在她閉上眼睛後才能交給組織，說到最後，反而流著眼淚，康、廖兩位原諒她了……
事後鍾興寶不放心，把手伸進太太的枕頭底下摸索那把小鐵箱上的鑰匙，可是，他的手在枕頭底下摸遍了，也沒有摸到鑰匙。他急了，連忙向沈大姐作了匯報。沈粹縝略一思索，即指示鍾興寶向顧玉鳳查問。因為自從宋慶齡昏迷，能進入宋慶齡臥室的，除了北京醫院的醫務人員外，隻有沈粹縝、鍾興寶和顧玉鳳三個人。果不出所料，鍾興寶向顧玉鳳一查問，顧玉鳳便紅著臉承認了那把鑰匙是她拿走的。說著，顧玉鳳當即從口袋裡掏出那把鑰匙，交還給了鍾興寶。興寶生氣了，責問顧玉鳳為何偷偷地把鑰匙拿走？顧玉鳳支支吾吾答不出個因為所以來。興寶問急了，她才吐出一句話：“我也是奉領導命令才這樣做的。”興寶又追問那個‘領導’是誰？這下，顧玉鳳可是打死也不開口了，興寶隻好怨恨地望著這個她一手領進門的值得他信任的親戚直搖頭。
這裡要補一筆，顧玉鳳是誰？
湯文前有寫道：“顧玉鳳是前年新招來的保姆，也是蘇州光福黃巨村人，是鍾興寶的一個遠房外甥女。前年鍾興寶因患低血糖病，突然昏倒在地，再也做不了洗洗刷刷等重體力活了，根據太太的指示，她親自回蘇州光福鄉下，物色到了這個可以信賴的農村青年婦女，以替代自己的工作。”
共產黨利用宋慶齡國母的名頭，忽悠百姓，奪得江山後，兔死狗烹，棄之如敝屣。宋慶齡也發覺共產黨建政後，與她的的追求和理想漸行漸遠。據資料透露，她曾七次向中共投信不滿，因此惱怒了毛澤東。毛澤東曾說“宋慶齡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讚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他是不同的階級。”一九七〇年三月，毛澤東甚至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話傳達給宋慶齡。
從湯文的草蛇灰線處可以判斷，宋慶齡的晚年是在監控中度過的，從近年高層內鬥的小道傳出，薄熙來監聽胡錦濤，周永康監聽XXX……那群烏眼雞式的傢夥，窩裡廝鬥，共同作惡，已到了國人皆怒的地步。從湯文中的草蛇灰線也可看出隱形機構的高效，在他們正麵得不到東西的窘況下，會收買那個從蘇州農村出來的顧玉鳳（我相信她原先也是一個淳樸的農家婦女），唆使她做出背叛長輩鍾興寶的卑鄙事。
一九六七年八月和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及一九七六年六月宋慶齡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據《宋慶齡年譜長編》的作者尚明軒講，文革期間宋慶齡至少兩次支開身邊的工作人員，獨自一人燒毀了許多信件和資料。晚年時她幾次提到：“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沒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燒掉了所有的東西，我把它們都送進火爐了……”
宋慶齡追隨共產黨一生，晚年落得這個下場，心中之苦，無人知曉。據網上資料透露，她給最信任的助手，擔任上海市副市長的金仲華寫過不少信，文革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衝進金仲華家，抄走了他與宋慶齡之間的八十封通信。嗣後，上海市革會給中央文革小組的《關於金仲華問題的報告》中說：“在金住處抄出金、宋之間往來的信件八十件（1945年至1976年），這些信件，絕大部分是宋寫給金的，也有金寫給宋的草稿，幾乎全是用英文寫的……”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深夜，金仲華在家中上吊自縊。宋慶齡在給金仲華的信中囑咐“閱後燒掉”。但是，金仲華覺得這些信太寶貴，舍不得燒，於是招來大禍。在這些信件中，有可能宋慶齡跟他講了不足以外人道的心裡話。
隨著歷史檔案的公開，宋慶齡的真實的黨員身份越來越清晰。據廖承誌回憶，一九三三年五月的一天，宋慶齡來他母親家，在衹有他們二人時，宋慶齡對他說：“我是代表最高方麵來的。”廖承誌驚奇地望著她：“最高方麵？”宋隻說了兩個字：“國際。”隨後又補充道：“共產國際。” 宋慶齡加入共產黨，在蘇聯解密檔案中也有佐證，一九三四年六月，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名代表在向上級匯報的備忘錄中寫道：“關於宋慶齡的問題。她是個好同誌，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指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她願意獻出一切。她對秘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宋慶齡秘密加入共產黨之後，表麵上以孫中山夫人，國民黨國民黨左派的麵目出現，實際上一直為蘇共，共產國際和中共服務，不過其真相要等蘇共檔案全部解封後才為世人所知曉。至於在她死後，所謂“追認為中共黨員”，重新入黨，完全是一套忽悠百姓的把戲……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八時十八分，宋慶齡永遠閉上了眼睛。
敲鍵至此，筆者眼前浮現出一團怪誕的幻影——在追悼會最後，當棺蓋上舖上黨旗的剎間，老夫人突然唏噓一聲，臉上顯露出一副我無法描繪的表情。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於食薇齋北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