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氏之父是胡蘭成助手 / 胡誌偉

江氏之父是胡蘭成助手

胡誌偉

   《滾滾紅塵》是為漢奸翻案的始作俑者

   那天的招待場是在上午，我出場時好像吃雞湯麵誤食了一隻蒼蠅，憤懣之情鬱結在胸中不吐不快，下午便伏案疾書投書港台各報刊，諸如：明報月刊九一年一月號〈《滾滾紅塵》與胡蘭成〉、當代周刊一月十九日〈從《滾滾紅塵》獲獎看台灣媚日風氣濃鬱〉、開放月刊九○年十二月〈滾滾紅塵蓋不住曆史真相——金馬獎的墮落〉、爭鳴九○年十二月〈《滾滾紅塵》引起台北尷尬〉、龍旗月刊〈影片《滾滾紅塵》含意何在？〉、開放月刊九一年一月〈紅塵滾滾話台北——傳統價值觀的崩潰〉以及在九○年十一、十二月《香港時報》副刊連載三十多篇的《滾》片影評，總計五萬餘言。

   消息傳到台北，《滾》片的編劇三毛一改已往的宣傳手法，矢口否認劇中男女主角以汪偽中宣部副部長與淪陷期間上海流行作家張愛玲為模特兒，卻又承認胡張愛情在她創作時「給予不少靈感」。該片導演、謗書《金陵春夢》作者嚴慶澍(唐人)之子嚴浩則埋怨香港影評家「看不懂這部片子，完全是捕風捉影心態」，又指觀眾「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他還以中共當局全力支援此片的拍攝來抵擋批評，言下之意：凡是中共支持的影片就是絕對正確的。同一個嚴浩，十二月十二日在台北舉辦的觀眾座談會上麵臨大量指摘時，竟情緒激動當眾飲泣，且表示今後要慎揀劇本雲。

   在台灣批判漢奸，自然引起台獨人士的敏感。九○年十二月初，台北新新聞周刊為了聲援滾片，特別製作了三萬餘字、廿三頁的特輯〈滾滾紅塵裏的漢奸疑雲〉，該刊總主筆王杏慶(南方朔)乾脆否認「漢奸」這一名詞的合理性，他說：「當土地已失，統治者又怎能說別人為『奸』？」，並為胡蘭成炮製了整整兩版吹捧文字，說他不齒於華人社會隻是因為他「在一個時代裏太突出，太高太遠，現在的尺度量不到他的高度」，然而連胡蘭成本人都供認「平生知己乃在敵人與婦人」之中。

   更有甚者，連中華民國的政府官員都口沒遮攔，行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處處長官慶成公開對新新聞記者說，我的影評文章「極為空洞，全是八股文難以引述！」同一個官慶成在金馬獎頒獎前後兩次以公函向我表示「至為感謝」，這真是「官字兩個口，咋說咋有理」。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殺五十三周年紀念日，這部鼓吹「作漢奸也無所謂」的影片竟榮獲國家級的「金馬獎」八個獎項。

   兩岸三地奉旨諛上的周作人、胡蘭成熱

   滾片是台灣商人在香港開設的電影公司與中共合拍的。一九九○年四月至六月，該片在吉林長春開拍，連新華社編印的《了望》周刊海外版都為它大吹法螺，該刊六月廿五日出版的一期，圖文並茂介紹了這部「兩岸情」拍片散記，聲稱為求逼真，共方派人跑遍長春找到一幢日本和式老樓，經過一番移花接木的加工、改造，成為四十年代的日式花園洋房，而樓房裏的家具、古董都是真的。為了拍攝戰爭場麵、逃難境頭，中共當局出動了六千名武警裝扮群眾角色與中日兩軍官兵。

   中共如此興師動眾、不惜工本協拍《滾》片，無非是為了在中國人的社會恢複胡蘭成的名譽，然而胡蘭成這個死去近十年民族敗類，究竟何德何能要勞動中共為他塗脂抹粉呢？十五年來我一直沉思這個問題，《滾》片的出籠具有什麽樣的社會背景呢？

   一九八六年四月，南京《文教資料簡報》第四期精心編發了一組訪問記，其一是(一九四一年的中共北平特委書記)王定南對記者沈鵬年說，那年偽華北教育督辦湯爾和死了，他根據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與燕大教授張東蓀的意見，安排周作人站到前台出任偽職，也即周作人任偽華北教育督辦是秉承中共的意圖。其二是該刊同期登載三料間諜、中共國安部離休高幹袁殊的話：「周作人不是漢奸，周作人同我黨有不少關係」。其三是二○○○年該刊第三期刊出「葛鑫」文章，指中共中央有關部門與「中央負責同誌」要給周作人平反，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修訂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中有關周作人的注釋已淡化周作人的漢奸身份。

   於是，海峽兩岸三地同時掀起一股周作人熱，周作人的《苦茶隨筆》、《知堂回想錄》、《知堂文集》大量重印，文化商人唯利是圖，可惜兩岸的曆史學家都絕口不談周作人赴醫院慰問屠殺中國軍民的日寇官兵，到電台演說「強化治安支援大東亞戰爭」以及聘請日本人修訂教科書對年輕學生厲行奴化教育等罪行。

    江澤民父江冠千是胡蘭成親密助手

   這樣的混沌局麵持續到江澤民下台塵埃落定：二○○五年九月廿九日，《人民政協報》才刊出一篇國家文物局官員陳漱渝的反正文章〈看謠言如何浮出水麵——關於周作人出任偽職的史實之爭〉，對周作人熱潮作了另一種解釋：(一)據王定南函稱，他從未派遣周作人去任偽職，事屬沈鵬年故意捏造。(二)一九八六年袁殊全身癱瘓，雙目幾近失明，當他聽說沈鵬年引他的話稱周作人不是漢奸時，表示十分氣憤，指沈鵬年是文壇騙子。(三)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說：中央有關修訂毛選的指示中，根本未涉及周作人漢奸曆史問題，更未打算給周作人平反。至於沈鵬年與葛鑫怎樣揣摸「上意」、為何編造謠言，便無人深究了。

   至此，所謂周作人的平反問題，擾嚷了廿年方才告一段落。前所述的王定南投書與袁殊的闢謠函都是一九八七年的事，為什麽要拖宕十九年直至江澤民下台才在中央級的刊物上予以公布呢？這個啞謎直至幾個月前，我見到一本胡蘭成在日本印行的小冊子《曆史的漩渦》才恍然大悟：原來江澤民的父親是胡蘭成在汪偽中宣部的心腹幹將兼社論委員會主任委員。為胡蘭成、周作人平反旨在為江澤民的父親平反造輿論。既然毛澤東能包庇漢奸陳永貴，那麽坐鎮中南海皇宮的江澤民不能為他父親鳴不平嗎？江澤民混入「革命」隊伍是在抗戰勝利之後，他和周佛海的兩個兒子投奔新四軍出於同樣的動機——為了「洗底」，隻不過江澤民做得更徹底更掩人耳目，他把父親都「換」了，在年年都要申報的人事檔案表格上填寫其六叔江上青為父親，而把培養他上大學、讓他錦衣玉食的親老子江世俊一筆抹煞了。為什麽這麽多年，海內外的曆史學家都看不透這一詭計呢？這是因為漢奸江世俊老謀深算，他擔任汪偽職務四年間，改用江冠千的假名，這一障眼法便瞞騙了後世曆史學家幾十年。

   為軍閥漢奸暴君翻案，並非始自江澤民，始作俑者乃是暴君毛澤東。毛澤東處心積慮為殘暴不仁的秦始皇、殷紂王、曹操、武則天、秦檜翻案，也就是慮及他自己死後的曆史評價，他要搞亂黎民百姓的道德標準，迫使全黨全民都成為「指鹿為馬」的扯謊者，而一群「史盲」必然是最俯首帖耳的順民，對暴政最不具有反抗力，唯其如此，暴政才能長治久安。

   中共曆屆領導人的政治節操都是不合格的，如毛澤東見日軍就退，成天忙於從側背偷襲國軍奪取土地，還熱衷於同日軍做鴉片買賣*；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向忠發被國府治安機構逮捕後際求饒欲免一死；中共特務頭子康生被捕後自首變節，還濫用職權殺害知情人盧福坦；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每月向香港日諜機關提供兩份國軍抗日情報，以換取兩千大洋的特務津貼；江澤民長期隱瞞父親的漢奸身份，還全力為漢奸賣國賊策劃翻案；曾慶紅的父親曾山同日寇合謀夾擊國軍等等。

  

   *有關中共與日寇勾結以及做鴉片買賣的細節，詳見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著蘇聯現代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記》。彼得於1942-45年出任共產國際駐中共統治地區聯絡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後官至蘇聯駐緬甸大使。

原載《胡誌偉文集》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