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錢鍾書偶像是什麽樣的文化標本？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6f21501000ch9.html 當斯賓格勒把文化比作大自然中的野花野草時，他無意中道出了兩種文化標本。一種是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存在標本，一種是被物化了的文明標本。斯賓格勒以此成功地提示了文化的文明化過程，他不知道的隻是，文化景觀在中國曆史上，還有一種被學問化的標本。 將文化變成一種學問，從而使思想按照學問的規範自我泯滅，這可能是中國文化特有的曆史方式。這種學問化的方式，在讓學問家自得其樂的同時，讓思想家成為異類。一部中國文化史，既是把思想做成學問的曆史，也是讓學問淹沒思想的曆史。在一個以孔子式的家禽倫理和韓非子開創的流氓哲學為特征的文化封閉時空裏，人們隻能互相攀比學問做到什麽份上，難以展示思想如何銳利。因為把文化做成學問，是被允許的快樂。而把學問變成思想，卻不得不承擔巨大的風險。於是，世故代替智慧，在知識人（過去叫做士大夫）當中，成為心照不宣的共識。任何對世故的不屑，都會同時成為對學問的冒犯。當年，嵇康不過是很不世故地得罪了一個當紅的權勢者，結果卻以冒犯學問的罪名給殺害。 並不想對錢鍾書本人以及錢鍾書的學問有什麽褒貶，不過是想籍此指出，選擇做學問乃是一種無奈，不是一種值得標榜的榮耀。在學問中的錢鍾書，其思想的自由程度是相當有限的。就以文學評論為例，同樣的評論家，美國的哈羅德。布魯姆，在其論著中顯然有著遠非錢氏可比的自由度。僅以智力相比，錢氏並不遜於布氏。區別在於，錢氏沒有思想和自由，所以隻好學問了。而布氏沒有自由思想的禁忌，因此無論在文化的景深度上，還是在審美的透視力上，都顯得揮灑自如。 語言由於其撒謊本性（參見拙著《給大師定位》有關語言學章節），經常把思想變成學問，一如把活魚做成魚幹。學問的可疑在於，沒有了思想的鮮活。假如孔子孟子還可算是有思想的人，那麽到了朱子程子，那些思想全部被做成了道德魚幹。就錢鍾書本人而言，顯然是個聰明而有活力的學人。至於後來的做成一個學問家，並非全然是自己的選擇。相比之下，李漁的《閑情偶寄》，卻是樂於為之。倘若錢鍾書的榜樣不可質疑，那麽李漁式的快樂，卻會讓當今的中國知識人羨慕不已。知識，財富，女人，應有盡有。雖然人人皆知，《閑情偶寄》與《紅樓夢》不可同日而語，但又有多少人會像曹雪芹那樣默默無聞地辛勤筆耕？ 與如此仰視錢鍾書的人們談論錢鍾書，實在是件十分可笑的事情。這不能責怪他人，隻能怪自己太不識相。在一群世故的學問家當中，不要說思想，即便是天真，都會被視作對學問的冒犯。尤其是麵對一群靠學問謀生的人們，豈能拿學問開玩笑？記得有一句廣告詞叫做：我們是害蟲，我們是害蟲，正義的來福靈，正義的來福靈，要把我們全都殺死。假如不想被殺死的話，那麽趕緊退下。離開之前，最後說上一句：以後不要再提什麽思想者俱樂部，能夠做成一個知識的樂園，已經很不錯 了。 就此，告退。 2007年10月30日寫於加勒比海之濱 附：有關錢鍾書的爭議 李劼：回應澤雄君異議“錢鍾書小心”說 “錢鍾書著書立說，與其當年寫作《圍城》時盡情盡意的嘻笑怒罵截然相反，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就連書名都以《管錐篇》自謙，一句大話都不敢說。” ——先求個小疵。錢鍾書給書命名時的本分低調（倒未必是自謙），是一以貫之的，哪怕他在美國“著書立說”，這份老派學人的自重，也不會輕易改變。我發現， 除了年輕時寫過一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標題涉嫌托大（主要是戲謔）外，錢氏標題始終不以說“大話”為特色。《談藝錄》《舊文四篇》《七綴集》及最早的《石語》，與《管錐編》相比，風格上一脈相承，根本談不上“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再則，“管錐編”語出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八字裏， 還是不乏豪邁之氣的。若是把它釋讀成“管窺蠡測”之類，恐有誤讀。同理，“圍城”及那部不幸遺失的小說“百合心”，命名方式上也照例與“大膽”無關。－－ 周澤雄 澤雄君此番感想，從字麵上無可挑剔。隻是拙文的著眼處，並不在於對錢氏的學問有所褒貶。所謂小心得不能再小心，有如下二層意思。一層是，錢氏在專製文化的淫威之下，完全喪失招架之力。錢氏說不出陳寅恪坦然道出的那個不字。這除了錢氏的氣度不及陳氏，還有在學識上的小家子氣。錢氏著述，旁證博引，卻很少道出一眼透底的見識。不說別的例子，僅舉陳氏有關“東晉王導功業”一文，便是錢氏再博學也無以企及的。這是有思想的學者，和僅止於學問的學者之間的區別。這與”老派學人的自重“，並沒有什麽關係。真要說自重，得了莊子真諦的施蟄存先生，倒是個自重的範例。能夠在一次次政治災難裏，得以自保，那樣的功力，很難以自重加譽之。 其次，錢氏在《圍城》裏的刻薄，是相當放肆的。也可說是汪洋恣肆。相比之下，錢氏做了毛時代的學問家，卻是如履薄冰。用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形容，並不為過。 與錢氏有近距離接觸的學人，私底下對我講述過一些細節。那些細節，在錢氏的著述中是不會述及的，也許僅存於錢氏的處世和為人之中。因此，讀書與讀人就很難分開了。 記得施蟄存先生說過錢氏的《圍城》刻薄。與此相應，胡河清曾在論述錢氏時，特意指出錢氏的無錫籍貫。錢氏讀了之後，特意給胡河清寫了回信，說胡“迫寇入 巢”。彼此雖然都是點到為止，但其間的過招，卻也是一目了然的。錢氏的回應，在於胡指出籍貫的潛台詞：所謂刁無錫，惡常州，蘇空頭那三句俗話中的刁無錫 也。胡河清私底下對我點破過這個意思。施先生說的刻薄，胡河清暗示的那個刁字，多多少少是切中錢氏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煉達之錢氏特色的。或許正因如此，錢氏 才會那麽認真地給胡河清寫了回信。這就很難形容說，那是自重的錢氏，給不自重的晚輩，表示友好。至於錢氏之刁，施蟄存的回憶也可提供一個佐證。詩人王辛笛 請錢氏和施氏吃晚，晚後送給他們一本王氏的詩集。錢、施二位出門之後，錢指著詩集上所印的一隻手，對施說，王辛笛一隻手在寫詩，另一隻手在幹什麽？此話乃 暗示王在銀行做事的商人身份。且不說經商在如今已經成為光榮，就算是那個時代，王辛笛一邊經商，一麵寫詩，也總比後來的錢氏一麵做學問，一麵不得不把那個 學術頂戴給托得牢牢的，要強一些。由此也可見，錢氏之刁還有另一麵的意思：在黑暗透頂的專製年代裏，也正是這樣的無錫風格，使其得以在夾縫裏求得了生存之地。 以錢氏在學問上的格局和為人處世的無錫風格，即便其“管錐”一詞，確實是借用了莊子的意思，但也未必具有莊子的豪氣。因為莊子敢於舍棄的，錢氏不敢舍棄。 莊子不屑一顧的，錢氏不敢不屑為之。正如錢氏寫不出陳寅恪論述東晉王導那麽透徹、那麽極具洞見力的文章，錢氏也沒有莊子的瀟灑和莊子的氣度。所以，同樣的措辭，在不同的人筆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如此論說，並非將錢氏貶得一錢不值。錢氏在學問上還是很”值錢“的。這裏想要指出的隻是，就學識而言，僅有學問是不夠的。知識有時可以成為力量，有時也會成為累贅，假如沒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作底的話。至於讀書，也不能讀到字麵為止。且不說文字後麵的潛台詞是如何的豐富，即使是文字無以抵達的不言之意，也是不能不關注到的。再說，錢氏成為學術偶像，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有個知識貧瘠的年代作前提。在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學問越來越變成了生存的手段，而不再是存在的需求。所謂的自重，也就隻能是各自保重了。 其實，人類迄今為止的知識，有百分之五十是作廢的（由此證明了人類是在錯誤中獲得所謂的進步的）。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有爭議的，隻有大概百分之十左右，是 有價值的。中國人的悲哀在於，幾千年來，總是在百分之五十的作廢知識裏打轉。而百分之四十的爭議性知識，又是不許探討的。至於百分之十的有價值知識，則是 從來不去理會的。由此，也可以想見陳寅恪和錢鍾書的區別，他們分別存在於哪個百分比裏。學人的自重當然是需要的，但問題在於，重心在哪裏。 上述觀點，歡迎討論。對於澤雄君的回貼也在此一並謝過。 周澤雄回應： 先謝過學兄。 我原來隻是就事論事，讀李劼兄大帖，驀然發現，我得重新麵對一個如何全麵評價錢鍾書學問人品的龐大話題了。這話題，我既不堪其重，平心而論，在原來的真名也曾碼過數十來帖，自忖已 經說不出別的新意來了。——好在，幾天前聽大興兄提到，李劼兄手頭正好有別的事要做，為避免耽誤學兄時間（順便也讓自己輕鬆一下），我不妨借機偷懶，有多 少感，說多少話。 這會兒，先聊聊“刻薄”。“刁無錫，惡常州”雲雲，錢鍾書先生是否在乎，且存而不論，且說我個人曆來有個小見：對文人而言，刻薄是才華的顯著標誌。在世俗 的標簽裏，刻薄總是帶有貶義的，但在大文人一行裏，一個人的刻薄能力，往往與他的實際成就成正比，而非反比。在我看來，李劼兄的大作，也不乏“刻薄”之 處。當我這麽說的時候，蒼天在上，心裏沒有一絲諷嘲之意，隻有尊重。 刻薄不能成就一位文人， 如果他隻有刻薄的話，但刻薄作為一門嫉惡如仇的藝術，則非常值得學習和賞鑒。刻薄與深刻，經常被人視為對立物，比如指責某人“具有魯迅的刻薄而無魯迅的深刻”，一望就是一句安全係數很高的俏皮話。雖然在我看來，這話非常不通，因為，一個人如果當真具備魯迅的刻薄，他多半也就具備了魯迅的深刻。刻薄與深刻， 在魯迅那裏是一枚硬幣的兩麵。 所以，說某位作家在作品裏刻薄，我是不會視為貶低的，就像說一個拳擊手出拳凶狠，我同樣不會視為批評。相反，我視為本色當行。 先說這些，爭取明天接著聊下一個話題：我心目中的錢氏，乃何許人也。 李大興跟貼： 我曾在《“性情中人”是絕種動物嗎?》一文中談及錢先生如下： “錢鍾書 先生的大才是上個世紀後半葉在中國鮮有其匹的。且不說他那其實沒多少人讀得懂和讀完過的《管錐編》，即使平常與朋友在南沙溝家中聊天時，錢先生也是才氣縱橫，放情隨意，傾倒眾生的人物，古今中外，上天入地，亦莊亦諧，刻薄有趣。然而，錢先生好象又是一個警醒甚至謹慎的人，表達思想極其曲折，或根本就不說或不想讓人讀明白。留在新時代的舊知識分子，大多極關注現實政治而又噤聲無語。錢先生在社科院幾十年，總是溫和超然，談笑風生，要到九十年代中，才出版《槐聚詩存》隱約流露心曲，如“何時榾柮爐邊坐，共撥寒灰話劫灰”。（《王辛笛寄茶》，1974年）又如“魂即真銷能幾剩？血難久熱故應寒。獨醒徒負甘同夢， 長恨還緣覓短歡”。（《代擬無題七首》之七，1991年）最著名的當屬那一闕沉痛的《閱世》： 閱世遷流兩鬢催，塊然孤喟發群哀。 星星未熄焚餘火，寸寸難燃溺後灰。 對症亦知須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秀木易摧，在世變頻仍的年代，生存本能，社會本能壓倒一切也是不得已的” 我以為，需以“同情之了解”看錢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處世方式，不必苛求。另外，錢先生是才子型文人，並不想當思想家、社會批判者，也無太多憂患意識，他的興趣始終未離文學，沒有其他雄心。至於身後被神化，隻說明如今學人的學問是一代不如一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