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法
昨晚半夜醒來，上了一次廁所後，一直沒有睡者，腦子裏又湧現出父親淒慘的笑容。那笑容似笑，又似哭，似無奈，又似狡獪，似得意，又似可憐……至今我已年過甲子，仍然猜不透這奇怪的笑容。
這笑容啊，在我腦子裏定格了四十多年。
那是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最肅殺的一年。剛過陽曆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發了一個叫《公安六條》的文件（文件內容可以從網上點擊到）。文件一共才一千多個字，卻有六處“依法懲辦”的嚴詞。就此，在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度裏，“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文件，成了“依法懲辦”“階級敵人”的法律依據，一時殺氣騰騰，全國噤聲，人人自危。
過了陰曆年不久，父親被揪出來了，因為是政曆問題，沒有現行犯罪，所以沒有被逮捕，隻是勒令每天一早去工廠幹苦力，晚上很晚才回家，按當時的流行話，叫“六進六處”，意思是早上六時上班，晚上六時下班，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
我常聽他私下對母親抱怨：“鳥叫做到鬼叫”。
一天傍晚，父親由母親陪同回家，因為他的工廠在浦東，每天要從陸家嘴碼頭擺渡上班，那時候政治風聲緊，每天有“階級敵人”投江自殺，母親怕父親仿效，因此下班前就去廠門口候著，接她回來。父親先跨進門檻，母親隨後，習慣地朝門外掃一眼，然後掩上門。
我出來迎接，看見父親滿臉憔悴，右手包著綁帶，吊在胸前。我大吃一驚，剛要開口，他將我喊進房間，神秘地拉上窗簾，小聲說：“兒子啊，我今天說了一個謊……”說著，臉上露出我夢中的那種淒慘的笑容，“今天車間裏實在沒事幹，管我們的那個頭，拿出一包彎洋釘要我們敲直，我不小心，把榔頭捶在手指上，骨頭敲碎了。”
“醫生給你照X光了沒有？”我著急問。
“我上醫院找醫生，醫生一開口就問我是什麽成分？”
在那個荒謬年代，你進醫院，醫生第一問你的，不是病情，而是什麽成分，如果你是“地、富、反、壞、右、資”，他會堅決拒絕：“我們不為階級敵人服務。”
“那你怎麽說了？”我問。
父親又朝窗外望一眼，神秘說：“我說了一個謊，說我是工人階級，他連電話也沒有打回去核實，就跟我治療了。”說罷，又露又出那種奇怪的笑容。
四十多年過去了，父親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腦子裏，揮之不去。
幾個月前，我和朋友駕車去堪培拉看“奧運火炬”，望著那揮動紅旗，高呼激越口號的新一代“革命小將們”。我又想起了那個年代，想起了父親淒慘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