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嚴肅的諧謔——從“草泥馬”說到“草泥馬”

2009-03-02 15:03:31
來源：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5155

1

　　
　　對事態的感覺，因年齡、閱曆不同而不同，年輕人或者小孩子認為很嚴重的事情，在大人看來通常都微不足道。但是，就事物的機理來說，你還不能就此認為大人的世界與孩子的世界截然不同，很多種情況下，小孩子恐懼的東西其實也正是大人恐懼的。

　　我小時候跟同伴在一起打打鬧鬧，經常會出現矛盾，發生不愉快，在所有這些矛盾和不愉快中，最嚴重的事態是你違犯遊戲規則導致對方宣布說：“不跟你玩兒了。”這意味你這個人不地道，沒辦法跟你玩兒，你在道義上處在了下風，而且，你將陷入孤單，對小孩子來說這是很可怕的事情。這時候你通常會用兩種方式解決問題，一種是趕緊給人家道歉，宣布說從現在開始我將嚴格遵守遊戲規則，咱們繼續玩兒下去；一種是你指著對方的鼻子說：“不玩兒就不玩兒！老子還不稀罕跟你玩兒呢！”

　　兩種態度導致兩種結果，前者把矛盾化解了，遊戲繼續進行下去，大家都很高興；後者則意味遊戲到此為止，雙方視同路人，各不相幹。一般來說，大家都竭力避免出現後一種結果，就是說，盡量不要違犯遊戲規則，如果違犯了，趕緊給人家道歉，讓遊戲進行下去，這對誰都有好處。小孩子正是憑借這種樸素美好的人性保持他們那個世界和諧美好的。

　　大人的世界也有這種機理嗎？

　　也有，比如前幾年開始在網絡上的“惡搞”，比如最近由於國家有關部門大張旗鼓反低俗而橫空出世的“草泥馬”，蘊含著的就是這樣一種機理：人家不跟你玩兒了。

　　玩兒好好的，怎麽突然就不玩兒了呢？

　　這裏大有文章。
　　

2

　　

　　崔衛平女士在《我是一隻草泥馬》一文中對“草泥馬”現象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我認為是深刻獨到的，啟發人想到很多問題。我想到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麽東西把人逼到了無法用正常語言建構正常語境的境地？

　　我經常使用的“強力”的概念，用以說明有一種橫亙在人類社會中的不為人所控製和約束的野蠻力量，從最終意義上決定著我們每一天的生活，決定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精神圖景。

　　在我的閱曆中，“強力”有兩個重要來源，一個是隱藏在盧梭《社會契約論》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後麵的強製規定；一個是氤氳在卡夫卡小說世界中專橫粗暴、無所不在、令人絕望的那種神秘力量。當然，我在使用“強力”概念的時候，不可避免要賦予新的內容，但其主要部分仍舊是盧梭和卡夫卡所強調的那種東西。

　　我認為，正是這種超級存在的強力決定了當前發生的事情為什麽會發生，而當前發生的事情又是過去發生的事情的延續，是一種新的結果。我固然可以在長篇小說中形象化地表達我的見解，這意味著我將以非觀念的方式表達觀念，但是具體到正在寫的這篇文章，我則不能不直接用觀念的方式談論它，把它作為社會學或者說政治哲學話題來討論，這樣，不可避免就要說到國家，說到意識形態。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曾經得到過一段短暫的“活在真實中”，在真實中思索生活，在真實中展望生活的條件，因此形成了被人們概括為“八十年代啟蒙”的黃金曆史時期。在這個短暫時期裏，中國文學勇敢地擔當起了自己的責任，成為了人們精神生活的寄望，一些遠遠說不上有多麽高文學價值卻直接反映了人們內心圖景的小說、戲劇作品被讀者歡呼和推崇。

　　在那個曆史時段，我在編輯一份大型文學雙月刊，可以說直接見證了人性解放以後那種催人向上的氛圍，那種充滿創造力的活躍。

　　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多久，“強力”就出來幹預了：接連發生了“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場政治運動，那些“活在真實中，在真實中思索生活，在真實中展望生活”的文學作品遭到了大麵積否定和批判，中國文學健康的發展勢頭被遏止，不健康的東西卻沉渣泛起，逐步構成了中國文學的主流，直至前不久有人斷言說“中國文學全部都是垃圾”。

　　我從來不認為所謂“八十年代啟蒙”是一個精準的概念。首先，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並沒有達到“啟蒙”（尤其是與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相比）的境界，它還是瑟縮的，拘謹的，還帶著濃厚的國家意識形態色彩，所謂“啟蒙”，隻能說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粗略歸納；其次，就中國文學來說，也並沒有成長到能夠被我們驕傲地宣稱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偉大作品，《傷痕》、《班主任》、《假如我是真的》等之所以被人們歡呼，主要的也不是其本身有多麽高的文學價值，而是因為它們作為社會良心起到了為民眾“代言”的作用。

　　然而“八十年代啟蒙”又是那樣重要，那樣值得懷戀，這是因為，正是那些在藝術上並不十分成熟的作品，預示著中國文學非常有可能在對曆史和現實進行深刻反思和審視的基礎上發展成為真正值得驕傲的文學脈流。我把這種脈流稱之為“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就像十九世紀歐洲文學那樣。這意味著我們將會擁有一大批載入史冊的文學巨匠和可以被稱之為史詩的文學作品。

　　然而這一切都在強力幹預下戛然而止了——在專製主義的傳統政治文化土壤中，你是無法指望有新的綠色成長的，中國文學從此掉轉過頭，向另一個方向延伸，不幸的是，這個方向對於文學來說是錯誤的，甚至可以說是反動的。

　　最初它表現為形式主義，即所謂拉丁美洲文學的深刻影響。我曾經在另外一篇文章（長篇小說《當青春成為往事》後記：《文學應當有一條哲學的通道》）中說過，中國作家在借鑒拉丁美洲文學的時候，摒棄了內在精神，借鑒的不過是皮毛，僅僅是形式，這也是朦朧詩和誰也看不懂的小說大量出現的原因之一。這意味著文學正在小心翼翼地與生活拉開距離，文學所擔當的東西正在成為文學的負擔，文學千方百計要卸載掉這個負擔，一部分向主流意識形態回歸，一部分滑向虛假，滑向頹廢，乃至於滑向色情……中國文學不再被我們所驕傲了。

　　精神成長一旦出現擾動，過程就會出現波折，並最終在其表象上顯現出來。價值觀混亂乃至於反動保守的歌頌帝王將相的影視劇和文學作品走紅，突出說明了作家的尷尬處境——如果你希圖走紅，你就必須向強力妥協，強力會給你所需要一切，否則，你就將“不在”。當強力拒斥的東西完全退出人的文學視野之時，人們也就有充分的理由不再尊重文學了；換一句話說，如果文學不再反映民眾的心聲，民眾也就不再寄望於它，他們自己會選擇最便當的方式表達內心的見解。

　　問題是，民眾與作家一樣都處在強力的重壓之下，當自然表達被扭曲的時候，人們就隻好用自己的智慧扭曲地表達意願——我們說民眾的水平高於作家，強調的就是這樣一種事實——這種意願也許沒有任何思想內容（即所謂“無厘頭”），也許充滿了無奈，也許是在“含著眼淚笑”，但那是他們自己的，他們有理由珍重那種表達。

　　“草泥馬”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詩意一般出現在“馬勒戈壁”草原上的。

3

　　這意味著什麽呢？

　　如同前麵所說，這意味著一種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本來一直跟你玩兒的民眾在遭受了很多愚弄之後，發現再也沒有辦法跟你玩兒下去了，於是宣布不再跟你玩兒了。

　　你是強力，你就像孩子堆裏最強悍、最不講理、經常把弱小孩子打哭的頑劣少年，如果誰直接跟你說“我不跟你玩兒了”，你不是得急了？你不是得掄起巴掌摑人家一個耳刮子？孩子都是聰明孩子，誰願意讓人家摑耳刮子呢？所以人家就不說“不跟你玩兒了”，裝得很慫，很弱，臉上還帶著笑，說：“我尿去呀！”就走了——最終還是不跟你玩兒了。

　　“草泥馬”所蘊含著的社會學信息無法讓我們笑一笑就過去，事實上這是一個嚴峻的話題，它說明了一個被強力控製的世界已經荒誕到了無法言說的境地，說明了人們內心的景象已經無限淒涼，他們除了用扭曲的方式表達內心圖景之外已經喪失了任何讓自己顯現為“在”的方式，他們甚至連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也心存疑慮，他們調侃的時候是含著淚水的，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本可以不這樣，不說“草泥馬”，也不說“馬勒戈壁”，他們是在別的話什麽都不能說的時候無可奈何地這樣說的，他們並不真的想這樣說。

　　我非常讚賞郭於華先生把“草泥馬”現象稱之為網絡時代“弱者的武器”。

　　他介紹美國著名的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對東南亞農民的反抗實踐進行民族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兩個重要概念，用以解釋底層群體生存與反抗的邏輯，為人們提供了理解農民政治的灼見。

　　郭於華先生歸納說：所謂“弱者的武器”指的是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農民同那些索取者、壓迫者之間平凡的卻持續不斷的鬥爭。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在斯科特看來，甚至受雇於農場主的打穀工在脫粒時敲打稻穀的次數都關涉到階級之間的爭奪。這些被稱為“弱者的武器”的階級鬥爭形式具有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調和計劃，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社會網絡，通常體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它們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對抗權威。這類幾乎不著痕跡的“弱者武器”的運用是由於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於多數下層階級來說是過於奢侈了，那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於危險的。

　　郭於華先生還介紹說，斯科特推出的另一個概念“隱藏的文本”指的是相對於“公開的文本”而存在的、發生在後台的話語、姿態和實踐，它們避開掌權者直接的監視，抵觸或改變著“公開的文本”所表現的內容。它們是千百萬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斯科特指出，每一從屬群體因其苦難都會創造出“隱藏的文本”，它表現為一種在統治者背後說出的對於權力的批評，它使從屬者可能破除“虛假意識”和神秘化的迷障。作為底層政治的“隱藏的文本”，有助於理解底層群體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和複雜情境中的權力關係。

　　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草泥馬”的出現是一場嚴肅的諧謔劇，它嚴肅過任何政治的社會的話題。

　　如果我們的政治家具備基本素養，應當從中看到極為可怕的東西。“哀莫大於心死”，當“草泥馬”在“馬勒戈壁”與河蟹爭奪食物的時候，你應當看到現實版的你死我活，看到幾乎處於絕望中的人含著眼淚笑的淒慘境況，看到這種境況背後隱藏著的巨大危險。

　　這不是危言聳聽。
　　

　　200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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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泥馬”：互聯網時代的“弱者的武器”

郭於華

2009-02-22 19:05:56
來源：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25002

　　美國著名的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對東南亞農民的反抗實踐進行民族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這樣兩個重要概念，用以解釋底層群體生存與反抗的邏輯，為人們提供了理解農民政治的灼見。所謂“弱者的武器”指的是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農民同那些索取者、壓迫者之間平凡的卻持續不斷的鬥爭。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在斯科特看來，甚至受雇於農場主的打穀工在脫粒時敲打稻穀的次數都關涉到階級之間的爭奪。這些被稱為“弱者的武器”的階級鬥爭形式具有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調和計劃，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社會網絡，通常體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它們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對抗權威。這類幾乎不著痕跡的“弱者武器”的運用是由於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於多數下層階級來說是過於奢侈了，那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於危險的。
　　　　　　
　　斯科特推出的另一個概念“隱藏的文本”指的是相對於“公開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而存在的、發生在後台的話語、姿態和實踐，它們避開掌權者直接的監視，抵觸或改變著“公開的文本”所表現的內容。它們是千百萬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斯科特指出，每一從屬群體因其苦難都會創造出“隱藏的文本”，它表現為一種在統治者背後說出的對於權力的批評，它使從屬者可能破除“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和神秘化的迷障。作為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的“隱藏的文本”，有助於理解底層群體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和複雜情境中的權力關係。
　　　　
　　斯科特研究的是上個世紀中後期下層農民的“弱者的武器”；而最近網上十分熱門的視頻《馬勒戈壁上的草泥馬》和童聲合唱《草泥馬之歌》則是另一種形式的表達，即互聯網時代的“弱者的武器”。崔衛平撰文說明了“草泥馬”事件的背景，梳理了“草泥族”與“河蟹族”之間的矛盾與博弈過程，讓我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搞笑、惡搞或發泄不滿，而且是關涉每個網民、公民生態環境的重大問題。
　　　　
　　“整治互聯網低俗之風專項行動”是促成“草泥馬”這一新物種誕生的先導。崔文以豆瓣網為例，列舉分析了多個被“解散”的小組，說明“低俗”的標準其實是不存在的。當然，有人會認為，這類小組並非如崔衛平所想“會閃現出多少智慧的火花？會積聚起多少智慧的能量？”具有“那些最為寶貴的、創造性的思想和元素”，它們隻不過是些“閑聊、牢騷、調情、發泄、發神經”的“小資情懷”。我想，即便如此，又如何呢？難道這些不是多樣性的網絡生存所必需的嗎？總不能不高尚就不允許存在吧？況且在我看來，這些小組的活動——無論是讀書、討論、言說，還是政治的、哲學的、文化的、生活的內容，至少比某些主流媒體大播特播或者在春晚大餐上提供給全國人民的某些內容不“低俗”多了。而被整肅的當然不獨豆瓣，Google、百度、新浪、搜狐、網易、騰訊、ChinaRen、中搜、貓撲等等網中“翹楚”也都榜上有名。到目前為止，第九批低俗網站名單已經出爐。這種整治真是大有“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嫌，亦頗具“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之勢。
　　　　
　　崔衛平說“治低專項行動”引起了“草泥族”與“河蟹族”之間矛盾的升級，必須有人對於這種“民族隔閡”的行為承擔責任。追究責任者在目前形勢下條件尚不成熟，而“草泥馬”的行動倒是更值得關注。無論是“動物世界特別篇”《馬勒戈壁上的草泥馬》視頻，還是童聲合唱《草泥馬之歌》，或者新疆曲調的《動畫版草泥馬之歌》，都是絕妙的“隱藏的文本”創作；豆瓣的一些用戶為了抗議以“色情或可能對網站運營帶來潛在危害”為由刪除世界名畫，發起了“給名畫穿衣服”的反低俗運動——從那身著T恤短褲的大衛雕像上，從世界名畫“泉”中已經穿了內衣或裙裝的少女像上，我們在忍俊不禁的同時會感受到“弱者的武器”的力量。
　　　　
　　“惡搞”當然是無奈之舉，是情緒的發泄，但它也是“弱者的武器”，是草根的表達方式。因為他們不是強勢者，也不掌握“公開的文本”，對他們而言，公開的、正當的、自由的表達渠道是封閉的。他們隻能使用“弱者的武器”，創造“隱藏的文本”。但不要小看了這類“草泥馬”方式，這需要做出自主的選擇：要麽做沉默懦弱的羔羊，要麽做“頑強勇敢”的“草泥馬”。
　　　　
　　至於這種表達的功效我們也不應過於悲觀。斯科特的研究告訴我們：公開文本與隱藏文本的交界處是一個支配者與從屬者持續爭奪的地帶——但並不是一堵結實的牆。通過“隱藏的文本”，從屬階級有可能創造並維持一個社會空間，而這一社會空間本身也是反抗所要達到的成就。缺少表達空間的“草泥馬”，不能指望這一空間能自然而然地獲得，也不能寄希望於被賜予。抗爭的空間是在抗爭過程中撐開的，表達的空間是在努力表達中獲得的，過程本身至關重要。
　　　　
　　最後我想說的是，關於“草泥馬”，不要說它過於惡搞、低俗甚至下流，也不必覺得如崔衛平之一貫平和、克製、文雅之人也說這類諧音。這當中的邏輯其實很明白，正可謂：官不惡搞，民不惡搞；上不折騰，下不折騰；“河蟹”不低俗，“草泥馬”不低俗是也。
　　
　　　　
　　2009-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