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誌勇：改革宗神學與宗派主義

改革宗神學與宗派主義

 

王誌勇 牧師

 

   

   學有學派，教有教派；無宗無派，千奇百怪！這是基本的常識。成熟的基督徒在真理和教會的參與上，當有自己明確的立場和抉擇。但是，我們也要自覺而謙卑地承認，任何一個宗派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既不可能窮盡一切真理，也不可能含攝一切真理，我們都是從自己的角度和背景來認識上帝、耶穌基督和我們自身。

   雖然我們旗幟鮮明地繼承並弘揚西方改革宗神學的正傳，但我們所強調的既不是地理與曆史概念的“西方”，也不是宗派與民族意義上的“改革宗神學”，因為真理不分中西南北，真理本身具有自身的超越性和普世性。從曆史的角度而言，“改革宗神學”（the Reformed theology）是指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時期所興起的以加爾文為代表的基督教神學，與路德宗和重洗派神學不同。[1] 從真理的傳承來看，我們從來不把這種“改革宗神學”視為宗派性的信念，而是正如華菲德所強調的那樣，改革宗神學所反映的是：“1）最純粹的有神論；2）達於巔峰的宗教觀；3）福音主義最純粹、最穩固的表達。”[2] 最高當然是一種理想的追求，而不是說已經達到了。因此，“改革宗神學”的核心不是論斷別人的教條體係，而是始終自覺、謙卑地歸回聖經的運動，這一運動的方向就是以聖經為最終的最高的信仰與生活的標準，從而使人的心思意念都被聖經中整全的啟示所更新。

   弗雷姆在反思西方改革宗神學的時候強調，對於很多“改革宗人士”而言，“很少致力於培養肢體之間的愛，也很少培養對身體之外人士的愛。”[3] 我們固然應當欣賞、珍惜改革宗傳統在神學、治理等各個方麵取得的成就，但我們“生命的中心不應當放在宗派和傳統上，而是應當放在基督和聖經上。應當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宗沙文主義（Reformed Chauvinism）的錯謬，這種沙文主義竭力接力所追求的就是保持改革宗基督教的特色，不願意接受教會其他支派的影響。”[4] 上帝不會把所有真理都賜給一個宗派，也不會讓一個宗派毫無謬誤，我們因此必須保持謙卑、開放的心態；謙卑就是承認我們自身的局限性，開放就是願意向別的宗派的人士學習。弗雷姆強調，我們改革宗人士至少可以從十大方麵向非改革宗的人士學習：

       

1、美國保守的改革宗教會最近這些年來在傳福音方麵不是很強。總是說別人是阿米念派，傳福音傳得不對，但自己做得也更是不夠。在傳福音方麵的熱情方麵，我們應當學習阿米念派的熱情。

    2、改革宗教會在培訓剛歸信或從非改革宗背景轉過來的成年人方麵做得很不夠。這些各種背景的成年人在他們過去的生活中都有巨大的問題，往往不知道怎麽研讀聖經，也不知道怎麽教育孩子，培養敬虔的習慣。很多大的福音派教會在培訓這些成年人方麵做得更好。在對成年人進行門徒培訓方麵，我們可以向很多福音派教會學習。

      3、改革宗基督教在接觸的人群方麵非常狹隘。我們能夠接觸的人群看來隻有白種人中上階層，在某種程度上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我們還沒有接觸到少數群體、貧窮人和沒有受教育的人。這些人本來我們應當給予特別的關注，因為在聖經中教會在族群和社會上都是普世性的，對窮人則有特別的關注。在關注窮人方麵，我們可以向救世軍之類的組織學習。

   4、我們這些受凱波爾思想影響的人，都一致強調把上帝的聖言帶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中。但實際上我們對社會事務的關注既不經常，也沒有多大效力。目前在美國社會中，在政治和倫理方麵最有影響的基督教運動有靈恩派的，如“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有基要派的，如法威爾、杜布森等人 （Falwell, Dobson）；也有天主教的、路德宗的、甚至重洗派的，如西德 （Sider）。 [5] 這些領袖有時借鑒改革宗的學術思想，但改革宗人士卻沒有借鑒他們的亮光。我們應當向宗派之外的基督徒學習，學習如何有效地把觀念傳遞給社會大眾。 

      5、在這些領域中，問題的一部分就在於改革宗傳統一致太強調理性的方麵。當初慈運理甚至把音樂也從公共敬拜中消除了，他把公共敬拜完全變成了一個教導性的聚會。在這個方麵其他改教家並沒有追隨慈運理的帶領，但他們都是博學多識的人，仍然強調學識乃是作為牧師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很多改革宗人士教導“理性的首要性”（the primacy of the intellect），主張理性影響意誌和感情。根據範泰爾的思路，我們固然承認理性的重要性，但反之亦然。比如人的意誌經常引導人的理性，當不信的人壓抑真理的時候就是如此。在理性、情感和意誌中，任何一個方麵都不高於另外的方麵。人的知情意在亞當的犯罪中都墮落了，在基督裏也都得到了拯救。因此，我們的犯罪、拯救、決策和知識關涉到我們的全人，我們不可把人的這些功能分割開來。我認為在我們的講道和敬拜方麵應更多地注重意誌和情感方麵。在這些方麵，我們需要更加效法聖經本身。我認為靈恩派在其他方麵錯了，但我們也可以向他們學習。在訴諸意誌方麵，我們不要那麽猶猶豫豫。聖經呼籲人們做出委身和抉擇，我們不應當隻是陳述真理，然後就消極地坐等人們的反應。我認為此處阿米念派比我們更加接近聖經。我們要防備“極端加爾文主義”（hyper-Calvinistic）。人確實有責任對福音做出回應，要求人做出回應是福音的一部分。人在這方麵的責任與上帝的主權並不相悖。當然，沒有上帝的恩典，人就無法做出正確的回應。但是，合乎聖經的傳福音絕不是告訴人們消極等待上帝先作工，而是應當毫不猶豫地告訴人們當悔改、歸信，並且受洗。在這個方麵我們一個當向葛培理學習，也許他有時講的不對，但在向不信主的人傳福音方麵，他確實比一般改革宗傳道人講得更清晰，更有熱情。

       6、傳統改革宗在敬拜方麵也有問題，因為在音樂和詞語表達上沒有合適的詞匯，很難表達喜樂，很難造就各種類型的人。

       7、我們在培訓牧職候選人方麵問題更大。我們目前的神學院注重的是學術方麵的訓練。當然，理性領域一直是我們改革宗的強項。但在聖經中，使徒保羅所強調的長老的資格主要是在品格方麵。我們對於候選人在非學術領域中的能力缺乏很好的評估，也沒有幫助在他們性格的強項和弱項上進行有針對性的幫助。我傾向於認為：（1）在三十五歲之前，任何人都不當按立為長老；（2）尋求教牧按立的人應當接受一定的評估；（3）在正式按立之前應當有多年的學徒期，剛剛接受按立之後也要在一定的時間在牧長的監督下侍奉。在這個方麵，我們可以向主教製教會、黑人教會、改革宗浸信會教牧學院、拉丁美洲的“街頭神學院”學習。

    8、我認為在保守派改革宗圈子內對教義的精準這方麵的要求並不平衡，因此在教會的合一方麵經常犯罪。當我談及教會合一的時候，就有人指責我為了教會的合一而“以犧牲真理為代價”。我當然不會提倡為了教會的合一而犧牲真理。但在我們的圈子內就是如此，談及教會的合一，就有人這樣反應。“教義的純正”這是很多人打出的王牌，在這種王牌之下，教會的合一就無人尋求了。我們對教義純正的關注常常是扭曲的，看看我們最近這些今年來把地方教會和區會搞得四分五裂的這些衝突吧：上帝的不可測透性（the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護教學（apologetics）、千禧年（the millennium）、預言已成全論（preterism）、基督徒的自由（Christian liberty）、輔導（counseling）、簽署信條（subscription）、唱誦詩篇（Psalmody）、當代敬拜（contemporary worship）、救贖曆史講道法 （Redemptive-historical preaching）、神法論（theonomy）、石腓德稱義論（Shepherd's view of justification）、六日創造論（six-day creation）、聖靈恩賜終止論（cessationism）、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簽署蘇格蘭國家聖約的必需性（the alleged necessity of subscribing to the Scottish national covenants）。其實，這些事項隻有很少幾項和我們的信條有所不同，但在這些領域中很多人爭來爭去。有時爭論非常凶猛，直接造成地方教會和區會分裂，甚至有人攔阻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參加侍奉。我們讓這些意識形態性的東西來分化我們，使得我們常常昧著良心，互相指責。美國兩個最保守的長老製教會美國長老會（PCA）與美國正統長老會（OPC）多次不能在組織上達成合一就是因為此類事項的攪擾。

   當然，我並不反對有人在這些領域中提出自己的觀點，也不反對持有這些觀點的人來說服別人。我所反對的是，我們在上述大多數問題中，不要把自己的主張當成衡量正統與否的標準，更不要對於持守相反觀點的人肆意攻擊，甚至攔阻人家的事工。此類持續不斷的爭戰造成各種苦毒，極大的削弱了教會的事工和見證。我們就不能求大同存小異嗎？傳統改革宗強調真教會三大標記--真道的傳講、聖禮的施行和教會的勸懲，我看應當加上第四項，就是仁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13:35）。        

     9、在我們的圈子內，牧師基本上沒有什麽教牧關懷。區會本來是牧師的地方教會，但是，大多數區會會議隻是討論事務，有時甚至結黨紛爭。這時候區會就完全喪失了意義。我們應當向浸信會、靈恩派和其他聯誼性的教會治理形式學習，他們的牧師在聚會的時候用很多時間實踐一起禱告，互相造就，互相擁抱，真正表達感情的需要和安慰。         

     1010、我認為時代論基要派在教導孩子學習聖經方麵比我們做得更好。我認為要教導孩子學習教理問答，但教導他們學習聖經更重要。

     最後，弗雷姆姆強調說，“我喜歡改革宗神學，但我並不相信改革宗教會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教會。我們在許多領域中都需要不斷成長。因此，我認為把改革宗傳統加上改革宗信條當成衡量正統與否的標準是完全錯誤的。”[6]

   約翰·牛頓對很多改改宗人士的擔心仍然是大有道理的，我們常常因為教義上的不同而大動幹戈，最終卻沒有使任何人得益處：“我擔心有些加爾文主義者，雖在言語上使受造物降卑，把救贖之榮歸給上帝，並認為這是自己謙卑的表現，卻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出於什麽樣的靈。隻要使我們自己 信任自己，認為自己比別人更智慧善良，以至於以輕蔑之心對待不讚同我們的教義，不加入我們宗派的人，都顯明是出於自義的靈。”自義也可因教義而滋生，正如行為一樣。一個人的頭腦中可能裝滿了正統教義，認為受造物在上帝麵前沒有任何價值，得救完全是靠上帝白白的恩典，但他的心仍然是法利賽人的心。即使最優秀的人身上也有這樣的毒酵，一旦我們的對手受到嘲諷就喜形於色，感到自己的判斷更高超。大多數正爭議都沉浸在此類毒酵之中，而不是壓製這種傾向，所以很少有好果子。它們刺激那些應當予以說服的人，使那當受造就的人自高自大。”[7]

      所以，筆者強調，改革宗神學的精義就是不斷歸回聖經，不斷“訪問古道”（耶6:16），謙卑地接受“聖而公”之教會的正傳，返本開新，承先啟後，不斷地更多地認識上帝，不斷地更多地明白聖經，不斷地更多地明白並發揮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當有的作用。“聖而公”之教會必然傳講“聖而公”之真理，發揮“聖而公”之作用，也就是把這種“聖而公”之真理落實在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這種體係上的整全性和應用上的現實性也是真正的改革宗神學的重要特色。[8]

作為長老會的牧者，筆者當然有自己的宗派立場，也就是說我們以改革宗神學和長老製教會治理為基督教的正傳。但是，有明確的宗派立場，不等於搞宗派主義。正如筆者明確地承認自己是黃種人，但這並不等於主張種族歧視，更不等於否定其他膚色的人也是人，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承認自己的宗派立場，涉及到一個人是否誠實，是否具有自覺性的問題，因為我們總是處於一定的宗派之中，抽象的、純粹的、人人都讚同的“基督教”是不存在的，我們所認信和傳講的基督教總是以一定的具體的形式存在的基督教。另外，我們不可能是完全超宗派的。聲稱自己是超宗派的，不過是對於自己的宗派立場缺乏自覺性，自欺欺人而已。因此，一味地否定宗派的存在，是出於可怕的幼稚和無知，對曆史和現實缺乏基本的認識；主張消滅宗派，一統基督教，更是出於個人的狹隘和狂妄，甚至是出於某種陰暗的仇恨心理。

宗派主義乃是唯我獨尊，徹底否定其他宗派的合理性。我們雖然堅持改革宗神學立場，但我們並沒有聲稱改革宗神學是唯一的正統的基督教神學，不相信改革宗神學的人都是異端，不能得救。我們承認，凡是認信《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迦克頓信經》和《亞塔納修信經》所明確的三位一體與基督神人二性的教會都是正統教會，也願意在不同程度上向這些教會學習，並展開不同程度上的合作。因此，真正學習改革宗神學應當使我們感到謙卑，我們要虛心地領受宗教改革的正傳。同時，真正學習改革宗神學也當使我們不斷保持開放的心態，相信上帝在許多宗派中都有他忠心的仆人，甚至相信哪怕是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來自上帝的真理的亮光。我們都當本著感恩的心領受。“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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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A. Elwell,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1996), p.  921.

[2] 改革宗出版社編訂：《改教家加爾文——加爾文500周年紀念，1509-2009》（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08年） ，262頁。

[3] John Frame, The Escondido Theology, p. 117.

[4] John Frame, The Escondido Theology, p. 118.

[5] Ronald J. Sider, 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 A Biblical Study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77, 1984, 2005)。此書一再出版，在基督教公共倫理方麵頗有影響，是筆者在加爾文神學院研讀神學期間老師製定的參考書之一。作者指責歐美基督教在神學上追求正統，但在行為上與異端無異；麵對全世界大多數人的貧窮，歐美基督徒的賦予是肮髒的，這無益忽視上帝的祝福，具有極強的社會主義的傾向，但他對群體幸福的關注應當是正確的。改革宗公共倫理對其著作的反彈就是David Chilton, Productive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Guilt-Manipulators (Tyler, Texas: Institutes for Christian Economics, 1981).此書與馬克斯·韋伯所著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思路一致，強調隻有敬畏上帝，守約守手法，勤奮勞動，才能有社會的普遍富裕；社會長期的混亂與貧窮是長期的無法無天、隻顧眼前利益導致的。

[6] http://www.frame-poythress.org/frame_articles/1998HartDebate.htm，2012年4月13日查閱。

[7] John Newton, “On Controversy,” in The Works of John Newton, 6 vols. (New York: Williams * Whiting, 1810), 1:245.

[8] See Joel R. Beeke, Living for God's Glory: An Introduction to Calvinism (Lake Mary, FL: Reformation Trust, 2008);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1); and Philip Benedict, Christ's Church Purely Reformed: A Social History of Calvinism(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 Allen,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Sixteen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28); David W. Hall, Calvin in the Public Square: Liberal Democracies,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Phillipsburg, New Jersey: P&R, 2009); David W. Hall, "Calvin on Human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s," from David W. Hall and Peter A. Liliback, ed., Theological Guide to Calvin's Institutes: Essays and Analysis (Phillipsburg, New Jersey: P&R, 2008), pp. 411-440; Ralph Hancock, Calvin an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Harro Hopfl, The Christian Polity of John Calv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Robert Kingdom, Calvin and Calvinism: Source od Democracy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70); Douglas Kelly, The Emergence of Liberty in the Modern World (Phi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1992); Franklin Charles Palm, Calvinism and the Religious Wars(New York: Henry Hold and Company, 1932); Karl Holl,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ation (Cleveland: Meridian, 1959); John B. Roney and Martin I. Klauber, The Identity of Geneva: The Christian Commonwealth, 1564-1864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8); and Keith L. Griffin, Revolution and Religion: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Reformed Clergy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