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法
我和鄭重先生相識已久,暌違也已久。
八十年代初,我在《少年科學》當編輯,總編常派我去南昌路的科學會堂,向科普作者和科學家組稿。在那裡我認識了鄭重先生,他也經常去那裡組稿。他給我的印象是,穿灰色的夾克,濃厚的安徽普通話,說話時習慣雙手交叉,待人樸實誠懇,沒有客套虛話。
他是《文匯報》的大記者,在新聞界時間久,資格老,認識的名人也多,而我則是少兒社的小編輯,雖然資歷懸殊。他卻毫無架子,有時請他介紹採訪對象,他總是熱情相助,從不推諉。
後來我轉向研究張大千,成了謝稚柳先生家的常客。他也轉向寫畫家傳記,穿梭走訪畫家門庭,去“壯暮堂”的時間多。
謝老晚上作畫,睡得遲,起得也遲,一般在午後三時才開始工作。我若下午四時左右去“壯暮堂”,在那裡十之六七能碰到鄭重先生,他雙手交叉,用濃厚的安徽普通話陪謝老聊天,有時候我們三個人一起聊。一次我送香港《大成》雜誌給謝老,上麵有我寫他的文章。鄭重也在,他說《大成》轉載了他許多文章,從不付稿費,要我轉告沈惠窗,説鄭重不高興……
鄭重和謝老的友誼是深厚的,他為謝老撰“謝稚柳係年譜”,謝老把自己的身世和經歷都告訴他。囿於當年的政治環境,謝老說話一般是非常謹慎的。我在他身邊那些年,他隻跟我談敦煌的藝術,談和張大千的瑣事,談恩師錢名山,談老兄謝玉岑,談徐悲鴻,談蒲伯英,那怕他談和張大千一起洗澡,可談大千胸腹毛濃如猿,也不談他和國民黨上層敏感人物的關係。但是他跟鄭重都談了。有一次我和鄭重談起:在民國史上大名鼎鼎的國民黨《中央日報》首任社長、國民黨宣傳部長程滄波是謝老胞兄謝玉岑的連襟,謝老去國民政府監察院和《新聞報》任職,都是他推薦的;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的章漢夫,本名謝啟泰,是謝老髮妻謝端如女士的胞兄……他問我是從哪裏知道的,我說是從《傳記文學》等港台雜誌,以及謝家的親戚那裡得來的。他笑道,這些事謝老都親口告訴我了。我跟他説,我遺憾當年沒有採訪謝老的髮妻謝端如女士,失去了研究謝老早年生活的許多寶貴資料。鄭重說,他采訪過謝端如,寫了文章,但因某些原因,目前不能發表。我想“這個原因”,在今年的六月二十六日以後就應該解除了,我靜候拜讀他當年的采訪文章,展現被冷藏在歷史帷幕後多年的謝端如女士的真實豐彩。
多年前在唐人街飲茶,偶遇復旦大學的退休教授吳中傑先生。席上他談起老友鄭重,我們便有了話題,他説鄭重兄近年老當益壯,著作頗豐。我回家上電腦一查,果然,計有:《海上收藏世界》、《收藏大家》、《謝稚柳傳》、《唐雲傳》、《林風眠傳》、《程十髮傳》、《張伯駒傳》、《徐森玉傳》、《張珩傳》……他與我同一生肖,屬豬,比我大一輪,我在海外蹉跎光陰,他還在書齋在筆耕不輟,兩相比較,使我這個年輕的汗顔不止。
那年我回國,特約幾個文友想請他一起小聚,他說我近年不大出門應酬了,你還是來我家裡坐坐吧。
我去他四平路的府上。
一進屋,先看到墻上“百裏溪”的堂號鏡框,是劉旦石先生的字跡,對麵墻上的鏡框裡,是一張謝稚柳先生工筆的《子猷看竹圖》。藤坐椅的背後,晾著幾張他自己寫的,沒有裱褙的書法條幅,字跡酣暢淋漓,頗有謝老書法的韻味。
多年不見,他還是老樣子,雖多了一些白髮,但神采依舊,穿灰色的夾克依舊,濃厚的安徽普通話依舊,說話時習慣雙手交叉依舊,樸誠懇的樣子依舊。
交談中知道這幾年他除筆耕外,還勤練書法,學謝老的書體,幾近神似。
當他談起和謝老的往事時,很動情,我記得他最深情的一句話——我和謝老是情同父子。
情同父子,這個比喻毫不過分,回想起八十年代初,文革剛過,“壯暮堂”畫室,門庭尚還冷落,謝老的三個子女都在海外,陳老在樓上又忙於自己的藝事,定琦還年少,能陪伴謝老說話的,除了其胞姐謝月眉女士外,就要數鄭重先生了。
那天我們聊了很多,臨別,我送他拙作《半空堂雜譚》和《半空堂譚雜》,他送給我《謝稚柳傳》和《張伯駒傳》,以及他在宿州家鄉捐贈“鄭重圖書館”的資料。他這些年來默默耕耘的卓越成就,使我油然起敬,我想應該為他寫些什麼。
握手告別時,他對我説:“我是共產黨員,高級記者,有些東西不能寫,你在海外知道得多,應該多寫點,為歷史留些真實的東西!”他還告訴我,剛寫完一本關於張春橋的書,將在香港出版(剛才查閱網上,此書已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張春橋1949及其後》)。
二零一八年十月下旬,我回上海參加“張大千一百二十年誕辰紀念”活動。我坐出租車經過北京西路政協時,看見街角口的展覽廳門口,有一幅“鄭重書法展覽”的廣告,我當即招呼司機停下。
可惜這已經是展覽第二天了,我沒有趕上開幕式。參觀完我索取了一本《百裏溪翰墨緣——鄭重書法集》帶回澳洲。當下疫情肆虐,我困居書齋,翻閲此書,想起五年前的相聚,又恰逢陳老仙逝,浮想聯翩,草草成文,聊以思慰,並遙祝鄭重先生老而彌堅,仁者必壽!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於食薇齋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