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非馬
屬羊，但非羊。白馬非馬，個別非一般。似是而非，道在屎溺。
“六•四”十九年周年後祭
在十九年前的今天，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還沒有 在軍隊武力”鎮爆”的槍聲中醒悟過來。當時，各行各業，從學生，工人，到農民，機關幹部包括一些法官和檢察官，警官學校的學員，還有一部分軍人，都走上了街頭，支持學生，反對“官倒，”追求自由權利。他們手無寸鐵，沒有武裝。一夜間，軍隊的坦克占領了天安門，有人倒在了“人民子弟兵”的槍口下。他們不相信 那流的血是“人民子弟兵”的槍口射出的子彈所為。北京人說，從段祺瑞到蔣介石，軍隊都沒有向學生開過槍。共產黨怎麽會幹。可是共產黨真的幹了。槍響之後，全世界都驚愕了。隨後，柏林牆倒塌了。
十九年後的今天，某些人開始否定那場運動正義性，多維博客竟出現了《六四是一場禍國殃民的運動》文章， 有的為“鎮暴”叫好。一場思想的混亂就這樣在“奧運聖火”的照耀下籠罩著中國文明的發展。
這種思想的混亂，雖然是少數人的聲音，必須要以反正。首先，這種“禍國殃民論”的聲音是對絕大多數“六四”參與者的否定， 刺傷了他們的心。當時，如果要進行統計，同情和支持學生的，應當占有99%， 其比例，遠遠高於今天的“奧運愛國”熱潮。
其次，這種混亂的聲音是對“不可對非暴力的 和平示威者進行武力鎮壓”的基本正義規則的踐踏。在這點上，這種混亂的聲音發出者比共產黨走的還遠。共產黨的高官們自己都認為這種鎮壓沒有必要，到今天沒有一個敢出來承擔當年下達開槍的命令的責任。鄧小平的子女還在為“老頭子”辯護，說他沒有下達開槍的命令。在這個基本的正義規則前，共產黨在幹完鎮壓後都往後縮，這些博客們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可見思想混亂之極端。那麽這些人的誤區在哪裏？
第一， 隻看到經濟的發展和政府執政能力的提高， 沒 有看到這種發展是共產黨背負著“六四”血債負罪的結果，是執政黨強烈的執政危機的結果。“六四”給共產黨的一個強烈信號是，你共產黨不再是“大救星。”你的過去，對人民欠債太多。你幹不好，就下台。共產黨不再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帶領人民通向”共產主義“的永恒執政黨了。這是“六四”的功勞所在。共產 黨19年來的一點點進步，都是在這種危機意識下做成的， 是在國內國際的壓力之下做成的。對“六四”正義性的否定，就是讓魔鬼遠離了上帝， 如此，中國人就會遭受“二茬罪”。
第二，忘卻正義，嗬求“民運人士”， 用對個別民運人士的否定來否定人民對民主正義和自由的追求。在多維博客上，非羊博客曾經誠懇地問“sean”博客，到底民運人士的問題在哪裏。他沒有說民運人士的追求是錯誤的。後來非羊博客，又以《向王軍濤提幾個問題》一文向博客們提問：“六四”錯在哪裏，民運錯在哪裏， 我們還要不要民運。沒有幾個人說，“六四”以來的民主和自由的追求的目標有問題。在此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六四”的基本主張。1989年約18日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提出的七條要求，基本反映了學生在政治上的要求。 它們是：
一，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政績，肯定民主自由的寬鬆的政治環境；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與“反自由化”運動，並未這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三，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向全國人民公布其財產狀況；四，允許民辦報紙，開放報禁，製定新聞法；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六，取消北京人大常委會違反憲法而製定的限製遊行的“十條”七，對此次活動作出公開的報道，見諸黨政機關報。
這七條沒有什麽過分的，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需求。這七條要求不但基本上沒有做到甚至有些走得更遠。比如，中國的報禁非但沒有放開，甚至增加了網絡警察。
那麽對民運人士的苛求，這些個別人沒有看到共產黨的打壓和民運人士生存的壓力， 還有那些民運人士之外的人們那“犬儒主義”和追求金錢的衝動等等。即便某些民運人士素質低，那麽，我們也不能以此否定“六四”以來的民運基本追求。忘卻或放棄正義追求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第三，褻瀆人民的選擇權，強將民主運動當成 是民運的人士的奪權運動。他們在否定民運的時候，總是說“如果王丹上台”，如果“王軍濤上台，”他們還不如共產黨，等等。這是對民主的褻瀆。誰讓他們上台了？是你們這些思想的混亂者？那些民運人士最多是在提倡一個原則，讓人民來自由的選擇公共官員。如果他們有野心，沒有什麽害怕的，因為民意是自由和公開 的，人們可以不選他們。他們在提倡建立一個可以否定自己的製度。記住，有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廣場附近的演說中說：
今天我們所追求的是一種民主製度，不是讓你們選我上台，而是給你們一個機會不選擇我，或選了我後來罷免我。
第四，淡化對平民進行軍事鎮壓的非正義性， 強化抗議人群的非秩序性。有些博客以當時抗議群眾的某些非秩序行為來為軍事鎮壓辯護。對此，一個道義的底線和政治原則是，群眾性的抗議，隻要是非暴力和非武裝的，不得訴諸軍事武力。中國當時是派出了集團軍來鎮壓北京和學生非武裝抗議， 並造成了流血事件。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北京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動亂，沒有打砸搶。 當 時有報道說，北京市小偷罷偷。這話是誇張，但當時北京市治安是曆史上最好的一個階段，對此無可否認。北京市民表現了最大的熱情，關懷，和克製。學生“占領”天安門廣場是一種非秩序的行為，但是，在人民沒有有秩序的表達的條件下，對此過分的指責是不必要的。因為這個非秩序的行為，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沒有妨礙工廠的生產秩序和市民的基本生活秩序。人民也知道它是臨時的。但是，不管怎樣，此種非秩序的行為不足以辯護軍隊的鎮壓。
那麽軍隊強行進軍天安門後的所遭到的抵抗包括燒車等，是鎮壓的結果，不是鎮壓的原因。對此，我們必須要頭腦清醒。在中共檔案資料裏，我們隻看到人民對軍隊的抵抗，也不是武裝的抵抗。但是，沒有看到北京的市民或學生在軍隊來之前的打砸搶行為。共產黨19年來就是如此搞亂人們思維的。
強調抗議非秩序性的人沒有去譴責執政黨的私心： 政 權的得與失高於一切。人民走上街頭占領廣場是不得以而已，是人民沒有別的正常表達方式下所作出的和平抗爭的手段之一，是人民改變政府的基本權利。這是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所確認的基本原則。麵對人民的抗議，對統治者來說，說白了，不就是下台嗎。執政黨除了下台或向人民妥協外，沒有鎮壓的道理。 趙紫陽不與鎮壓者為伍，是開啟中國現代政治的智者。
第五，強調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忽略矛盾中的道義底線。這個道義底線正如前麵說的，就是不得用軍隊的坦克和衝鋒槍來解決非暴力的抗議運動。但是寒竹博客在《1989，中國社會必須翻過的一道門檻》一文中卻說：
對這場悲劇進行反思，我們不能把責任簡單地歸咎於學生。把六四的流血悲劇歸結為學生的不妥協實際上是掩蓋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造成的禍害。實際上，廣場上學 生的不妥協隻是一個表麵現象。到六四前夕，學生已經成了各路政治野心家的工具。廣場上的學生已經對運動失去了主動權，無人可以控製事態的發展。從一個多月 的事態發生看，六四悲劇最大的責任還是在政府一方。執政黨的分裂造成了中國政府在1989年的四五月間處於一種半癱瘓狀態，一場本來可以和平解決的街頭抗 爭運動最後演化為民眾和戒嚴部隊激烈的街壘衝突，最終導致上千民眾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韓竹博客在其結論前說，趙紫陽拒絕和黨內其 他人合作來和平的解決當時的危機，反對戒嚴，使得鄧小平等認為危險來自於黨內，於是一場軍事鎮壓不可避免。韓竹的文章意圖說如果趙紫陽照顧大局，那就沒有軍事鎮壓。這種觀點沒有講清楚，為什麽不要鄧小平退，那是當時人民的呼聲，反而要趙紫陽妥協？按照韓竹的觀點，反過來推演，如果鄧小平尊重當時黨內總書記 的意見，那麽也不會有後來的“六四”血案。最重要的是他忽略這場黨內鬥爭中的道德底線。就算趙紫陽是搞陰謀，利用學生運動來解決黨內問題，但是他的在5月4日的亞銀年會上所提出的“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 遠遠高於鄧小平的軍事鎮壓的方法。這點，韓竹沒有評論。
尊重曆史，堅持正義的原則，走出誤區，才能正確的解讀中國的曆史和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