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毛澤東時代和今天的發展

（轉帖：永遠擁護毛偉人）

   從“硬件”方麵講，毛澤東時代為中國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包括國防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由鐵路、公路、內河航運、民航空運構成了龐大優化的交通運輸網絡，為80年代以後中國的經濟起飛創造了有利條件。更重要的是，前30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長達20多萬公裏的防洪堤壩和8.6萬個水庫，大大減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澇災害；進行了大規模農田基本建設，使灌溉麵積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證了十幾億中國人吃飯、穿衣的需求。

    從“軟件”方麵講，首先，毛澤東時代的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以及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種種措施使中國變成一個十分平等和諧的社會，不存在任何勢力強大的“分利集團”。

    大量跨國實證性研究證明，平等有利於經濟增長，而不平等往往導致經濟停滯不前。因此，平等的社會結構是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增長的製度保障之一。

    此外，毛澤東時代強調公共消費，而不是個人消費，尤其是在醫療與教育領域。那時，中國還不富裕，但幾乎所有的城鄉人口都享有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障，（而且不要求人民每月掏腰包交什麽醫療保險這險那險），毛偉人時代的醫療保障製度使中國人民的健康指標大幅改善，平均預期壽命從解放前的35歲增加到1978年的68歲，嬰兒死亡率也從解放前的約250‰減少到1978年的50‰以下。毛澤東時代中國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高度讚譽。中國低成本、廣覆蓋的衛生保健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圖會議上受到推崇，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初級衛生服務運動的樣板。在毛澤東時代，各級教育也高速發展。學齡兒童入學率由解放前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劇下降至1982年的22.8%。共和國前30年，基礎教育發展很快。小學在校生人數增長了6倍，初中生增長了55倍，高中生增長了62倍。即使是文革中曾一度停辦的大學在校生人數也比1949年增加了好幾倍。

    讓人們活得健康、有知識不僅是發展的目的，健康和知識也提高了人力資本的素質，反過來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對於經濟增長，這種“軟”基礎設施與“硬”基礎設施一樣重要。假如沒有共和國前30年在“軟”、“硬”兩方麵打下的堅實基礎，後30年經濟的騰飛是難以想象的。這一點，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看得很清楚。他了解，“1949年政治變革時中國的生活條件與當時印度的情況大致相差無幾。兩個國家都屬於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列，死亡率、營養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但到改革前，“印度和中國所處的相對地位就決定性地確立了”，因為中國在初級教育和初級衛生保健方麵取得了非同尋常的進步。因此，他得出結論：“改革前中國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會變化方麵的成就，對改革後的成績做出了巨大的積極貢獻，使中國不僅保持了高預期壽命和其他相關成就，還為基於市場改革的經濟擴展提供了堅定支持”。剛剛去世的喬萬尼•阿裏吉（Giovanni Arrighi）更是用大量跨國數據證明，後30年，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快速增長，其奧妙就在於中國的勞動力素質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高。

    近年來，人們往往用聯合國開發署的“人類發展指數”作為衡量各國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如圖3所示，1948年，中國是世界上人類發展指數最低的國家之一，僅為0.16，與印度不相上下。到1975年，中國的指數已提升至0.53，遠遠超過印度的0.42。

    萬丈高樓平地起，最關鍵的是要打牢基礎。蘇轍在《新論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話：“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共和國的前30年就是打基礎的30年。打基礎是很艱苦、耗費時日的，而且夯實基礎的人當時未必能馬上享受高樓大廈的舒適。但是，如果沒有前30年打下的堅固基礎，就不可能有後30年那些拔地而起的宏偉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