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潮時期赴澳華人社群中的鴉片煙館和賭場番攤

淘金潮時期赴澳華人社群中的鴉片煙館和賭場番攤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澳大利亞淘金潮開始後，與大批中國淘金工一起到達澳洲並立即展開生意的，是鴉片煙館和賭場番攤。換言之，鴉片和賭博是那個時期華人社會的一大特征。隻要是有華人聚居之處，鴉片煙館和賭館番攤等店鋪就必不可少，甚至是那些搭船前來澳洲的淘金工隨身就帶著鴉片和賭具，隨時抽吸和開賭。亨利·簡斯頓在其所著《四邑淘金工在澳洲》一書中，就對一八五十年代中後期在南澳圭琴灣(Guichen Bay)中國淘金工船隻抵達時的情形有生動描述，並特別提到這些抵岸的中國人很多人隨身都攜帶了大量的鴉片煙土。[1]由是，在牧師楊威廉(Rev. William Young)一八六八年提交給維多利亞政府的報告中就可以看到，幾乎每個華人聚居的地方，都充斥著數量不等的鴉片煙館和賭館番攤。[2]

不僅僅是早期抵達維多利亞的滿懷發財致富夢想的中國淘金人，即便是二十年後去到昆士蘭的廣東省珠三角地區的尋夢群體，礦場開到哪裏，隻要那些中國人聞訊趕到，煙館和賭場番攤就跟到那裏。[3]

在淘金潮消退之後，這些懷揣著尋金美夢希求發財致富的華人，就陸續進入澳洲的幾大都市及各殖民地正在形成中的主要市鎮維生及營商，這些鴉片煙館和賭場番攤等館場也如影隨形跟進。據當時西人的觀察，吸食鴉片和賭博已經成了這些中國人的習性之一，以致他們成批乘船而來時，也隨身攜帶了大量鴉片。[4]在一八六八年牧師楊威廉提供給維多利亞議會的報告中，就特別指出，僅在巴拉瑞特(Ballarat)，賭館番攤和鴉片煙館就分別有13家和34間；在本迪戈(Bendigo)，也分別有7家和10間；在卡索曼(Castlemaine)，分別有6家和11間；在亞拉臘(Ararat)，分別是2家和6間；瑪利伯勒(Maryborough)分別是3家和5間，戴爾斯福德(Daylesford)是13家和8間，阿沃卡(Avoca)為2家和2間，比奇沃思(Beechworth)則分別有10家和15間。[5]

而據一八八三年對新南威爾士金礦區五個中國營地總計942名華人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在納蘭德拉埠(Narrandera)有40人參與煙館和賭博經營，獲架獲架埠(Wagga Wagga)有19人，德尼利昆埠(Deniliquin)、希埠(Hay)和奧爾伯裏埠(Albury)沒有這方麵的統計數據，但皆記錄每埠都有超過10人以上屬於無職業，三地總計47人。在當時生活需要必須要有所保障的情況下，不難想象這些無職業人員實際上在暗地裏從事煙賭生計的可能性。[6]當淘金采礦業消停之後，這些鴉片煙館和賭場又都向主要城鎮和都市聚攏。一八七四年和一八七五年，昆士蘭北部白馬河(Palmer River)金礦的發現，就有40000中國人在昆士蘭北部的穀當埠(Cooktown)登陸。他們大量湧現，穀當埠上到處充斥著腦後帶著一條豬尾巴辮子的中國人，而各種各樣的中國店鋪、客棧和鴉片煙館也已經成行成市。[7]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穀當埠的華人番攤賭場大白天都開到了街上(如下圖)。

作為一門生意，煙館賭場經營商大有所獲，而大部分夢碎淘金場的華人，也把辛苦所賺的金錢都給卷了進去。但亦因為這個習性，中國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被主流社會排斥的對象。也就是說，吸食鴉片和賭博陋習被視為當時華人形象的一個標誌，亦成為當地排華的一個誘因。例如，一八六一年蘭濱坪(Lambing Flat)暴亂，中國人死傷200多人，金錢被搶，無論是商家抑或顧客，財產都受到較大損失。[8]此後，澳洲政府雖然沒有禁止鴉片吸食，但予以了管製[9]，這些場所也時常受到官方警察的突襲檢查和罰款，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由各州陸續立法[10]，予以取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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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簡斯頓著:《四邑淘金工在澳洲》，楊於軍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年，第二章。

[2] Rev. William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pp.5-15.

[3] “Chinese Invasion at Cooktown”, in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1848 - 1957), Friday 14 May 1875, p.7.

[4] 亨利·簡斯頓著:《四邑淘金工在澳洲》，楊於軍譯，第一章。

[5] Rev. William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6] Vote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during the session of 1883-1884, with the various documents connected therewith. Vol. 11. Sydney: Thomas Richards, Government Printer, Phillip Street, 1884, pp.659-666.

[7] Ivan Glenville, “Chinese hordes swept down on the North”, World’s News (Sydney, NSW: 1901-1955), Saturday, 27 June 1953, page 12.

[8] Juanita Kwok, "The Lambing Flat riots and the Chinese quest for compensation," Journal of Australasian Mining History, 20 (2022): 86-107.

[9] Hamilton M, King T., Ritter A., Drug Use in Australia: Preventing Harm, 2nd ed. South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 “禁賣洋煙”，《廣益華報》，1898年2月4日，第3頁。

[11] D Manderson, “Symbolism and racism in drug history and policy,” Drug and alcohol review, 1999 Jan 1; 18(2):17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