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朱延齡二三事

 

——王亞法

 

回家路上，收到少兒社老同事傳來的一條微信：“‘小豆子’—朱延齡走了，終年七十七歲”。

為弄清他的忌辰，我到家趕緊打開電腦，“百度百科”是這樣介紹的：

         朱延齡（1937.6
-2014.5.16）別名胡濤壬，浙江湖州人。

1956年畢業於上海藝術師院。

曆任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美術編輯、美術室主任、總編輯助理。

1992年任上海畫報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中國美術家協會兒童美術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上海美術家協會兒童美術藝委會主任。

出版有《百花仙子》、《芭蕉扇》等兒童讀物繪本二十餘冊，長篇連續漫畫《小豆子》等。

提起朱延齡的名字，恐怕今天知道的人不多，然而提到“小豆子”，我相信八十年代讀《小朋友》雜誌的小學中高年級讀者，幾乎就沒有一個不知道的——那個頭大眼圓，聰明機靈，調皮可愛的“小豆子”是這個年齡階段的好朋友。
 

我七六年進少兒出版社的時候，朱延齡已經是美編室主任了。他個子不高，指尖夾著半截煙，缺少睡眠的眼球，充滿血絲。他為人沒有架子，喜歡調侃。那時候文革剛結束，大家相處很隨便，同事間稱呼，往往喊綽號。有一次他喊一位出版科的一位老人叫“老叔公”。我不解，等老人走了，問：“他的輩分為什麽這麽高？”

他紅眼睛一睒，頭一縮，背一躬，做了個奇怪的動作，說：“老縮躬。”

         朱延齡也有一個綽號——“金魚眼” 。

         五十年代後，中國的新聞出版業，經過政治運動的屢次衝擊，已經完全淪為極左派的陣地，少兒社當然也不例外，特別是我們文字這一塊，從總編和領導都是經過嚴格篩選的，總編是一位農民出身的老好人，遇事唯唯諾諾，從不肯擔責任，室主任是一位柯慶施時代，從工廠調來的極左分子，他開批判會時嗓音特別大，喜歡整人，大家都不喜歡他，背地裏喊他“黃狗”。

而美術這一塊卻不同，因為那裏的編輯，基本上都是學院派，所以氣氛也相對自由，我喜歡去那裏聊天，和他們可以聊蘇東坡、米芾、黃庭堅的書法；聽他們聊齊白石的節儉、徐悲鴻的師生戀、來楚生和鄧散木的篆刻……現在回憶起來當時實在是一個荒誕的時代，搞文的一攤不懂文史，要到搞美術的那裏去聊。

朱延齡雖是黨員，但辦事不左，記得有一次他管轄下的《兒童連環畫報》因為登載了一篇《諾亞方舟》的故事，受到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查封，說是宣揚聖經，不準發行，勒令印好的幾十萬冊雜誌，要送往造紙廠回爐，朱延齡也因此被招去談話。那天我去他辦公室，也許他剛受過批評，一個人在抽悶煙，談起此事，他說：“這是在講故事呀，又不是傳教，孩子們不懂聖經故事，將來怎麽讀懂翻譯小說……”

朱延齡為人聰明，作畫用功，業務好，可惜他生活在中國，如果在日本，他的聲望一定不會輸給手塚治蟲，如果在台灣，至少能和蔡誌忠同樣名氣，他和所有被埋沒的中國人才一樣，生對了時間，生錯了空間。前輩漫畫家張樂平先生曾經當著許多人的麵說過，朱延齡作畫，寫實和誇張的功底都比我好，我是學徒出身，他是科班的。

我年輕時長得瘦，濃濃的長發，戴一副廉價黑邊眼鏡，長相很有個性。那天和他聊天，他邊調侃邊作畫，不一會給我畫了一張漫畫頭像，極為生動。我拿回家，剛學話的兒子見了，突然開口說：“爸爸嚇人！”第二天，我把這事說給辦公室的同事聽，就此我兒子也得了一個“爸爸嚇人”的綽號，每逢他來社裏玩，大家都喊他“爸爸嚇人”。

胡耀邦時代，為了改善知識分子的居住環境，市委宣傳部分配給社裏兩套上海體育館附近的高層，一套給《十萬個為什麽》的總編曹燕芳，一套給了朱延齡。

朱延齡是孝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三代同堂。搬進新居後，老父親樂極生悲，得了中風。朱延齡知道我會針灸，請我幫忙，我說熟人有病我不敢治。我把一位針灸界的老前輩姓陳的醫生介紹給他，治療一個療程後，老先生竟然完全康複。

時逢深秋，正是上海人吃大閘蟹的季節，為了感謝我，朱延齡在家煮了大閘蟹請我，還把我同辦公室的詩人胡永槐一同請去。

朱延齡的父親是一個性格樂天的老人，整天嘻嘻哈哈，口無遮攔。我那天進門，看見老先生正端著杯子在獨酌，就上前問候：“伯父，你好！”孰料他把杯子一放，眼珠一翻，猛擊一下台麵，大聲說：“好，好什麽，我老而不死是為賊也，我是老賊！”

我一時尷尬，不料老人家又端起酒杯，站起來笑嘻嘻招呼道：“別介意，我老了，沒人跟我說話，一個人背誦論語，自遣自樂。”說吧，招呼朱延齡道：“給小王也倒上一杯黃酒，陪陪我！”

後來朱延齡告訴我，老先生中風恢複後，又和往常一樣，在家中待不住，有空就去上海電影製片廠門口的花壇前，和一幫老人下棋聊天，不慎摔倒，跌碎股骨，躺在床上哇哇叫；“請小王幫忙叫陳醫生來針灸。”

朱延齡回答他，骨頭碎了針灸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他和我聊起這事時，一臉玩世不恭的神色，酷似其父，我看著有些忍俊不禁。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朱延齡找我，要我設計一個聰明智慧，讀者喜聞樂見的小主人公，我編文字，由他作畫，合作編一套“小阿凡提的故事”。

我告訴他我正準備出國，他有些失望。

我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回國時，他已經在《上海畫報社》當了社長，那天中午，他請我在離畫報社不遠的複興中路的小飯館裏喝了兩瓶啤酒，別後長聊，已經沒有當年的那股意趣了。

今年春節回國，原本社裏一年一度的除夕晚宴，因為習大大的反腐而取消了。我和當年文藝編輯室，現旅居美國的陳偉民兄，請了一班退休的老同事相聚。那天朱延齡沒來，通知的人回告，他躺在床上起不來了。

我當時沒有追問得的什麽病？現在猜想，也許和他父親一樣得了中風……

當初在少兒社，我是小字輩，一晃眼幾十年過去，比我年齡大的，都紛紛西歸。

陽光走了，帶走了動腦筋爺爺：張樂平走了，帶走了“三毛”；朱延齡走了，帶走了“小豆子”……

我在想他們在另一個世界裏，或許能創作出更多的好作品，因為那裏沒有審查製度。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洞庭人家]

LZ如此背景，難怪寫的一手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