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不應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 / 黃紹竑

黃紹竑：黨不應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
 
(黃紹竑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座談會5月15日會議上的發言)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也必須有中國共產黨的英明的堅持的領導，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有人懷疑黨的領導權問題，那就與憲法的規定違背了。但是，領導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這雜件，如黨和政府共同發布決定而沒有把黨對各級黨委的指示和政府對於人民的指示分開來，這樣就可能導致人們或某些黨員認為黨的領導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這樣對於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這樣會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希望在整風中對黨政的關係檢查一下，並且明確地把它規定下來。
　　關於整風與法律製度問題。我把整風把好比洗澡，法律製度好比洗臉，洗澡可以幾天洗一次，整個把、幾個月洗一次，但洗臉必須每天洗一次或者兩次。整風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製度同樣是需要的，光是整風而不建立法律製度就無法永久保持整風的效果。
　　在製度上要注意哪些問題，首先是兼職問題。兼職本身就是官僚主義(除法律規定者外)，希望把這個問題檢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協常委是否可以成為專業專職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為如果成為專業專職，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說：黨派的領導人不能不兼，如果這樣說法的話，毛主席要多少職務呢？我以為在兩個常委內，各黨都有一定的員額就得了，何必限於那幾個領導人呢？其次，重視已有製度，就我經常參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會來說，到會人數往往僅到達法定人數的邊緣，其中，我估計了一下，共產黨員缺額的比較多，盡管是因為兼職多、工作忙，但是，就國家權力機關的地位來看，是會令人引起不重視的感覺的，是不是有人覺得問題已經在黨內決定了，常委會不過是形式的通過而已。
　　在立法上究竟要製定哪些法律呢？我們的立法是落後於客觀形勢的，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製定公布，經濟方麵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製定，有人說：蘇聯某些法律也製定得很遲，我們何必著急？我以為蘇聯好多先進經驗，我們一定要學，但是，這樣也算做先進經驗嗎？也值得學嗎？我們可以做得到的，為什麽不快做呢？這樣說法無非是為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做辯護。我認為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係的法規，必須早日製定，前幾天，好多人提出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問題，如果這些規定完備了，不但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問題可以解決，黨政的關係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應該注意那些過去因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而致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重大損失的負責人，如果不及時處理，並向人民作交代，就無異給整風運動來一個極大的諷刺。
　　關於以往成績的宣傳問題。“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經成為工作報告中的一個種公式，任何工作報告都套上這個公式，我認為這樣會意味著強調成績掩蓋錯誤，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個別錯誤即僅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績來掩護它，忽視它，就司法方麵來說，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件，在全國範圍內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就國家經濟建設來說，百分之二、三的錯誤不知要造成多少億元國家的財政損失，而人民間接的員失也是可觀的，我覺得宣揚成績、誇耀成績、掩護錯誤、忽視錯誤都是官僚主義的作風，也是鋪張浪費的來源，成績說得保守一些，錯誤、偏差放在成績的前麵，並不等於掩沒了成績，人民對於政府的成績是心中有數的，不強調的說，他們也會知道的，強調的說，並不增加他們的信仰，稍微有一兩點不確實，就會減少他們好幾分的信仰。
　　最後，談兩個具體問題。（一）受勞動教養的據說有兩萬人，大多數是機關幹部、知識分子，他們既夠不上刑事犯罪，已經勞動教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個的解決辦法，不宜拖下去。（二）解放時期，有些國民黨人傾向革命為奔走和平或參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曆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平反，曆史上有罪的也應酌情處理。
　　(摘自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編者略加刪節)

載：《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中國政治法律學會資料室編，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
轉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130/19/39427_24202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