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祠堂及花絮
——王亞法
（一）
時空悠悠，蒼狗白雲，要論上海灘近百年來的風雲人物，數能豎巨擘的，老夫認爲，非杜月笙莫屬，爲啥？請讀完拙文。
前幾年返國，和“大風堂”同仁殷仲灝兄，在酒席上聊起杜月笙，他是高橋本地人，正宗的杜月笙老鄉，聽過許多關於杜月笙的傳説。説到“杜氏祠堂”，是我多年想去拜訪的地方，於是我問他，能否設法和有關部門通融一下，參觀曾經轟動過上海灘的“杜氏祠堂”，和參觀一下杜月笙記憶中抹不去的“高橋”？
然而一經數年，沒有回音，今次返國，仲殷兄告知“杜氏祠堂”由上海警備區佔用，軍事要地，不得參觀，老夫拿外籍護照，自知非他族類，惹不得是非，自然免了。
説到高橋，仲灝兄説，原來的高橋已經翻建，並非原物，不過尚可拜觀。
今春三月，仲灝兄約了大風堂同仁潘逸言和陳遲，以及曹公度諸兄，五條漢子一路談笑，來到一條叫“東街”的路邊，仲灝兄道：“聼老一輩講，這裏原先是個菜場，街的南麵是一排肉攤，杜月笙幼年落難時，常睏肉墩頭（上海話“街邊肉攤”的意思）過夜。”老夫駐足凝視，不由唏噓浩嘆。
走出東街，便見不遠處有一座高叢的三洞石橋，橫亙河麵，仲灝兄介紹：“這便是高橋了”
高橋雖經過翻建，但雄姿猶在，不失舊貌，站在橋邊，我腦際浮出一個瘦弱的少年和一位白髮老嫗，相擁哭泣的場麵——同時聯想起台灣傳記作家張君穀先生在《杜月笙傳》中所描寫的一個情節：
杜月笙幼年就痛失怙恃，無人管束，十三歲交友不慎，染上賭博惡習，欠了賭債，於是和堂嫂商量，打算賣掉祖上留給他的半間破屋。堂嫂聽説，大爲吃驚，把這事告訴了娘舅朱揚聲和姑父萬春發。杜月笙天生膽大頑皮，沒了父母，隻有這兩位長輩能管束住他。
娘舅朱揚聲聽聞此事，勃然大怒，把月生（他原名叫“月生”，發達後改名“月笙”）抓來一頓打駡，並警告他，如再提賣祖屋之事，姑父萬春發也要請他“吃生活”（上海話挨打的意思）。杜月笙受此奇辱，向外婆哭訴，並發誓要離開鄉下，去上海討生活，外婆是這世上最疼愛他的人，聽聞此事，就設法托鄉鄰寫了一封推薦信，介紹他去上海十六鋪的一家水果店當學徒。
張君穀先生在《杜月笙傳》中有這段文字——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民前十年，，一個春光明媚的早上，纏著小腳的老外婆，白髮皤皤，兩眼流淚，一步一步的送她外孫上路。杜月笙當時隻有十五歲，一副大小人模樣，他穿一套粗布褂褲，揹個小包袱，那裏有他僅存的幾件替換衣裳和少得可憐的銅板。
祖孫兩人一路步行到八字橋（應是“高橋”浦東沒有“八字橋”，疑是張君穀先生筆誤——作者注），算算已有十多裏，老外婆實在走不動了。杜月笙強忍著眼淚，一再勸老人家回去，老外婆放聲大哭，杜月笙也哭了。他哭著説：“外婆，高橋家鄉，人人看不起我，我將來回來一定要一身光鮮，一家風光！我要起家立業，開祠堂，不然，我發誓永遠不踏這塊血地！”
説罷，他掉頭便走，眼淚汪汪。他筆直向前走，一路沒有回頭。“
（二）
老夫且不說杜月笙離開川沙後艱難的奮鬥史，也不説他對社會的功過對錯，隻説他離別故鄉二十九年後，建造“杜氏家祠”的故事。
“杜氏家祠”占地五十畝，五開間門麵，三進進深，門前盤踞兩隻雄偉的石獅子，大廳裏供奉福祿壽三星，和半人高的大理石屏風，畫龍雕棟，極盡奢華。
慶典前一個月，正門前就搭了一座五層樓高的彩棚，從祠堂到高橋碼頭的路上，兩側火油路燈，日夜照明，玉樹銀花，十分璀燦。
民國二十年（1931年）六月十日一早，上海法租界華格皋的杜公館的周圍，已經人群擁擠，摩肩擦踵，各色儀仗、旗幡、匾額、傘排……以及中西樂隊、商團、童子軍，以及記者、和治安軍警、看熱鬧的市民，擠滿了幾條街。
九點鐘，外灘海關的鐘聲一響，近萬人的隊伍，從華格皋路出發，浩浩蕩蕩，前往十六鋪金利源碼頭，一路鼓樂喧天，遊行隊伍走了兩個半小時。
遊行隊伍的先頭部隊，是騎著高頭大馬的英國巡捕，左右開道，維護一麵碩大的青天白日國旗，緊跟的是一麵綉著“杜氏”的彩旗，後麵是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每人一輛蘭陵自行車（當時上海灘最時髦的腳踏車，猶如今天的德國“BENZ”轎車），四輛一排；接著是頭戴鋼帽，腳穿長靴的中國巡捕，隊伍的最後麵由童子軍壓陣，黃金榮辦的小學，學生一律穿海軍式童子軍製服，打鼓吹號，精神抖擻。隊伍在十六鋪金利源碼頭上船，一溜船隊，在黃浦江上鐘鼓齊鳴，管樂震天，兩岸居民翹首眺望，出現黃浦江兩岸，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盛況。
隊伍抵達祠堂前，杜月笙在鼓樂和炮竹聲中步入祠堂。
祭祖大典開始，杜月笙身穿長袍馬褂，神情肅穆，他遵照古製，小心翼翼捧奉栗木神主牌位，放進神龕。接著樂聲悠揚，炮竹喧天……
一番喧鬧後，由楊虎宣讀蔣介石、李石曾、於右任等達官貴人的賀詞，以及展示各路貴賓送來的匾額彩禮。老夫隨手抄錄幾則讀者熟悉的名人匾額題詞：
“孝思不匱”——蔣介石；“敦仁尚德”——徐世昌；“武庫世家”——吳佩孚；“好義家風”——張學良；“望出晉昌”——段祺瑞；“百世馨香”——劉文輝；“垂裕後昆——顧維鈞；“光前裕後”——吳鐵城；“慎終追遠”——西藏班禪喇嘛……送匾者由前清遺老、北洋政要、軍閥政客、黨國高層、社會名流、金融巨子，達數百之多。
“杜氏家祠”的西麵，搭了一個很大的涼棚，一次可開兩百餘桌酒席。凡來恭賀者，三天內流水酒席，招待吃喝。從高橋碼頭拉往祠堂的黃包車，車資一律由祠堂支付。
“杜家祠堂”落成，連演三天京劇，南北名伶鹹來捧場，伶王梅蘭芳，三天的夜戯出演了兩場，六月九日出演《龍鳳呈祥》，十日深夜又出演《紅騣烈馬》；十一日他更出演雙齣，由譚小培、金少山配演《二進宮》，再跟程艷秋、尚小雲、荀慧生，四大名旦合演《四五花洞》。當時《新聞報》登載，説“杜家祠堂”的三天演出，是京劇史上從未有過的盛況。
行鍵至此，慶幸梅先生“死於安樂”，幸虧他一九六一年謝世，否則再過五六年，就憑他爲流氓杜月笙賣力演出的這一罪行，就夠他演一場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了。
“杜氏祠堂”落成的盛況，可媲《紅樓夢》中的貴妃省親的陣勢，此情此景，隻有曹雪芹的聖筆可以描繪，不是老夫的破鍵所能描繪。
“杜氏祠堂”落成典禮之所以能轟動上海灘，少不了幕後的三位文化大佬支撐。
第一位是以“孤傲”著稱的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這位敢把袁世凱賞他的金勛章當扇墜，舉著在中南海門口破口大罵袁世凱的文壇大佬，竟然肯為黑道大佬寫《高橋杜氏祠堂記》，實屬不凡。
據香港名醫兼小説家陳存仁先生撰文說，杜月笙為求得章太炎墨寶，先托一位和章太炎一起坐過牢的弟子徐福生去求索，但遭到回絕。陳存仁知悉此事後，便毛遂自薦，以在下是章太炎門生的名義，主動向杜月笙請纓，帶了一包墨金，私下交給章夫人，遂成其事。但章太炎先生嫡孫章念馳先生認爲，陳存仁先生以小説筆法著稱，誠不可信，先祖父為杜月笙作《祠堂記》有內外動因。外因主要是有盟兄章士釗遊説，內因則是他素來重視“人的道德“。他認爲”知識越進，權位愈來愈申，則離道德也愈遠，而下層民衆，尚具“遊俠之風”，倒很可欽也。光復會何嘗不是吸收許多青紅幫、山民、俠士。所以太炎先生主客觀上都有為杜作《祠堂記》的動因，絕不是陳存仁作説客的結果……”老夫摘錄上文，是為解脫了心中一個多年未解的謎團——孤傲絕倫的章太炎先生豈會為區區一包墨金，替黑道老大搖筆唱頌，今見太炎嫡孫解釋，其惑解也。
（三）
第二位就是上文説到的章士釗先生，衆所周知，此公是章含之的養父，一個黑白兩道通吃的精明大佬。他做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縂長，也做過民國時代的大律師，曾爲陳獨秀和梁鴻誌的大案作過辯護，一度名聲雀起。他也是杜公館的門客，據傳，杜月笙每月有給章士釗五百銀元的封包，另有鴉片供給。“杜氏祠堂”籌備期間，他用心備至，其所獻頌詞為：“尚義為天下倡，天下翕然歸之，徒眾萬千，言出若鼎”，可謂馬屁拍足！
章士釗更是毛澤東的恩師，傳説毛早年想去法國留學，章士釗給他兩萬銀元當川資，結果毛留學未成，川資獨吞。章詒和女士有文章披露，文革時章士釗被抄家，紅衛兵抄走了他的鴉片煙槍。章士釗是一個享受紅朝鴉片特供的癮君子，不可一日無此君，他立馬寫信給老毛，第二天就由軍人將煙槍原物歸還，這可見他和老毛的私交了。
據一位來自香港的朋友陶先生說，毛曾私下對周恩來說，我們欠章先生的情是永遠還不清的。陶的父親曾當上海江海關關長，與章士釗知交，在經濟上對章多有援手，章士釗是陶先生的乾爹。陶先生還是趙樸初的表弟，他倆自小在一起練字玩耍，十分親近，他説趙樸初早就是埋藏在佛教界的地下黨。
一九六一年，大陸“自然災害”，章士釗爲陶先生從廖承誌處謀得全家赴港的單程簽證，遷居香港，以後章士釗秘密赴港，與國民黨要人接洽時，均由陶先生在一旁遞煙倒茶。陶先生說，章士釗告訴他，毛每有難解之大事，必找他出計謀劃，毛與劉少奇決裂前，曾與章士釗談過，章曾給與規勸，但無果。毛利用紅衛兵打倒劉少奇後，社會混亂，經濟凋敝，對小將難於處置，也是章士釗出計謀，將他們送往農村。另陶先生還說，毛在四渡赤水時，軍餉匱乏，經濟十分困難，他曾通過地下人員找章士釗幫忙，章士釗找了榮德生，謀得一筆巨款，解脫毛的困境……陶先生所述，真假如何，無從得知。十餘年前陶先生和兒子關係不睦，落葉歸根，回上海養老，曾請我去他曹家渡的外甥家吃過一次便飯，前些年聽説陶先生謝世了，留下一位老年癡呆的夫人，晚景很是淒涼。
（四）
杜月笙的第三位門客——楊度。
楊度，字皙子，湖南人。看官欲在《百度》上查閱此公資料，恐多不確，何以耶？讀完本節，自然明白。
楊度是湘中大儒王運闓的入室弟子，王運闓一生研究帝王術，他曾規勸曾國藩踢開清廷，自立門戶，但遭到曾國藩的嚴拒。
作爲王運闓的門下高徒，楊度自然師承老師的教誨——“願爲帝王師”。
清廷遜位後，袁世凱出任遜清的內閣總理，楊度是他麾下的學部大臣，爲了迎合袁世凱當皇帝的野心，他組織“籌安會”，擔任理事長，鼓吹帝製，袁世凱稱帝失敗，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下了道“變更國體禍首懲辦”的命令，視楊度為首犯，下令通緝。楊度落荒逃入天津租界，待局勢稍微平靜，他又遊説吳佩孚、曹錕，割據稱帝，然不受待見，嗣後又投靠到軍閥狗肉將軍張宗昌的門下，擔任“縂參議”職務。不久張宗昌兵敗，他黯然南下，躲進從前在北京結識的朋友陸衝鵬的公館裏吃閑飯。
陸衝鵬和杜月笙是好友，由此楊度認識了杜月笙，恰好這時杜月笙要招攬天下英豪，於是一拍即合，楊度成了杜府“春申門下三千客”的一員。
楊度投入杜月笙的門下後，為“杜氏祠堂”籌備，出謀策劃，十分盡力。他除了撰《杜氏家祠記》外，還寫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頌》，請鄭孝胥書寫，作爲共同獻禮。
落成典禮時，楊度擔任“杜祠落成典禮處”的要職，負責書寫請柬，貴賓迎送。他盡職盡力，事必躬親，在大典的前三天，就搬到高橋辦事處住下。杜月笙知道他煙癮奇重，不可須臾無此君，特地給他安排了煙具煙榻，讓他邊忙碌邊享受。
爲報效杜月笙的知遇之恩，楊度躬身在杜氏祠堂，鞍前馬後，辛勞奔波。其時楊度雖六十不到，但因長期生活放蕩，嗜煙成癖，肺病胃疾，未老先衰，鼻涕連連，咳嗽不斷，不久舊疾復發，在辦完“杜氏祠堂”公案，回上海不久，就一命嗚呼了。
蹊蹺的是幾十年後，前總理周恩來臨終前，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突然想起了他，隨即派了一位秘書，轉告管理出版的王冶秋說：“當年袁世凱稱帝六君子第一名的楊度，曾參加共產黨，由周總理介紹，並直接領導的。這位秘書並重複叮囑王冶秋，總理請你告訴上海《辭海》編輯部，《辭海》上倘有楊度的條目，要把它最後加入共產黨的事寫進去。”——“摘自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難忘的記憶一文。”
不久，夏衍也撰文《回憶楊度同誌二三事》，把五十年前，他怎樣和楊度同誌的秘密聯係公開了，文中披露：“他（楊度）從敵陣中來，知道許多北方軍閥內部派係的矛盾……他還不止一次地把親筆寫的國民黨內部情況，裝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內，要我轉給上級組織……”——摘自（1978年9月6日《人民日報》）
據《百度》介紹，楊度由潘漢年介紹，於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經周恩來批準，成爲秘密黨員，與周恩來單綫聯絡，周離開上海後，由夏衍和他單綫聯係……
引罷上文，老夫不便評述老一輩革命家楊度的人品，隻是慶幸他一輩子倡導帝製，屢遭挫折，但最後終於找對門徑，修得正果。
説到楊度，老夫不免又要打橫，説到他的女婿郭有守和張大千的故事，讀來頗可玩味。
（五）
郭有守（1901——1978），字子傑。四川資中人，早年就讀於北京法科大學，後留學法國，在巴黎和徐悲鴻、張道藩、邵洵美……等人一起成立“天狗會”，三十年代回國，又與蔡元培、葉恭綽、胡適、林語堂等人創辦“中國筆會”，任理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郭有守由國府派往歐洲，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員，國際文教處處長，但他暗裏卻爲中共服務。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和陳西瀅等人，以中西文化交流爲名，幫張大千在法國籌辦畫展，但暗下為中共統戰，引誘張大千回國，而受到張大千的回絕。
一九六六年，郭有守以中華民國政府駐比利時外交官的身份，去瑞士與中共使館間諜會晤，被瑞士當局截獲錄音而遭逮捕，在審訊中，瑞士方麵問他何去何從？郭回答說願囘法國。其時國共雙方已在法國佈下陣勢，爭奪其人。
郭有守一到法國，即被大陸方麵派去的船員所控製，擬將他劫持後，經莫斯科折回北京。
國府方麵得知此事，也大爲緊張，派出不少人員去“營救”，企圖將郭有守劫往台灣，據參與“營救”的陳西瀅先生（與魯迅論戰的對手，才女淩叔華女士的夫君），給外交部長王世傑的報告中説：“三月卅日此間得密報，子傑將於二時二十分乘飛機去莫斯科。弟與周麟夫婦及齊佑趕去機場，到機場時有中共壯年二十人，三三兩兩，佈列各處。已有三人正在校驗護照，一人在中，穿了極大的外套，頭戴大幾號之帽，眼戴大黑眼鏡，弟走至其近旁，認出是子傑，即拍其肩呼之，四五壯年立即湧上將我們分開，不能得近，左右二人即將中間一人拉到裏邊去。”
據《中央日報》前社長，中央通訊社社長，張大千老友黃天才先生告訴我：郭有守在瑞士被捕，國府方麵完全不知情，中共把郭有守弄到法國，國民黨政府爲此成立專案小組，要爭取郭有守，這時國民黨各方特工匯集巴黎，欲伺機而動，台灣有關方麵也得到法國警方的幫助，法國警方答應，一，決不允許中共秘密運走郭有守（其間中共也作出保證，絕對堂堂正正出境，連哪一班班級都可以告訴你們）；二，離境時若郭有守呼救，表示不願意去大陸，法國警方要及時插手阻止，保護郭的個人意願。
後來據消息報道，當郭有守在大陸人員的簇擁下出關時，台灣記者追上前去問；“郭有守先生，你想囘台灣還是囘大陸？”
郭有守正要回頭，被簇擁人員推入門內。
事件發生後，國民黨方麵指郭有守被中共所“劫持”，中共方麵則稱郭有守是主動“起義”，雙方對罵了一陣，可惜那時候還沒有微信，大陸新聞封鎖，墻內人均不知情，老夫是到了海外搜集資料，才知悉一二。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郭有守回到北京，隨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起義聲明”，宣佈與台灣方麵脫離一切關係，作爲“起義歸來人員”，當上全國政協委員，掛名在中央文史館拿一份薪金。
郭有守囘大陸後的日子怎麽過，請看其妻——楊度的女兒楊雲慈在《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一文所述：“……這時已找不到管事的幹部，他的工作也得不到安排，學習和勞保都沒有份，隻能整天在家裏看報，越看越不懂，這局麵怎麽會是這樣的呢？他老是一個人在那裏唉聲嘆氣，愁眉不展，我也很擔心禍及家門……”郭有守回北京不久，文革開始，全國大亂，他問楊雲慈：“你們多年來就是過的這種日子嗎？”
我在悉尼的茶友黃君，其令堂葉恭紉，乃葉恭綽先生胞妹。少年時黃君常去葉恭綽府上探望舅父，屢見郭有守在葉家聊天。另我去洛杉磯探望張大千的幺兒張心印，他告訴郭有守是他教父，中國人稱之乾爹，由此可見，五、六十年代時，郭有守和張大千關係是很親近的。
所幸郭有守在文革中受到保護，沒被揪鬥，但楊家的親戚卻沒有那麽幸運，那時因周恩來還沒公開楊度的“革命功績“，所以楊雲慈的大哥在北京被批鬥，四弟關進牛棚，五弟禁不住壓力而自殺。在如此境遇下，郭有守於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因腦溢血在北京鬱鬱而終。
以前人們隻知道楊度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帝製餘孽”、“籌安會六君子之首”，殊不知他是中共秘密黨員，受周恩來、潘漢年的直接領導，與夏衍單綫聯係的革命前輩。
説到夏衍，據我一位采訪過他的文友私下議及，夏衍晚年對周恩來頗有微詞。新朝伊始，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夏衍打感情牌，勸説一些海外的朋友歸國，結果在歷次運動中，這些朋友慘遭整肅，不得善終，家屬上門哭閙，夏衍表情悲切，愧疚苦澀，悔莫能言。
（六）
絮叨完閑話，鏡頭還是轉回到“杜氏祠堂”落成典禮的場景內——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日，高橋天燈口碼頭彩旗飄揚，鑼鼓喧天，杜月笙在衆人的簇擁下踏上碼頭，老娘舅朱揚聲帶領大隊人馬前往迎接，一別二十餘年，這時朱揚聲已是頭髮斑白，一目成眇，舅甥兩人，四手緊握，倆人三含淚（娘舅一目已眇，無淚可流），盡在不言中……
老夫本擬還要寫杜月笙和上海灘滑稽戲鼻祖王兀能，和“法租界巡捕衝擊《生活周刊》”的兩則故事，一查字數，已近七千，且頸痛病復發，隻得停鍵，留待下次續敘。
本文以杜月笙十五嵗時，在高橋下泣別外婆的立誓爲結束——
“外婆，高橋家鄉，人人看不起我，我將來回來一定要一身光鮮，一家風光！我要起家立業，開祠堂，不然，我發誓永遠不踏這塊血地！”
二〇二四年九月七日於食薇齋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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