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競技與文化政治--寫在2008北京奧運會期間

200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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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荷馬論競技”一文中，尼采把古希臘的奧林匹克精神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是從普遍人性來理解古希臘意義上的競技，而是從古希臘人的競技中理解什麽是人。尼采單刀直入地指出，古往今來，人的概念都要通過與自然的分離和區分確立起來，但這卻正是一個極大的謬誤。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好像離自然越遠，越有“文化”，就越有“人性”，但尼采卻指出，事實上，人與自然根本是無從區分的，因為人作為人的特質與其“自然”的性質是難分難舍地一起生長起來的。尼采寫道：

　　“人，就其最高、最精華的力而言，乃完完全全是自然本身，並因此而在自己身上負載著自然的不可思議的二重性。人身上種種令人生畏的、被視為非人的能力，卻或許正是一切人性生長的肥沃土壤，一切人的情感，人的事功，人的勞作，都植根於此、蓬勃向上。”（Friedrich Nietzsche, “Homer and Competition”,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edited by Keith Ansell-Pea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7-194）

　　治古典語文出身的尼采談起古希臘，可謂如數家珍，信手拈來。他告訴我們，被視為古代西方最富“人性”、最“有文化”的古希臘人，身上實帶有一種殘忍的本性，一種“老虎般的對毀滅的快意”。古希臘曆史世界和神話世界的兩大英雄，即亞曆山大大帝和阿喀琉斯，就是兩個例子。亞曆山大攻打加沙和巴提斯破城之後，把守城勇士的雙腳刺穿，掛在在戰車後麵拖來拖去，讓他受希臘戰士的嘲笑；而這不過是對阿喀琉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模仿”。在《伊裏亞特》裏麵，我們讀到阿喀琉斯在夜間毀壞赫克托爾的屍體，把它拖在戰車後四處兜風。蒼白的現代人讀到這裏，放佛直視“仇恨的深淵”、“恐怖的暗夜”。尼采問道，為什麽希臘人會如此沉溺於仇恨的盡情宣泄？為什麽整個希臘都在為《伊裏亞特》裏的戰爭場麵歡呼？為什麽古希臘雕刻裏到處充斥著對戰爭和搏鬥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現--“人的軀體抻開來了，全身的血脈因憤怒或得勝的傲慢而賁張，受傷的人弓起身子，瀕死者在劇痛中呻吟”(188)？

　　尼采對古希臘世界的欣賞，不在於它如何壓製或消除了種種自然存在的衝動，而恰恰在於它如何把這些可怕的力量視為理所當然，視為必然性的體現。尼采在這裏不是渲染暴力，而是從曆史的角度觀察到，古代文明乃是人麵對“持續不斷地裸露在戰爭和殘暴的麵前的世界”所得出的合情合理的結論：生存是懲罰，需用整個有生之年去承受；生存也是感恩和還債，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剩餘。但尼采馬上又指出，這是古代文明的一般特征，卻不包含古希臘文明的特殊性。在追問古希臘同整個東方世界的不同時，尼采發現，在古希臘人對戰鬥和勝利快感的態度裏，包含著古希臘文明之特殊的人的理想：在競技中，我們發現了決定了古希臘文明“個體倫理概念的色調”。

　　熟悉古希臘神話的人都知道，古希臘有兩個嫉妒女神（Eris），一個把人驅入無休止的貪欲、戰鬥和爭執，她代表“你死我活”的敵意的黑夜；一個通過羨慕、妒忌和好勝心把所有人都推入競爭和工作，為財富、技巧、榮譽而奮發圖強---她“讓鄰人相互嫉妒，讓一個陶工嫉妒另一個陶工，一個木匠嫉妒另一個木匠，一個乞丐嫉妒另一個乞丐，一個遊吟詩人嫉妒另一個遊吟詩人。”（189-190）尼采告訴我們，不僅僅是亞裏士多德，事實上所有古希臘人都讚同赫西俄德在《工作與時日》中對兩個嫉妒女神的描寫，喜歡後者，排斥前者。

　　尼采的問題出發點看上去好像並不有悖於追求“克服自然”的現代性意識，因為他同樣關注這樣一個問題：人的世界，即文明本身，是如何既脫胎於自然，又不再“受製於夜的子孫，被衝突、肉欲、欺騙、衰老和死亡所左右”。但尼采對“競技”精神的理解，卻旨在打破人與自然的對立；個人與城邦或國家的對立；天才同大眾的對立；從而把作為自然的人的令人震驚的、乃至“非人的”的力量和衝動原原本本地保留在文明的肌體裏，而不是將它們扼殺在現代人的道德律令或觀念的頹廢之中。在尼采看來，競技對於古希臘人來說不是出自閑暇的奢侈之舉；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而是“生活的內在基礎”，是維持生活世界的天真、活力和創造性的源泉。它將人的衝動、能量和技藝發揮到極致，卻排斥戰爭和陰謀的有害性和毀滅性，消除了各個領域裏司空見慣的那種你死我活、玉石俱焚的衝突和較量，也同現代資本主義市場以逐利為目的、無視人的偉大內涵的所謂“競爭”概念形成一種具有哲學意義的對抗。

　　正因為競技對於古希臘人來說不是一種狹義的“競技”或“遊戲”，而是事關整個生活方式和政治製度的安排，所以它也是古希臘人的教育的一個基本、核心的組成部分。尼采指出，古希臘城邦的全民教育規定，每一個天才都必須通過鬥爭產生，但現代教育家卻視雄心和抱負為洪水猛獸。尼采寫道：

　　“每一個雅典人都通過競技發展自己的技能，直到變得對城邦最有用、最無害。這種誌向和抱負並不是漫無邊界，閃爍不定的，而大多數現代人的野心卻正是這樣。恰恰相反，當雅典的青年男子參加賽跑、投擲或歌詠時，他腦子裏想的是養育他的城邦；他想以自己的聲譽為他的城邦增光；裁判戴在他頭上的花環，他把它獻給自己城邦的神。每一個希臘人自孩童時代起，內心裏就燃燒著一種欲望，要在城邦間的競技中為自己的城邦爭得榮譽。在這種競技中，他的自我被點燃，但同時也被修正和限製。因此在古代世界，個人其實比現代人有更多的自由，因為他們的目標更近，更容易達到。相形之下，現代人處處都碰上了無限，就像埃裏亞的芝諾寓言裏的阿喀琉斯：無限性絆住了他，他甚至連烏龜也趕不上。”(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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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也許是當今世界同尼采心向往之的古典世界的唯一具體可感的聯係（盡管是虛構的具體和想象的形式）。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更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發源地和主要參與者都是西方國家。1936年柏林奧運會；1964年東京奧運會；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和1988年漢城奧運會是為數不多的幾次主辦國家在製度、文化或意識形態的某一方麵同“西方文明”核心價值體係有衝突、或至少是有所不同的例子。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主辦國，在上述所有方麵，與仍執世界牛耳的“西方”全方位地處於“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關係中。更重要的是，這種位置和局麵的前提並不是中國但求作為西方的“內部”（也就是局部）被接納，而是一個由完整的文明體係和曆史傳承支撐的、由13億人參與、由強勢高效的政府主辦、並或明或顯地以國家體製的合法性和文明體係的榮耀為最高價值追求的當代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試驗。

　　在這個意義上，西方媒體反複強調2008北京奧運會乃是有史以來最具“政治性”的一屆，在最終意義上，可謂並沒有冤枉主辦國；但在事實層麵，但它卻無視或扭曲了最表麵，最明顯的東西：2008年的中國上到政府下到百姓，又的確是在一心一意在辦奧運，一心一意地力圖按照所謂“奧運精神”和“普世價值”，參與競技，同時按照中國人固有的待客之道，做好東道主。可以說，在後一種意義上。北京奧運會又可以說是曆屆奧運會中最非功利，最誠心，甚至有些“為奧運而奧運”、為東道主而東道主的的一屆。但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客觀存在和主觀意圖，也就同抽象的奧運符號本身所代表的那種遊戲式的（席勒意義上的遊戲）、價值中立的“普世價值”（以奧運口號“更高、更快、更強”為代表；也體現在國際奧委會三令五申，不準個別西方國家的個別運動員把賽場“政治化”的努力上）難分彼此地—--雖然隻是暫時地--—融合在一起。於是，中國在主辦奧運會、參與奧運會的同時，也就通過其自身的客觀存在，把古代城邦或帝國間競爭關係的自然性質重新帶入了一個現代乃至後現代世界。之所以說這種關係帶有古代世界的自然性質，就在於中國這個巨大“城邦”同西方諸國及由其構成的“國際社會”間的關係，仍包含著經典政治哲學所界定的“敵友”矛盾。

　　即便在更為“現代”的意義上，中西之間為“相互承認”而進行的曠日持久的鬥爭，也並沒有完全擺脫潛在的破壞性因素。我曾在另一個語境裏把當今中國同西方核心集團的關係描述為“非敵非友、亦敵亦友”。但隻要“敵”的因素客觀存在，區分敵友的無情的政治邏輯，就總會反映在雙方的意識之中。在理論上講，這樣的差異、對抗和衝突就有可能在特定條件下激化到“毀滅性的”、“你死我活”的程度。即便在今天大談全球化的時代，在經濟（能源爭奪、貿易戰、金融戰）、政治（統一與分離主義）、意識形態（“專製”）、還是文化領域（“宗教自由”）的等領域，生存鬥爭和價值鬥爭仍然不時會突然達到“生死搏鬥”的強度。當前，中國在國際勞動分工的意義上或許獲得了某種“承認”，即作為低附加值產品的生產者，進入了全球資本體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黑格爾“主奴辯證法”意義上的“真理性”—具體表現就是大量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充斥世界；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蓄；“世界工廠”的盛譽，等等。但古往今來，單憑純粹物質領域的“工作”，是不足以改變權力格局、價值等級和符號生產領域的支配與被支配、占有與被占有、定義與被定義的不平等關係的。“主人的真理在於奴隸”這個富於辯證法意味的洞察，最終還需要“奴隸”在存在的最高意義上肯定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從而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再現或表現為人的最高境界。

　　奧運會在北京的成功舉辦，以“競技”的邏輯把具有潛在敵對性的競爭，象征性地化解在無害的、展示人的能力（“更高、更快、更強”）、意誌，和對勝利以及榮譽的追求之中。從這個角度看，2008年奧運會，力倡“和平發展”的主旋律，反對體育比賽政治化，專注於競技和奧運盛會本身，為此不惜舉國動員，麵對西方媒體和某些政客的百般挑剔時，也一律取溫柔敦厚、乃至木呐的高姿態，實為老謀深算，大智若愚。說到底，全世界的人都明白，隻要08年8月奧運會各項比賽在北京如期舉行，不出什麽災難性的意外，作為主辦國的中國，就是最大的贏家。西方主流媒體在奧運會前後和奧運期間所作的心情複雜、態度曖昧、乃至自相矛盾的報道正是這種既明白又微妙的情勢的最好注腳。

　　無論奧運會開幕式的文化符號和視覺奇觀如何眩目耀眼，歸根到底卻仍是2008北京奧運會的淺層表象。應該說，開幕式的設計還是非常富於視覺衝擊力的。雖然運用的都隻是一些最基本、最程式化的文化符號和意識形態編碼，但它們的功能其實就是不斷地提醒鳥巢現場和全球電視機前的觀眾，此時此刻，“奧林匹亞”和“中國”結合在一起了：這是2008北京奧運，是奧運精神和中國文化的一次交匯和融合。在達到這個效果的大前提下，所有的文化符號都是可以替換的。千人擊缶齊頌論語章句固然蔚為大觀，換成頭纏羊肚手巾的安塞農民鑼鼓隊也未必就遜色到哪裏；海上絲綢之路令人耳目一新，但如果代之以賽龍舟的場麵，或許也同樣震撼。其實，中國文化基本符號和象征資源的取之不竭的豐富性，而不是具體的哪一個特定符號，構成了開幕式當晚使用的文化符號的真正“內容”，而後者因此隻是一組空洞的索引，一個串符號的符號，象征的象征，時時提醒觀眾“中國”這個能指（signifier）多重的指涉力，以及它所能調動起來的巨大的心理能量。有人為開幕式表演沒有反映現代中國的生產、生活場景而感到遺憾，但我覺得開幕式就其所負擔的功能和效果來說，不能寫實，隻能寫意，因為北京奧運在文化政治意義上的整體意味，正是以“普遍的”、“價值中立”的、“全人類”的形式，再現特殊的中國內容，並通過這個再現過程，把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納入自身曆史的邏輯之中。

　　奧運開幕式由文化符號組成的視覺奇觀雖然追求政治上的中性化，甚至刻意回避中國革命和人民共和國的曆史場景和精神實質，但國家的在場和它所代表的集體意誌，卻滲透在北京奧運會的每一個角落。這種有意無意的回避和“熟視無睹”，在編導（包括具體的編導，即張藝謀，和抽象的編導，即國家本身）和中國觀眾之間造成了一種戲劇性的、帶有默契感的對自身政治認同的壓抑和渴望。這種壓抑和渴望在此後的十幾天裏將通過為參加競技的中國運動員加油、為中國獲得的每一枚獎牌歡呼而得到宣泄。但在開幕式當晚，這種情感的、無意識力量和衝動的升華，卻是伴隨著紅衣女孩《歌唱祖國》的歌聲突然地、意想不到地實現了。當天真稚嫩的童聲唱起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的歌聲多麽嘹亮”；當五十六個身著不同民族服裝的中國孩子一同拉著一麵巨大的國旗，伴著“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那奔騰的黃河長江”的歌詞走向旗杆的時候，當代中國掩藏甚至遺忘在“經濟”、“文化”和“接軌”下麵的“政治無意識”，那“不可說的”，在一瞬間找到了語言。它就像一個謎底，埋藏在種種或無可奈何、或自欺欺人、或精打細算、或一廂情願的符號和話語下麵。我曾問過我周圍的人們，他們大都說，這是他們在觀看整個開幕式過程中最為之動容的一刻。

　　“2008年的8月，北京是世界的舞台”（“北京，在奧運的日子裏”，《人民日報》8月24日，記者 閻曉明 王建新 賴仁瓊）。這句話說的當然沒錯。這三位記者繼而把這個舞台形容為“一個公平競爭的舞台”，“一個交流對話的舞台”，“一個歡樂友好的舞台”。在舉辦奧運會期間的北京，這基本上也是事實。但真正的問題卻是，以2008北京奧運會為契機，世界真正成為了中國的舞台。這個舞台並不完全是一個公平競爭的舞台，一個理性的交流對話的舞台，一個歡樂友好的舞台，但卻是一個真實的、帶有“自然的二重性”的競技場（開幕式當晚傳來俄國進軍格魯吉亞的消息，就是一個諷刺性的注腳），它的永恒裁判並不是什麽想當然的“普世價值”，而是尼采意義上的存在。為了踏上這個舞台，改革時代的中國付出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努力。但踏進這個世界的競技場的中國人並不是來過“百年夢圓”的癮，尋什麽“融入世界的偉大起點”，或表現什麽莫名其妙的“融入世界的情懷”。在這個世界的舞台上，中國人要做而且正在做的，是通過對自身存在的“最高、最精致的力”的發掘和發揮，向我們的自然---中國文明的土壤和神祗—致敬。在存在的競技場上，在“人的情感，人的事功，人的業績”（尼采）的每一個領域，“更快，更高，更遠”，也恰好是普遍性棲身的永恒的瞬間。在這個意義上，2008北京奧運會的成功，不過是為一場更持久，更富有史詩性的競技拉開了帷幕。

　　2008年8月26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