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屆五中全會前後的胡漢民與西南時局(下) /羅敏

四屆五中全會前後的胡漢民與西南時局（下）

羅敏

迫陳“上虎背” 

    西南局勢雖暫時轉晴，但陰霾未散。齊電雖發，但陳濟棠以下粵軍四大將領——餘漢謀、李漢魂、香翰屏、繆培南“均未簽”，李宗仁“對此件大為不懌”。[1] 9月17日，蕭佛成致函胡漢民謂：“此間有大力者（指實力派而言，作者注），對於應付門神尚無若何決，虎頭蛇尾之誚恐難免。但吾得齊電一伸伸虎頭，使天下知有正義，亦沉悶中一快事。”[2]

    陳濟棠借“齊電”之發，兩方為難之際，果然開始討價還價。對外積極主動，一方麵向蔣解釋稱“齊電為逼於環境，求其諒解”[3]；同時，借口對中央有事，開始主動向日接洽軍援[4]。對內則熱過轉冷，始以發電引起紙幣跌落為辭，遣人埋怨元老[5]；繼則幹脆稱病休假，避而遠之[6]。 

    鑒於中央方麵未有回應，陳濟棠又消極怠工，元老諸人也備以軟、硬兩手：一方麵向中央“爭黨籍”、“爭代表”；同時，準備爭之不得，自行開會，迫陳“上虎背”。對日交涉，更是加緊進行，欲“乘某夥伴（日方武官助理宇都宮，作者注）方來，先與商二三百萬，倘得手，則以一小部（百數十之類）留為某行開辦及黨事、會事消費，以一大部使目光灼灼者稍為沾潤，則其心安而行動亦定”。[7]

    9月25日，西南以“自齊電發出後，中央竟置而不議，受而不答，其在各地，並嚴禁報紙登載”為由，再發“有電”。“有電”之發，因其重在宣傳、挑戰，言辭雖依然嚴峻，但具體要求，已較“齊電”不可同日而語，實為向中央“爭黨籍”、“爭代表”。時論頗能洞穿此層： 

    查有電之第二項厲行民主集權製度，有大會召集之前，應充分予黨員以選舉代表之完成[全]自由權，杜絕過去一切指派之卑劣舉措，及過去效力革命致被中央一二人假借權利非法剝奪黨權之黨部黨員，亦應準其一體選舉代表出席大會。此外凡因抗日救國而受非法處分，致被開除黨籍，及其被拘禁之本黨黨員，應一律恢複其黨權與自由等鄭重披露，足見西南主旨，期在五全代會中，力爭維持西南局麵之準備。蓋西南各省及同情西南之各方同誌，其係上開之黨員不少，為增厚西南出席代表人數力量，自非出此辦法不可，故再發有電以補齊電之不足……關於措辭方麵，已不若齊電之嚴峻，不無商討之餘地。[8]

    “爭黨籍”、“爭代表”，進退兩宜。寧方若應之，可增大己方的活動力量與效能；不應，則堂而皇之，自行開會。諸元老意在後者。蕭稱：“此爭一為名義上法律上起見，二使各地振奮，斷非希望其出席。”鄒因有自開西山會議的往例，態度更為堅定，謂“吾人爭代表，非在出席，而在不出席。爭之不應，吾人則宜有最後之應付。我之西山其例也，然非此則不能爭得吾人之立場，即萬一無地盤開會，亦要尋一處如碧雲寺者為之。”[9]胡亦極為讚同，雲：“爭代表，爭黨籍，爭之不得，則自行開會皆是也”[10]。 

    自行開會，意味要突破體製內的爭鬥，自立門戶，與中央分庭抗禮。胡漢民雖知“軍事準備未周，挑起戰爭隻是強人所難”，但仍不願輕易放過重為“虎頭”的機會，欲“為之取得政治立場，留作軍事討伐之張本”。[11]但陳濟棠以恐“國際上不同情”、“國民意思反對”、“財政問題”為由，堅持“軍事上但主守而不主攻”。除了“老三樣”借口外，陳更以桂方調返四團為托辭。[12]從陳濟棠“稱疾而又有影響金融之說”等種種藉口中，胡已感知到“寒暑又有些不同矣”。[13]

    胡的打算是，既欲自行開會，占得“政治立場”；同時又“絕不可做出內部枝節”，使陳濟棠過於為難，“若果使負完全責任，並無伸縮餘地，人將更加退卻不前”。[14]胡之苦心，能細諒而曲達者，真不易得其人也！就連蕭、鄒這樣的“誌同道合”之輩，也對陳濟棠的一再“延宕”，忍無可忍，不惜以“散夥”相爭。蕭稱：“為吾人立場，不得不幹，如紳意不合我人，自當走開，以免阻礙其進行，我非孫科，不必以休息為規避麻煩也。”鄒表示：“此事可一言決之，會若不開，則吾人失卻立場，開與不開，其斷在我。總而言之，開則有辦法，不開則無辦法，紳猶同意則固佳，即不同意，甚至於無地點可容，則總理故鄉亦要幹去。”[15]

    胡得函後，“苦思良久，幾於失眠”。經過一番冥思苦想，於5、6兩日，接連三次致書陳融，以防事態激化，引發內部紛爭。胡一方麵表示要堅持開會，“我人常憂‘虎頭蛇尾’四字，今隻從黨找辦法已非上乘，若並此無之，則立場全失，敵方全勝，天下其謂之何？”同時，將蕭、鄒二人的意見，由對陳決裂，“折衷”為“抽象的征其意思，便已盡我人對同誌之義務”。胡漢民判斷，事到臨頭，陳“必無明確極端之表示，不過不敢負責耳”，“得其完全讚成固佳，得其含糊默認或含糊推宕都無問題”，隻要“開得成會，則任渠與門之一方如何說法”。[16]針對陳濟棠“不忘情於對門講話”，同時與自己“亦正有商量講價的意思”，胡指示了處理對陳關係的“四項原則”：“1、不太外視之；2、不使負全責；3、不須費巨款；4、仍留講話餘地。”為化解蕭、鄒二人的焦慮，胡一再強調稱：陳之性格素來是“小心太過，優柔寡斷的毛病，必不至於極端拒絕。而臨時以老辣簡便之手續行之，且多歸責於弟，事當可能，亦不至弄成內部意見。”[17]

    “原則”問題解決後，胡更詳擬了具體操作辦法，認為“一切當取以簡馭繁之手段”。關於代表問題，胡主張：“人不求多，來粵不求其早”，“其實即不必招呼遠地而隻由在粵之本省外省同誌集會，已可以充數而為全國之代表。且慮外來者不盡可靠與能聽話，反為囉嗦。”[18]此外還須“留意”：軍隊黨部似不必邀其推選代表，“因料紳屬必難派人參加，不屬來而紳屬不來，更比齊電署名為難看”。[19]對已選舉到省的代表，因尚未知曉在粵開會的真相，“彼等目的原本為到寧出席者，則不如趁早遣之”；“若為忠實同誌，將來真堪派定者，或係南洋美洲從遠道來，既無毛病又不便令其往返徒勞者，則可假借公共地方，如中大舊址為招待處，自可較為省費”。代表的招待規格，胡強調“窮人有窮的做法”，“往例之日須招待費若幹元，此不能援為成例，而我人於此亦一試金石也”。關於經費問題，胡認為“既要其勉強將就種種，又要其大破慳囊，則事必敗壞”，因此“須力求節省，須以十數萬為標準，過此以往，則無從籌措”。胡反對鋪張聲勢，告誡稱：“開口奶一吃錯，開盤過大，即費大款仍無益於事，仍無以滿拉雜分子之欲望，萬不宜貪圖熱鬧，至於實際受虧。” 時間問題，胡強調：“開會亦不在乎幾多日，愈捷速完事愈佳也”，“至準備要好，要幹淨，而開會須在寧方之後，不必急之”。 時機的把握至關重要，為達出奇製勝之效，胡主“實者虛之”，暫為沉默。對內“進言不可太早”，“非畏紳也，畏人有太愚拙不諳事理者，令我人內部鬧出笑話也”[20]；對外不可隨意發電，因“如我人不更進行，則電報談話多多不礙。今我人已確定進行辦法，嚴厲批斥彼方，無以過於齊、有兩電所雲，若火氣轉遜，人且疑為想與彼方講價。”[21]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若日方借款得手，形勢將更為主動。[22]為確切了解日方的態度，胡決定趁和知返國之際，派陳中孚偕行前往接洽，指示：“此行重在聯絡，促進其實際行動，由事實合作達到平等友善。倒[例]如俄、土、奧不取外交傳統政策，亦即大亞主義之真諦也。”[23]

騎虎難下 

    胡漢民精心“設局”，隻待時機一至，迫陳“上虎背”。可誰知，世事有如白雲蒼狗，變化莫測。出奇製勝的一招，最終反令自己騎虎難下。 

     “齊電”、“有電”交相發表後，麵對西南咄咄逼人的氣勢，寧方不與爭鋒，“埋頭實幹”。[24]為達分化西南的目的，蔣一麵令中央黨部秘書處複電敷衍，同時派與胡關係較睦的王寵惠前往疏解；另又派駐贛剿匪北路軍第18軍軍長羅卓英南下晤陳。蔣不僅專意“西南”，更具全局戰略眼光。10月4日起，蔣開始出巡漢口、洛陽、北平、西安等地。胡漢民分析其對手道：“門到漢、到豫、到平、到西安，俱必有作用，蓋不止雙管齊下。其對西報談話，欲以戎手歸咎西南。”[25]對延期一事，胡深恐蔣“用對閩時之故智”。胡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記得當時中全會再三展期，而一到十九路軍被打破，則哲生等望其稍延數星期而不可得，故蔣曾公開的說：‘閩變未定，西南有許多說話，閩既取得，即便寂然。’今茲必因布置未周，或運用上尚無把握，故又欲延會耳。”[26]

    明知蔣之用意若此，諸元老因在“內耗”中透支過度，身心疲憊，已無可奈何。[27]在萎靡困頓中，當“和平使者”王寵惠問及“延會”意向時，蕭表麵“故作忙語”，答曰：“今日兩廣軍事當局之積極備戰者，所為何事，固不待言。吾人固渴望和平，惟視寧方之能否徹底覺悟焉耳。”其內心實求之不得，致函胡道：“以弟近日之觀察，紳士中怯已甚，苟非和記貨件到手，則在此緊要關頭決不敢再示強硬，若藉五會延期數月，俟貨件到手再行尋釁，亦未始非計。”蕭所擔憂的不是對蔣，而是擔心陳濟棠“假使五會延期，貨物得手，而彼仍擁兵自重，則將若之何，此則深可慮也”。[28]胡漢民甚至一度擔心“延會”之議落空，謂“今已距開會不過旬餘，若尚未聞延會之確訊，則恐連延會一句話亦係緩兵之計”[29]。 

    延會之舉，寧方收獲好評如潮。時論謂：“今茲展期開會，實出中央委屈顧全之意，苦心灼然可見。”[30]經曆此番開會與延會之爭後，西南局麵更加分化。陳濟棠已使林翼中明白告誡諸元老，欲與寧方妥協，並抱怨元老謂：“前日齊、有兩電發出，惹起金融恐惶，致省行須輸出現金三百萬雲”。見粵陳態度如此，蕭佛成失望至極，隻得密對同誌言：“君等欲求出路，須待討賊軍到達長嶽或四工先生（胡漢民，作者注）得握權，在此時不宜有所活動，以自取罪戾”。在蕭看來，粵陳之為人雖不能如蔣之為惡，“但亦奸而不雄，且自詡智略”。總之，陳與蔣皆“一丘之貉，但知保一係之貴富尊榮，而恐為他人知其內幕，故對於有主張、有節氣之士，皆在必排之例”。蕭佛成絕望宣稱：“吾人利用此種人，使與門鬥，是何異劉玄德欲藉袁本初之力以討曹也”。[31]

陳濟棠對桂方的托辭是，湖南方麵何鍵“尚無若何表示，倘門以數師兵來犯，甚難應付”。據元老觀察：見粵陳如此“中怯”，李宗仁“極為婉慨，無怪其不如月前之奮興”。[32]21日，李宗仁乘車赴河口轉輪返桂，回粵日期未定。桂李的突然成行，令胡漢民心生忐忑。桂方駐粵代表王季文雖力言李並不信種種謠諑，但胡依然疑慮重重：“三人成虎，門平素已極分化之能事，況紳態度向來難測耶。故不何以必於此時返去，若無他種必要，則大可尋味矣。”粵陳的態度經林冀中之口已“情見乎詞”，值此內外交困之際，桂李又蹊蹺離去，胡不禁憂歎道：“事更棘手矣”。[33]

    令胡漢民“棘手”之事，遠不隻此。大會宣布延期後，胡欲由執行部出麵，召集開一“代表同誌聯合會”，表示“團結其精神”，而後“分別資遣之”。然代表們怎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11月初，各代表連日在中大開討論會，大肆攻擊鄒魯“包辦”（因鄒魯具體負責西南黨務）。[34]蕭佛成對此事非常焦慮，“恐這班人終歸鬧出亂子，擺出流氓式係人恥笑”。鄒雖受到攻擊，態度“極為坦然”，認為代表的要求“皆屬善意”，因此對於代表們應妥善安置，“不宜僅以遣散名目行之，宜作為因黨務或軍事派出各人往各方辦事”。蕭認為鄒的辦法“甚不斬截”，“既由軍黨各事派出，則必有工作，將來此班大貪繼續要求，則如何能夠繼續供給，故此點切須考慮”。[35]

    蕭、鄒雖對遣散代表意見不一，但皆為代胡受過，胡不好再說長道短，隻得未置可否，稱：“各省市代表事，鳴老憂慮之，衣兄樂觀之，皆是也。”對鄒遭受“不平之鳴”尤能“處處坦然”，胡大加頌揚後，提醒其注意“一切善遣”，否則“人多而雜，既無使負何等責任之可能，又不能保持秘密。甲得請則乙怨失望，得滿意者少，不平失望者轉多”。最後，胡以“聞亦有多數明白者不肯亂鬧”自慰，並以“已是一場試驗”作結。[36]

    “試驗”過後，“真金”無幾，“泥沙”翻湧，此時此刻，胡漢民內心之甘苦，可想而知！ 

決於川黔 

    大會延期，政治解決的隱憂剛剛解除，軍事進攻的警報頻頻傳來。西南軍情惡化，起因於“剿共”形勢的突變。本來，西南與“共”並存，一時無憂，“有共產黨攔住”，蔣“因共不能即來”。麵對元老“豈非我以共為緩衝”的困惑，陳濟棠得意宣揚：“共豈能剿滅哉，我整理鞏固我之邊圍耳”[37]， “我非合力剿共，實則我欲占地盤耳”[38]。 1934年10月下旬，“贛南赤軍被中央軍所迫，使其突走”後，西南形勢驟然惡化，一方麵不得不與共敷衍，更時刻“須防蔣軍藉追擊共軍為名，乘機跟蹤而來，使我猝不及備”。[39]

    麵對危局，患得患失的陳濟棠已應對乏術，焦頭爛額之際，隻得密派林翼中“赴港問計”。因擔心自己態度前倨後恭，遭人見笑，林之赴港神神秘秘，對蕭亦“不敢實告”。蕭在函胡笑談此事的同時，也據實告稱：“毋論如何，觀門方現在之用意，似對粵實幹，而放棄前此先圖湘圖桂之戰略，如門方對粵果用實幹，則甚可慮也。”[40]胡畢竟有過“說不盡從來積慘”之經曆，政治經驗豐富。當蔣有意“延會”時，他早已計及“延會中間黨與政治亦非無辦法”，“為今之計，最宜擴大剿共宣傳，要促內外輿論迫到門非移其主力，親自督師入川，而我軍則與湘、桂、鄂扶同而進，正麵之壓迫可緩，軍事上自無危險”。“促蔣入川”確是妙計，“即屬正義，亦是難題”，但“恐門不肯為之耳”。[41]

    “迫蔣入川”首須發動宣傳戰，製造輿論。由於粵方“縮短防線”，紅軍乘機西撤，陳濟棠這才“憂容頓寬”，但宣傳一事卻因此“弄得無限波折”。陳融致函胡漢民，詳述原委道：宣傳一事“初則由翼記（林翼中，作者注）語弟，謂紳讚成此舉，故報告於兄，得兄覆函後乃再商於翼，可否在省港各報盡量發表且加以批評，翼記答允照辦。弟乃做好新聞後再交翼記閱過，於即日交報發表，而即晚盡被檢去。翌早鳴翁憤甚，乃麵質翼記，翼記乃枝梧其詞。弟覺得已中貓尾計劃，此後乃不再發現，隻有《中興報》諄諄而已。昨日鳴翁再做文章，交省南風社，而各省報仍不見登，則又被檢去也。”[42]蕭佛成為此“極憤”，尋著李漢魂連連質問道：“黨政軍何故不能一致，吾人事事為擁護該紳，而該紳何故而不開誠？如宣傳一事，新聞由執部、政會發出，而又經該紳允許，而結果如是，部、會要來何用耶？”“門神於與粵為仇者，無不延納，而該紳則偏對於同鄉者忌之、遠之，豈非失敗之一端耶？”[43]

    事已至此，胡不由得羨慕對手道：“客有自金陵來者，謂門派報紙極力宣傳和平合作之調，而水雲派（汪精衛，作者注）則極力挑撥攻擊西南，真各言其是耶？抑會意之扯貓尾耶？惟電報言門已回行營，則第二說為近。所可歎者，他人之貓尾以對外，此間則對內耳。”[44]胡見陳濟棠不願公開向蔣示威，隻得借準備出席五中全會之機“別授訓條”，“使能避開本身”，“如運動四川人要求入川之類，與紳無直接關係”。[45]陳濟棠這次果然欣然同意，西南執行部例會得以順利通過“請寧方移兵剿川匪”，具體辦法均由他人代言。[46]

時局危急，外力自然關鍵。但此時為胡所重的“和記路線”卻在日本方麵遭受質疑：一是蔣未必即於此短時期內動手；二是陳濟棠似未下大決心。胡於是“力為和言”：“門已進兵，稍觸即發，此點須詳為報告。至鄉紳決無變心，但恐其氣餒，渠最注重兩事：一得機械則軍心安，一得款固金融則民心安。金融事尚可從長計較，機械則須速成，以壯其氣及一般將士之氣。此時隻要鄉紳不怯，能保守得住，吾事即濟，不必奢望其出兵中原。”為打消日方的疑慮，胡授函王季文，安排和知與粵陳會晤。[47]

    11月25日晚，在胡的引介下，陳濟棠與和知晤麵。陳一反原先的冷熱無常，將和知“當自己人一樣”誠心言道：“十九年以來始終一貫，所缺者惟械與力、衣（指槍械與物資，作者注）”，懇請和知告知“日方進行實在到如何程度，及力、衣有無切實辦法”。和知明確表示：日方對援助西南“已十分決定”，請陳“萬宜決心討門”，“十二月中○行可成立”，飛機則勸陳“必買為佳”。陳濟棠懷疑日機速度不及蔣的意大利飛機，和知極力辯駁，謂最新日機注重升降。西南對日的秘密交涉，自然影響到其公開的對日主張。在商議對付五中全會辦法時，西南決定對日隻用籠統的“救國”、“收複失地”等名詞。[48]

    黨事延緩後，寧方借剿共戰事“大功告成”之機，將“安內”重心轉向地方實力派。11月27日，蔣、汪聯名發表“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宣言”（即“感電”），公開宣示“和平統一”的政治立場。同時，又以“短兵相接”姿態，調整軍隊編製，下令撤銷贛、粵、閩、浙、鄂剿匪戰鬥序列之東西南北各路軍總司令部。僅委任顧祝同為駐贛綏靖主任，蔣鼎文為駐閩綏靖主任[49]。對陳濟棠的出處則虛位以待。為表明合作“誠意”，以示形式“鄭重”，蔣一麵派遣孫科、王寵惠南下“勸駕”，一麵親筆手書，並聯名中常會諸常委，致書胡漢民，“深盼先生駕臨京滬”。 

    對寧方借“均權” 之名行“統一”之實的一套說辭，胡漢民認為，從學理上“推倒其說並非難事”。[50]但若事實上加以駁斥，一則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甘願充當“和平統一”的破壞者，正中寧方“嫁禍於人”的圈套；二則還須看實力派臉色行事，“以實力者之立場”，“不欲速寇敵之至，即不能為正麵之反對”。[51]

    “和平統一”政治立場一失，西南即刻陷入“集體失語”的尷尬境地。其公開宣傳隻得在承認“和平統一”的前提下，循著寧方預先鋪設的“合作”軌道，發出“一個最簡單的先決問題”、“我們最低限度的期望”之類乞憐般空洞、乏力的呼籲。[52]鑒於公開立場已失，12月6日，西南在回應汪、蔣“感電”時，隻能重提舊事，要求立即實行上海和平會議及四全代會所製定的“和平統一成案”。但另一方麵，胡漢民在進行幕後交涉中，不僅條件先行，且定求“事實之證明”。胡在與王寵惠、孫科會晤時，駁斥寧方空談籠絡感情，僅注重形式上的握手言歡，不惡而嚴地聲明其主張：“根本則接受二十年成案、與齊、有兩電，而治標則凡三事：其一須即開放人民言論集會之自由；其二須確定入川剿共，對兩廣不作大兵壓境之威脅；其三對於此間朋友同誌不得敵視，而猖獗殺人之組織須即解散之。”胡之“主張”，宗旨雖嚴正，但措辭和緩，不會被蔣“指為絕人已甚，而為種種之藉口”，又“可試其誠意之有無，而得事實之保障”[53]，確是識透了對手的心思。 

    胡漢民對蔣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時任中央黨部秘書的王子壯曾親曆其事，在其日記中詳述“請胡來京”的經過： 

    ……請胡來京之函由各常委署名，汪先生起草，經餘於上星期四繕正者。辭意委婉，有五中全會期近，務懇先生即日來京……定策決疑等語。葉先生（葉楚傖，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作者注）持請各常委簽字後，又囑餘另繕第一張。因蔣先生對以上諸語，似嫌過火，均用紅鉛筆塗去，改數字為務懇先生駕臨京滬，商洽一切等字。於此應注意者，蔣先生隻希望駕臨京滬，是不欲其重掌政權，形跡至顯。[54]

    胡深知欲處於強勢的對手證明其“誠意”，關鍵不在“得理”，而在“得勢”，因此“軍事布置尤為重要”。“粵桂湘須先有軍事之統籌辦法，融成整個的力量，勿使寇敵施其各個擊破之謀”，同時“宜具體的確定對滇、黔方略”。[55]12月11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聯名發表“真電”，以追擊“共匪”為由，請纓入黔。“追剿”隻是借口，實際意圖為協助黔軍驅共入川。[56]胡雖對“真電”的形式頗有微詞，“有疑為太過就範之表示”，但“精神實質所關者重大，且惟如此，更得內外之同情”，蔣雖已“占不少便宜，然彼亦因此更難應付”。在黔局未定的情形下，胡認為“即宜作一切準備，能急速與彼爭黔最為要著”。 

    胡在著力“爭黔”的同時，不放鬆“覓爭立場”。孫科返京後，遲至五中全會閉幕，寧方一直未有回複之意。胡於焦急不安中，決定將幕後交涉條件公之於眾，以候輿論的裁判。“蓋此番來往，我們已被人占便宜不少，再遲則彼和平統一之假口號成，借債之舉亦成矣。且久久無言，不審淵如（孫科，作者注）與夫已（蔣介石，作者注）說些什麽，夫己氏且可以言行不踐者歸責於我，故再難點爾而息也。” [57]

    胡對“主張”的執著絕非單純意氣用事、固持己見，而是出於對政治形勢的準確預判。寧方的答複含糊其辭，確無誠意。滯留在粵繼續交涉的王寵惠對胡之舉動，由“大驚疑”轉而“大欣佩”。胡則借機“微諷”：“欲門之就軌範，須先不入其牢籠，即閣下亦宜知所自處。”[58]再電的結果，蔣的態度依然曖昧，但預留轉圜餘地，邀請王寵惠於聖誕節前麵商。王臨行前，胡告誡三點：“一、彼方不宜輒及見麵事，有種種理由；二、實事勝於雄辯，如我宣言；三、無論彼方對君若何推重，總以先返歐洲一行，至不得已而後返。如此，則東西洋政治家道德都說得過去。”[59]不欲輕易見麵、要求事實之保障、欲調人暫時離去，顯然，胡之“爭立場”實為應對西南危局的緩兵之計，欲借機配合爭黔的軍事部署，主動逼迫寧方表示“誠意”。 

    胡雖在“相當範圍內”“以西南利害為前提”[60]，而同時也為自己的出路問題憂慮不已。蔣之“拆術”極其毒辣，陳濟棠卻偏“知之而自蹈之”，態度忽左忽右，從“不以其秘示人，俾門有以操縱其間也”。胡在慨歎“合縱之難過於連橫數倍”的同時，更感苦悶的是，對此“自顧其私不盡開誠相與者”，自己不僅“仍不可率然識破”，同時更要“以維係之不失為善計”，否則便“同上門之大當”。[61]

    胡對粵陳“傾向已定”的擔憂也不幸應驗。陳為獲取實惠，於五中全會開幕後，12月10日，忽然決定派財政廳長區芳浦參會，向寧交涉在滬發公債、粵糖運滬，並報告兵工廠等。見粵陳“皆為降之表現”後[62]，鄒魯無奈地向胡感歎稱：“我輩以暗馭明，雖有張良、陳平之謀，亦何補於劉璋？故我輩此時先求立場，庶進退裕如。在此時機一經放過，少老（唐紹儀，作者注）前車為可鑒耳。”[63]據此可知，胡等積極“覓爭立場”，同時也是為了防止遭陳暗算，欲通過與中央的交涉，為自己“爭出路”。 

    寧粵雙方表麵相互試探“和平”誠意，暗中積極部署奪黔，五中全會於“平靜”中落下帷幕。對今後時局之發展，雙方競相對外言“和”。[64]深思之士則對和平的前景憂心忡忡。王子壯通過細心觀察事實，懷疑孫科、王寵惠的樂觀論調為“文飾”，惋歎“在社會方麵於不知真相中，僅聆得孫王之言論，以為欣然可喜，詎知事有不然者在也”。[65]胡漢民一語道破時局之症結所在：“僵局能否打開，專視剿共之能整軍以出與否為斷。”[66]

餘論 

    為應對西南的被動局麵，胡漢民欲於“矛盾政策”中，找尋出路。因無武力可恃，胡身陷矛盾之中，進退失據。無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會召開之機，“從黨找辦法”，“以黨取攻勢”。未料，“自行開會”之舉，鋒芒所向，未曾傷及中央，卻幾令西南“散夥”。這一情形應是西南反蔣“表象”背後的真實底蘊。 

    全國代表大會，從法理上言，當為國民黨之最高權力機關。麵對來自反對派的質疑，中央以“延會”之舉，巧妙避其鋒芒。以政治手段言，此舉可謂明智，凸顯中央委曲求全之姿態，亦令對手無辭應對。“延會”之所以如此輕而易舉，因從實用角度來看，“開會早遲，於黨國一切大計之進行，毫無影響”。可見，在當政者心目中，黨之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遠不如其法定意義般至高無上。作為權宜之計，五全大會自可延之又延。待標誌著“團結統一”的五全大會最終得以召開，國民黨內的憂時之士已對“黨”失去信心：“本黨之民眾的基礎漸漸失去，此為不可諱的事實，而能發揮黨的效用者隻有政治的作用，如此次五全大會其最著者也。以中央與廣東之對立，乃以黨內大會之故，挽其來京，相聚一堂。蔣先生亦欲利用此會使各方利益均沾，如中委之分配等俾各滿意以歸，黨的作用亦不過如此而已。即此些許作用，亦未嚐不因外交壓迫之嚴重有以致之。蔣乃利用時機，促成團結，合力以對外。”[67]

    開會與延會，“和平”與“剿共”，西南與中央間表麵之文字戰爭，均為緩兵之計。最終決定時局走向的，是川、黔局勢的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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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11日，《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7件。

[2]《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17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24件。

[3]《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22日，《函電稿》，第13冊第40卷，第28件。參見《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9月）21日，《函電稿》，第6冊第16卷，第23件。

[4]《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26日，《函電稿》，第13冊第40卷，第27件。函中，陳濟棠向日方表示：“門現時如何對付西南，我西南尤其是廣東應以全力應付，故必求器械充足”，“飛機外，並要求大炮，求最新式，求全幫一齊到達，以免不能敵門及或為門所乘”，“會之前後必有事發生，如可，應要求請快快決定”。

[5]《陳融致胡漢民函》，《函電稿》，第13冊第40卷，第31件。

[6] 據10月1日，《申報》“香港電”：陳濟棠自9月27起請假，至10月1日始返總部辦公。轉引自《<申報>廣東資料選輯》第14輯，第74頁。

[7]《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25日，《函電稿》，第13冊第40卷，第30件。

[8]《有電發表後之西南黨政軍當局聯絡及準備》，1934年9月27日《香港工商日報》，“粵聞”專欄。

[9]《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9月）22日，《函電稿》，第13冊第40卷，第28件。

[10]《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9月）23日，《函電稿》，第5冊第15卷，第23件。

[11]《胡漢民致陳融函》，《函電稿》，第6冊第18卷，第15件。

[12]《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10月）1日，《函電稿》，第13冊第40卷，第29件。

[13]《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2日，《函電稿》，第5冊第15卷，第19件。胡認為：陳“不能取攻勢，自然有許多估算，惟決不能以此三連製之四團為藉口”。因這一問題的根本解決之方是助桂增兵，李宗仁曾為此“再三求其幫助”，終因“聽者藐藐”，亦不能“覥顏多說”。胡因食過陳之“貓麵者”，亦不願多言，隻得寄希望於日援“有著再算”。

[14]《胡漢民致陳融函》，《函電稿》，第6冊第18卷，第15件。

[15]《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10月）4日，《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47件。

[16]《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5日早、午兩函，《函電稿》，第5冊第11卷，第9件。

[17]《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6日，《函電稿》，第5冊第11卷，第11件。

[18]《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5日早，《函電稿》，第5冊第11卷，第9件。

[19]《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6日，《函電稿》，第5冊第11卷，第11件。

[20]《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5日早、午兩，《函電稿》，第5冊第11卷，第9件。

[21]《胡漢民致陳融函》，《函電稿》，第6冊第18卷，第15件。

[22] 胡漢民此時對日援非常看重，借白崇禧“隻要拖得住爵紳，大事可辦”，“外交有辦法，即操勝算也”諸說，力勸蕭“果此事須即著手，不可萌消極之意態”（見《胡漢民致陳融函》，《函電稿》，第5冊第15卷，第6件）。蕭與和知晤麵後，表示“斷無消極意”，且認為“此事吾人自應破釜沉舟”。蕭擔心的是，“惡佬眼熱要錢”，自“欲一手攬盡”，否則“多方阻撓”，因此建議：陳“果不來，則尤佳，渠不來，則不、香（李宗仁、白崇禧，作者注）亦足為之。一有辦法，渠當要來求我，豈不甚善？”此段敘述根據下列兩函穿插整理而得：《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10月）6、7日，《函電稿》，第10冊第30卷，第25、26件。

[23]《胡漢民致何世楨、陳中孚電稿》，1934年10月17日譯發，《函電稿》，第8冊第25卷，第50件。

[24] 10月3日，蔣介石致電汪精衛，商議五全大會展期事宜，電稱：“查此次大會雖格於黨章規定，不能再展，然曩歲三全大會實際固照黨章已逾期兩年之久，始行召集，業有先例，本屆大會去歲亦以陳（濟棠）李（宗仁）等一電之請求，而延期一年，倘今年西南方麵仍可正式申請，似以勉詢其意，繼續展緩為最宜。但使黨內黨外鹹知此舉非出之中央，則各方當無可責難，將來彼輩亦無法反唇相譏。且開會早遲，於黨國一切大計之進行，毫無影響，而不授以隙，則賴以安定人心，完成剿匪者所裨實多。”見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3，台北，1978年版，第105頁。

[25]《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15日，《函電稿》，第5冊第15卷，第10件。

[26]《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15日，《函電稿》，第5冊第15卷，第7件。

[27] 蕭致函胡稱：“弟月來受時局之刺激，致患失眠病，每夜隻能入眠三四小時，一日三餐僅恃糜粥，精神極其困憊……弟近感於國事及社會現狀，憂悶已極，所以未即行者，徒以有先生在，且黨國一線之生命尚未至未絕望耳。每宵入眠僅三四小時便醒覺，既不能讀書消夜，複不能僵臥待旦。”見《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10月17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33件。

[28]《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10月17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33件。

[29]《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22日，《函電稿》，第5冊第15卷，第16件。

[30] 社評：《五全代會延期以後》，1934年 10月29日天津《大公報》，第2版。外電亦稱讚有佳，稱“中央政府此舉，殊為聰明。因此項延期，可消滅粵方之不滿，避免五全代會中提出特別問題，使胡漢民等一派人事之麵子，得以保全。同時努力於調和衝突意見之工作，並使西南政務委員會壽命延長，如大會開成，該政委會勢必取消。各政治家均認此時非召開五全代會之時，故此項延會，使有關係之政客，得稍告慰。故延會之舉，京粵雙方，殊表歡迎。”（《美學者談西南近況》，1934年11月19日《北平晨報》，第3版。原文刊載在北平英文《時事日報》上，為美國“世界現勢研究會”研究主任楊瓦特，遊粵後向該報記者發表的談話。）

[31] 胡漢民與蕭佛成、鄒魯等人的私下通信中，經常借用傳統的“三國”政治資源，在某種意義上說，戰前中央與地方間博弈可以說成是民國版的“三國演義”，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現象。

[32]《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10月20日，《函電稿》，第11冊第33卷，第34件。

[33]《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22日，《函電稿》，第5冊第15卷，第16件。

[34] 11月8日，各省市代表前往執行部請願，要求三件事：一、請開五全大會，二、貫徹齊、有電主張，三、代表要公推。見《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11月）8日，《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49件。

[35]《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11月）8日，《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49件。

[36]《胡漢民致蕭佛成、陳融函》，《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10件。

[37]《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5月）24日，《函電稿》，第10冊第31卷，第16件。

[38]《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3月）24日，《函電稿》，第10冊第31卷，第18件。

[39]《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10月30日，《函電稿》，第10冊第32卷，第2件。

[40]《蕭佛成致胡漢民函》，（1934年）11月3日，《函電稿》，第10冊第32卷，第3件。

[41]《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0月）27日，《函電稿》，第5冊第15卷，第13件。

[42] 《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11月）13日，《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48件。

[43] 《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11月）13日，《函電稿》，第9冊第29卷，第35件

[44]《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1月）14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5件。

[45]《胡漢民致陳融函》，《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16件。

[46]《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11月）26日，《函電稿》，第10卷第31冊，第41件。函中所列具體辦法如下：“其一，由川籍中委在五中全會提請寧方移兵，專辦川匪。其二，造成內外川人請願運動，其辦法則以非正式之方法出之。其三，應把握全國商人、工業家、銀行界畏共與不願內戰心理，在津、滬各地造成請求移剿川共及防止內戰運動，以督促寧方移兵剿辦川共。”

[47]《胡漢民手跡》，《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14件。

[48] 《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11月）26日，《函電稿》，第10卷第31冊，第41件。

[49]《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3，第134頁。

[50] 在胡漢民看來，均權之說“本由西南提出，本意並不如是。政本既定，乃可言法製形式。今斷章取義，作為我方已承認其為中央，而求確定地方之權限者，則遂占上風矣。”見《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1月）28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24件。

[51]《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1月）28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24件。

[52]《社論：一個最簡單的先決問題》，1934年12月4日《香港中興報》，第1張第3頁；《社論：我們最低限度的期望》，1934年12月7日《香港中興報》，第1張第3頁。 

[53]《胡漢民致陳融函》，《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20件。以函中“孫昨搭船”一語，判定其時間為12月9日。

[54]《王子壯日記》第2冊，1934年12月5日，第173—174頁。

[55]《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2）月5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23件。

[56]“真電”發表的前一日，李宗仁在會晤貴州省主席王家烈駐粵代表時，溝通雙方意圖稱：“匪誌在入川，紹兄（王家烈，字紹武，作者注）雖親出防堵，然眾寡懸殊，關於黔東方麵僅可放棄，任其通過入川，隻須注重南北兩路防務，拱固省垣，藉免無謂犧牲”，“一方可與桂聯”。見《廣州儉良致王家烈魚電》，1934年12月10日，台北“國史館”，《閻錫山檔案》，縮微膠卷，第66卷。

[57]《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2月）15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26件。

[58]《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2月）17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25件。

[59]《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2月）18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27件。

[60]《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2月）4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22件。

[61] 此段敘述根據（1934年12月）8日、9日胡漢民致陳融兩函穿插整理而得，《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21件、第19件。

[62]《陳融致胡漢民函》，（1934年12月）10日，《函電稿》，第10冊第31卷，第12件。

[63]《鄒魯致胡漢民函》，1934年12月10日，《函電稿》，第10冊第32卷，第30件。

[64]《蕭佛成談寧粵合作問題告一段落》，1934年12月17日《廣州民國日報》，第2張第2版；《孫科在中央紀念周之報告，真正統一即和平》，1934年12月19日天津《益世報》，第1張第2版；《王寵惠昨由港抵滬談，團結工作已達第三步》，1934年12月22日天津《益世報》，第1張第3版。

[65]《王子壯日記》第2冊，1934年12月18日，第180頁。

[66] 《胡漢民致陳融函》，（1934年12月）17日，《函電稿》，第6冊第20卷，第25件。

[67]《王子壯日記》第2冊，1935年11月16日，第508頁。 

《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