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非馬
屬羊，但非羊。白馬非馬，個別非一般。似是而非，道在屎溺。
北大校慶，另類的回憶
----北大九十周年校慶二三事
李進進
2018 年5月4日
今天北大120周年校慶活動結束了。領導們來了又走了，回校的校友們還在自己圈子裏相聚。我卻無緣這個校慶。校慶前李沉簡校友和在校學生嶽昕事件，給北大的校慶發出了另類的聲音，有同學說，那是北大本應有的聲音。北大本應有不同的聲音，但是今天，那裏隻允許一種聲音，發表不同聲音的人甚至回不了北大。感慨之餘，我這裏回憶一下三十年前北大九十周年校慶的二三事。
1988年的北大是值得記憶的。當年北大組織了很多的沙龍，許多持不同意見者都去北大演講或參與其他活動。當然，那年最早的和最有影響的活動是當年三月初“兩會”期間北大同學到人民大會堂要求給代表們擦皮鞋的事件和我們“北大部分研究生”寫給兩會的公開信“救救孩子們”。“擦皮鞋”事件和我們的公開信，涉及一個話題，就是國家的教育研究經費不足，政府要求研究機構走出研究室自籌資金。這件事比較複雜。對於“公開信”的前後故事，我在《從廣場到秦城》一書中有所交代，這裏就不贅述。
當年的九十周年校慶是一件大事情。對於北大學子來說，這是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十年後第一個重要的慶祝活動。1983年的85周年校慶，我也在北大，但是對於校慶我沒有一點記憶。改革開放後的十年，中國走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關頭， 政治鬥爭各派角逐詭異莫測，各種思想風起雲湧。但當年的多數大學生和青年都鼓著一股勁，憧憬著美好的未來。那個年代可以說是新時代的“春秋”。第二年，這種寬鬆和激情的環境，嘎然而止。這又是另一個話題了。
讓記憶回到1988年5月3日。當晚北大舉行了周年校慶酒會。作為第九屆北京大學研究生會主席，我受邀參加。酒會在北大勺園外國留學生樓的大餐廳（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參加酒會的都是知名學者和校友，各級領導，還有外國友人。那是我第一次參加的官方正式酒會。校長丁石孫在主席台上。嘉賓們都是西裝革領。我記得我還是穿的平時著裝，一件舊襯衣。當時誰也不覺得怎樣，今天回想起來才覺得自己當年很“土”。酒會上提供的什麽酒，我一點印象也沒有了，倒是對酒會的食品印象深刻。酒會是自助餐方式，有各種冷點、熱食和甜點，有點像拉斯維加斯高檔賭場的自助餐。可是當時，我哪見過這種西式的自助餐啊。我對“吃”不是很感興趣，軍人方式，吃飽了走人。聽完丁校長發表祝酒詞後，我就離開那裏了。
第二天， 五月四日，是校慶的高潮，各方校友蜂擁而至，學校的主要建築和道路的路燈杆上掛滿了標語，歡迎校友歸來。放上校慶議事日程上的有關我們研究生會的活動隻有一項，即下午在一個教室裏和老學生幹部見麵。我見到了潘維明學長。他曾經是北大學生會主席，後留校在團委和校黨辦工作。1988年時，他是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是當時最年輕的局級幹部。我們二十多年後在美國才再次見麵。
另外一個值得記憶活動是方勵之夫婦那天也回學校參加校慶。方勵之是北大1952級的物理係學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後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1987年1月因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被開除黨籍， 屬於政治異己分子。他回學校校慶並在塞外提斯雕像前參加了一個小型探討會，主持人是徐裴，主要參加者有王丹等人。方先生還發表了演講。這個活動是方勵之的學生劉剛策劃的。我沒有參加他們的活動，但當我得知這件事情時感覺吃驚。方勵之當時能回北大參加校慶應當是一件大事，也反映了當時在趙紫陽總書記任下的中國政治氣候相當寬鬆。當然，方勵之當時也是被控製人員，隻是當局采取的是外鬆內緊的方式。不管如何，當時北大還有點容忍精神，值得稱讚。
另一個值得記憶的事情是“五四”校慶的晚上。北大校慶的晚上燈火輝煌。同學們、校友們、還有情人們，在那清新的春夜和“盡載燈火歸【燕園】”的地方，漫步於未名湖畔。在準備陪同學們去漫步燕園之前，我們想去參加“五四”操場舉行的演唱會。那時的“五四”操場很簡陋，全是土場子，就在我所居住的25樓後麵。在25樓通往操場的路上有一個樹叢土坡。當時約晚上八點多鍾，根本無法進演唱會，於是我們就在土坡裏停頓了一會兒。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當時正好是彭麗媛在演唱。
我們無法進入演唱場地，於是開始漫步燕園。除了湖邊景色外，我當時沒有注意其他， 留下的感覺隻有愜意和清爽。
在當時一起漫步燕園的同學中，有的嫁人了，有的流亡了，還有的已經去了天堂（孫曉寧）。
去年為憶北大填了兩首詞，現抄錄如下（見笑），以表達我對北大的思念和困惑：
憶江南 ， 憶1988年北大校慶
（一）
紅樓憶，
今日燕園歸[i]。
塞萬提斯應猶在，
未名湖畔落霞暉，
隻是人心非。
（二）
燕園慶，
湖水綠如輝[ii]。
靜息仰天看柳塔，
柳邊不見絮花飛，
人舊物還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