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非馬
屬羊，但非羊。白馬非馬，個別非一般。似是而非，道在屎溺。
二十六年前的今天
記八九年“四·一八”靜坐活動
李進進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在人民大會堂前發生了第一次對後來學生運動具有重大影響的靜坐活動。這是繼胡耀邦在四月十五日去世後第一次有組織的抗議活動。這次活 動與“四、一九”和“四、二○”新華門事件有直接的關係，對後來的絕食活動亦有間接的影響。這個事件發生的比較早，也由於後來大規模絕食活動具有更大的影 響，故這次靜坐活動雖有所報道，但在主要紀念文獻中著述不多。“六四”屠殺後，海外第一本有影響的紀實文獻“天安門一九八九”對此作了簡單的記錄：
“悼念活動方開始兩日，中共對校園便采取了隔離封鎖的對策，嚴厲管製進出，這使學生將活動空間轉向天安門廣場。十七日夜，北大學生情緒高昂，突然掀起一陣 砸瓶子(暗喻砸鄧小平)的風潮，然後在一陣“遊行去”的喊叫聲中，上千名學生出發前往天安門。而後逐漸發展到十八日的人民大會堂靜坐事件。事態進一步發 展，次日淩晨，又發生了讓中共領導人寢食不安的首度衝擊新華門事件，學生直搗中共領導階層居住的中南海，強烈要求與領導人對話。”
這段描述基本是準確的。“四一八”靜坐是“四一七“遊行的繼續和發展。但是，“四一七”遊行前，北大的學生並沒有砸瓶子，也就是說北大的學生當時並沒有 “砸”鄧小平的想法。當時北大的學生隻是在自己的宿舍裏敲打自己的飯碗，傳遞一種號召的信息，並互相鼓勵。可以說，整個“八九”學運就是從北大學生宿舍樓 裏敲碗聲中開始的。
為什麽這場運動是從這敲碗聲中開始的？
八六年底全國各地學生陸續走上街頭要求給予更多的自由和寬鬆的環境。北大學生也由此走上街頭，聚集廣場，最後和北京市委抗衡，並焚燒<<北京日報>>。事件雖被壓下去，但學生們並不服氣。
一九八八年春，在中共“兩會”期間，一些北大學生抓住一個表達不滿的機會，走上人民大會堂台階給人民代表擦皮鞋。另外一件事是北大研究生會的 “公開信”。當時，筆者剛剛走馬上任北大研究生會主席。十來位研究生提出“從教育改革入手”來表達政治參與的願望。在第九屆研究生會的參與下，我們在 “三角地”貼出了一封寫給“兩會”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在當時轟動一時。雖然這件事不了了之，但從這件事上來看,學生們的政治訴求開始蓄發。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學生柴慶豐被校園附近的流氓用汽槍打死。此事在北大引起了又一次風波。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學生們又去了公安部和天安門。然而，這件事畢竟是一個刑事案件引發起來的，不好向政治訴求方向發展。
一九八八年秋，一種新的探討政治改革熱潮出現了。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子明和軍濤當年在北京京豐賓館舉辦的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的大型討論會。 筆者參加了會議。會後，筆者還從與會者中請來了一批學者到北大，其中包括於浩成、包遵信等。我們研究生會以他們為主舉辦了一個“現代化理論討論會”。這次會議在北大有很大 的影響。當然，北大當時還有許多別的活動，比如王丹組織的一係列活動。總之，八八年秋季那個學期，各種講座，沙龍，和理論討論會以及各種人物都湧進了北 大。一場政治運動已經蓄意待發，隻等機會。
胡耀邦的去世提供了這種機會。胡因“八六”年學生運動而下台，中共元老們指責他助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胡的去世給學生們提供了表達積蓄了兩年多的政治不滿情緒的機會。
以下文字是關於筆者（我）如何參加到“八九”民運的過程。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時一刻鍾左右，我正在北大三角地郵局裏。北大研究生會的一位副主席告訴我：耀邦去世了。他補充了一句話：“又要鬧事 了”。我當時剛剛在香港做完我的博士研究課題，回到北京沒有幾天，頭腦似乎有點麻木，不太相信會有什麽大事發生。可當我從郵局出來後，在三角地的百貨商店前，看到幾個學生拿著標語急匆匆地走向三角地的報欄處，貼出來“耀邦永垂不朽”的大橫幅。這幅悼念的大字橫幅離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耀邦去世的消息不超過 幾分鍾。學生們的反應如此之快，令人難以置信。在這大字橫幅後的一分鍾之內，我又看到了第二幅悼念胡的標語。我可以說這兩幅標語是整個八九民運中最早的悼胡大字報。
在我一個多小時後再次返回三角地時，悼念耀邦的大字報和小字報已經貼滿了三角地報欄。大字報的內容已經遠遠超過了悼念的範圍，如“該走的不走，不 該走的卻走了”。四月十五、十六、十七日，整個北大學生的注意力都在三角地附近。通過大字報和演講，學生們的情緒已經接近沸點。我已隱隱感覺到“該是走上街頭的時候了”。
四月十七日晚飯後，我與其他幾位博士研究生在我房間裏閑談，突然聽到一陣一陣吵雜聲。什麽聲音？原來是來自學生宿舍的敲碗聲。這聲音把我們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北大二十八號樓前。強烈的敲碗聲夾雜著“遊行去”的喊叫聲，讓人感到震撼。這聲音大約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是這原始般的聲音將上千人聚集到北大三角地，熱血沸騰，情緒激昂。在學生們還不知下一步該如何做的時候，突然從二十八樓樓上降下一個巨幅挽聯：“中國魂--部分北大校友暨師生敬挽”。
幾位學生將這幅挽聯沿四邊托起並引導學生們繞校園而行。北大的學生們托著挽聯在各個學生樓前轉，目的在號召更多的學生參加遊行。越來越多的學生聚集在這挽聯周圍，跟隨它，走出校園，走向大街，一直走向天安門。
到達天安門時已是淩晨四時左右。巨幅“中國魂”挽聯在上千人的注視下，由幾名學生掛在了人民紀念碑上。隨後學生們便開始討論下一步該怎麽辦。經過討論，大家擬出了七條意見，並決定早上將意見交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早上六時三十左右，學生代表要求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對話，並遞交書麵的七條意見。這位學生代表就是王丹。他來回傳遞著與人大辦公廳交涉的情況。交涉看來不順利。學生們由於缺乏經驗和具體的目標，於是大部分漸漸離去，隻剩下約二百人堅守在人民大會堂正東邊的空地上。我站在他們周圍，心裏著急，為這場遊行的結果而擔心。
我沒有參加以前幾次的學潮。但我知道每次學生們走上街頭後，缺乏組織，沒有堅定的目標。遊行抗議活動僅僅是一種政治宣泄。我認為，如果學生能有組織、有計劃以及有目標地表達政治意願，那麽學潮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我躍躍欲試，想開一次先河。可是邁出那一步是如此的艱難。我當時剛從北大研究生會主席的位置上卸任。北大第十屆研究生會是在我離開北京去香港做研究期間提前召開的。當時北大黨委已經對我失去了信任。原因是我做了幾件“無組織無紀律”的事情。一是在上任不久便組織張貼了致“兩會”的公開信。二是在八八年底組織了一 次大型的“現代化理論討論會”。我們請來了於浩成，包遵信，溫元凱，等等。這些人幾乎都是“自由化”分子。第三件事是我擅自與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發展關 係，並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在香港與台大研究生協會主席程千方和秘書長王俊彥會麵。我們還簽訂了姊妹協會的協定。這觸怒了保守的國家教委。所以北大黨委趁我不在北京時提前換選。
風風雨雨的一九八八年耽誤了我許多做學術研究的時間。從香港返回北京後，我曾想安心坐下來做研究，完成我的博士學位。如果我邁出這一步去組織非官方的學生運動，我清楚地知道，不僅我的博士學位可能拿不到，我也沒有鐵飯碗可吃。我內心猶豫，舉棋不定，但又不忍離去。思前想後，突然一個觀念出現在我的腦海：我無非是去做一個個體戶好了。結論就是這麽簡單。當時根本沒有料到後來發展的結果：坐班房並麵臨殺頭的危險。
當腦子裏確定了去做個體戶的底線後，我就毅然決然地走到了學生的麵前，幫助他們進行一次有組織的抗議活動。我拍了幾下手，以引起學生們的注意。然後我作了自我介紹。接著我發表了我的看法。我說“人大代表應當同學生們見麵。我們也有權利向人民代表遞交請願書。這是我們的憲法權利。我是憲法學博士研究生，我意願代表大家去遞交請願書。但是有一個條件，即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我們的請願書，那麽，我們今天的任務就完成了。我們就應當離開。我們應當學會鬥爭的方式，做 到有理、有利、有節”。
我當時關心兩個問題。一是，如果運動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學生們就會一哄而起，隨後又一哄而散，不能形成有力量和有影響的學生運動。二是，如果學生們的請願被接受了，那麽學生們很可能提出進一步的要求。在沒有長遠目標的情況下，任何進一步的糾纏都是非理性的行為。所以我反複強調，學生要信守承諾。我問同學們，如果大家同意我的主張，我就代表大家去人民大會堂，如果不同意，我就離開。結果大家都同意了我的主張。於是，我就走向了人民大會堂。
我將我的北大研究生證出示給大會堂的警衛看並申明我是代表學生同有關方麵談判的。警衛讓我進去了。我進入了人民大會堂裏的一個會議室，那裏已坐滿了人。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有人讓我坐下後，我對他們說，我是學憲法，並向他們列舉了憲法條款，指出人民代表有義務傾聽人民群眾包括學生的意見。我說：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應當接受學生的請願。他們說，人大現在休會，代表不在北京。我們可以回到海澱區向海澱區的人大代表提意見。我回答道，北京市有許多全國人大代表。最後的焦點是：如果全國人大代表接受了請願，學生會不會糾纏不清。我反複強調，學生已經承諾，遞交請願書後即回學校。他們不相信學生。雙方相持不下。有人說要去研究一下。其實他們也在拖延時間，想進一步的了解我們這些人的背景。我非常生氣，離開了會議室，並告訴他們我在大廳走廊裏等他們的答複。
我在大廳裏等著。我從來沒有那麽安靜過，沒有一點煩躁不安。兩個小時就那麽過去了。我深知，他們不會給我任何答案。他們所說的“研究一下”隻不過是一個托辭而已。我胸有成竹：你們不是要研究嗎，那好吧，我們會等你們的研究結果。我們會等一天，兩天，三天，幾天幾夜，等它一年，哪怕就是我一個人，我也會等， 直到有結果為止。我要和學生一起等，即靜坐。
我走出大會堂。我非常感謝那些可愛的年輕學生。他們還是那麽執著及堅定地坐在那裏等我回來。我把談判的結果告訴了大家。我告訴他們，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人員要研究，我們要在這兒等待結果。
稍會，我清理了一下思路並考慮了下一步的行動方案。如果我們在那兒等，我們就得有準備，很可能我們要等幾天幾夜，甚至更長。於是我就站起來向大家做簡短的動員。我告訴了大家，我們可能不會在短時間得到任何答案。我們要等，可能要等很長的時間。我雖沒有直接用“靜坐”兩個字，但已經告訴學生們我們在用一種靜坐的方式請願。同時，我將我們的靜坐向外界披露。我要幾個同學向全國通報，並向北大求援，要他們準備好棉大衣過夜。然後，我讓人將掛在紀念碑上的 “中國魂”挽聯移到我們靜坐的地方，大家圍繞著挽聯坐下來。
到了中午一點多鍾，四月的太陽變得有些辣了，而且學生們和我也饑腸轆轆。這時，我就讓幾個學生拿幾個紙盒子接受捐款。這可以說是八九學運中最早的捐款活動。由於往來的人較多，為了讓人們了解我們，支持我們，我每隔約十五分鍾就要站起來，將我們所做的前因後果做一番說明。路過的“叔叔”“阿姨” “大哥” “大姐”們被我們的執著精神所感動，紛紛解囊相助。
我們用捐來的錢買了盒飯充饑，還買了筆墨紙張。我也得到一個手提揚聲器，我可以講話省點力了。
我們將學生請願的“七條”寫在白紙上並鋪在地上，並不停的宣讀這七條，以便讓過往圍觀的人們知道我們在幹什麽。
“七條”的內容大意如下：
一，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政績，肯定民主自由的寬鬆的政治環境；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與“反自由化”運動，並為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 反；
三，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向全國人民公布其財產狀況；
四，允許民辦報紙，開放報禁，製定新聞法；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
六，取消北 京人大常委會違反憲法而製定的限製遊行的“十條”;
七，對此次活動作出公開的報道，見諸黨政機關報。
從中午到下午五點，我們靜坐活動顯得比較“寂寞”。一是我們靜坐的人為數不多，二是廣場上的人成千上萬。人們的注意力還是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悼胡的花圈和悼胡的有組織的隊伍。同時北大聲援我們的隊伍也遲遲未到。當時北大貼出來一張有關我們靜坐的大字報，其中聲稱“李進進在天安門暈倒了”。後來方知，由於我要求他們帶軍大衣，所以他們準備晚上來連夜戰鬥。
我正在焦急之中，突然一隊打著“北京經濟學院”大旗的學生在紀念碑獻完花圈後，湧向我們靜坐的地方。當時我們在人民大會堂前東側廣場上。他們大約有 五百人左右。他們看到了地上的“白紙黑字”的“中國魂”。我不停地向他們宣講我們所做的事情。他們於是加入了我們的靜坐行列。他們有秩序的坐在“中國魂” 的周圍。由於我們的隊伍“龐大”起來，再加上我不停的宣講，加入靜坐的人越來越多。到下午七點鍾左右，在我的周圍已達數千人。
這是一個數千人的聚會，沒有事先的約定，又沒有高音喇叭，更沒有警察。維持秩序是一項急迫的任務。開始時，北大國政係教師陳玉國幫助維持秩序。在人數達到最多的時候，一位方臉寬肩的小夥子站起來用他那渾厚的嗓音和有力的拍掌聲有節奏的叫喊：“坐下”，“坐下”。他就是王登躍。他邊喊邊拍掌維持秩序的照片刊登在<<亞洲新聞周刊>>一九八九年五月號的封麵上。人們開始安靜且有秩序地坐下。我繼續用我那手提揚聲器向四個方向重複地向大家演講。回想起來，這是我一生中難忘的時刻。幾千人都那麽安靜地聽我的演講並期待著什麽事情發生。這場合的安靜和期待是對追求自由的力量的積蓄，是人們 對自由的內心呼喊。一種”天籟“將呼嘯而下--如果自由不是恩賜的。
到了晚上七點多鍾，形勢突然急轉直下。當我在演講的空隙，有人過來說，“人大”要同我們見麵。我當即反應是“太晚了，可也是一個機會”。一個巨大的難題擺在我的麵前。如果接受“人民代表”的接見，換句話說，人民代表接受了我們的請願，我們就得履行我們的諾言：“回校園”。這樣，我們剛剛形成的“千軍萬 馬”，就得立刻解散。如果不接受“接見”，我們將麵臨“食言”的局麵，因為我們講了一天“我們要人民代表接受我們的請願”。現在他們來了，你又拒絕。當時，我沒有任何人可以商量，因為我們沒有組織也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這時，我隻有當機立斷。我自己先去談談，然後審時度勢，見機行動。
我需要得到靜坐學生的同意。於是我有又向四個方向的靜坐人群講明情況。我先提醒大家，我們的目的是靜坐，向人民代表提交我們的請願，即“七條”意見。現在他們要“接見”我們，我們應不應當去？在我將情況講明以後，我用反問句發問：
“我們學生應不應當遵守我們的諾言”？
齊聲回答“是”。
“我們學生是不是應當 學會‘有理、有力、有節’的鬥爭方式”？
齊聲回答：“是”。
“如果人大代表按照我們的要求接受了我們的請願，接受了‘七條’，我們今天的任務是不是就完成了？
齊聲回答：“是”。
“那麽，你們同不同意我和他們現談判”？
齊聲回答：“同意”。
在得到學生們的許可後，我就走向人民大會堂。當我到達人民大會堂高層台階時，我反身一看，人民大會堂前已經形成了厚厚的人牆。至少有上萬人。這種情形，我可從沒有預想過。如果有人衝擊人民大會堂，那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我一進入人民大會堂，有人就跟我談話。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我當時有些激動，開口就是一番英雄氣慨的語言：看，還是人民的力量大。我們等了十三個小時後，你們終於出來和我們談判了。如果你們一大早就答應我們的要求，事情絕不會發展到現在的這樣。現在，上萬人在人民大會堂外，一旦發生什麽意外，一切責任由你們負。
接待人員也顧不上和我爭辯，單刀直入地說，幾名人大代表已在會議室等待接受我們的“七條”請願書。他們讓我趕緊過去，提交“請願書”就了事。我當即拒絕。提交民主訴求不是我個人的事，是大夥兒的事。我不可能躲進小屋將事情了結。人民代表必須當著外麵的群眾的麵接受我們的請願“七條”。否則，靜坐的人們不知道發生 了什麽事情，我們不能愚弄他們。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他們同意人大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外接受我們的“七條”。可他們不同意人大代表到台階下的群眾中去。最後達成的協議是，人大代表必須站在中間台階上接受我們的請願。人民大會堂最高的台階和最低的台階恐怕有幾十個之差。如果站在最高的台階上，那麽，坐在最低台階以下的上萬群眾什麽也看不到。但是如果按照我的要求，讓人大代表到最低的台階上直接地和學生們見麵，當局的考慮是那不僅不安全而且這些人大代表無法擺脫學生們的“糾纏”。他們為了將事情盡快了結，同意了這個妥協方案。但是，我還得征求靜坐學生們的意見。
於是我又回到人群，將談判的情況向人們作了簡要的交代。這裏有兩個重要的決定一定要大家同意。一是，我們應不應當提交“七條”，二是，如果提交了請願書，我們是不是就應按照最早的承諾，結束靜坐。
我內心已經決定我應當提交請願書並結束靜坐。現在看來我們有可能失去了一個同中國政府麵對麵合法抗爭的最早和最好的機會。當時，我可以找許多理由來拒絕談判，不提交請願書，繼續靜坐活動，以此動員全國人民參加並形成一個大範圍的民主活動。如是這樣，後來的絕食也就不會發生了。可是，我對當時的活動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我也沒有一個組織或團隊可商量。我當時的最高思想境界是，讓學生們學會一種鬥爭方式，學會有組織、有理智、有節製地去進行民主鬥爭。
我回到靜坐的群眾中去。為了讓靜坐的學生同意結束靜坐，我又不得不朝四個不同的方向發表演講。當時我隻能用反問的句子來爭得一個肯定的答案。
“我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向人民代表提交請願書，對不對？”
“對”，齊聲答道；
“人民代表現在願意接受我們的請願書，我們交不交”？
“交”，齊聲高喊。
“我們提交了請願書以後，我們的任務就結束了，是不是”？
“是”。
“我們應不應當遵守我們的諾言”？
“應當”。
“人民代表接受我們的‘七條’ 後，我們的靜坐活動是不是就結束了，我們應當撤回學校，對不對”？
“對”，齊聲高喊。
在這種情況下，我和另外一個學生，後來才知道是郭海峰，一起走上人民大會堂的台階。我手拿著用大毛筆字書寫的“七條”請願書，郭海峰拿著人民大學的學生提出的“十條”請願書。當我們走到中間台階時，我停住不走了。我看到幾個人民代表站在高層台階上。結果工作人員趕緊用手招呼，讓我往上走。而我卻招呼他們下來， 並說“人民代表是仆人，我們是主人。仆人應當下來接待主人”。這時一位人大代表，即著名的體育轉播播音員宋世雄，大概明白發生了什麽事，帶頭走下來了。其他兩名代表也跟著走下來。他們是全國青聯主席劉延東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長曹希平(？)。劉延東說，他們會向全國人大轉交我們的請願書。我用懷疑的口吻回答說 “但願如此”。事情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又回到人群中，將情況向靜坐的學生作了交代，並強調我們的任務已經結束。我在幾名學生的護衛下離開了廣場。原先一字排開的隊伍，即刻變成三五一群的小團體。站在遠處的人們不知道裏麵發生了什麽事情，爭先恐後的往裏擠。
我花了約一個半小時回到北大。當時約晚上十時。我看到學生們一群群的往外走，而且多數都帶著大衣。我一問方知，他們是去聲援我去的。我在校門口告訴了一些學生，靜坐已經結束了。由於他們不了解情況，而且他們也不知道我是誰，所以他們繼續向天安門出發。
廣場的情況在我走後變得有些混亂。靜坐外圍的學生和後來參加進來的人們不知道事情的進展。到了晚上聲援的學生到達廣場之後，又找不到組織者。後來我被告知，一部分不願離去的學生，拉起那幅“中國魂”大挽聯，衝向了新華門。新華門成了聚會的中心。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拉著挽聯往新華門裏衝，軍警們一次一次 地將人群堵回。最後，人們將那幅“中國魂”挽聯扔進了新華門。到了淩晨，大批軍警衝出來，連打帶推地將群眾衝散。這就是“四、一九”新華門事件。當天晚 上，不服氣的人們又湧向新華門。軍警們又同樣地在淩晨將群眾武力驅散。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說有人喊“打 倒共產黨”的口號。國家的輿論機器開始為鎮壓編織口實。這就是“四、二〇” 新華門事件。
全文完 原載
原載1995年《新聞自由導報》
四，允許民辦報紙，開放報禁，製定新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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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永遠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