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係與抗日遊擊戰初探 / 郭代習

新桂係與抗日遊擊戰初探

郭代習

 

        新桂係在抗日戰爭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是史學界的共識。抗戰爆發後，新桂係以其第11、16、21三個集團軍開赴前線，不僅在與日寇正麵作戰時屢建功勳，而且在遊擊戰術的運用上也有所作為，這是新桂係抗戰的又一鮮明特色。本文擬對新桂係的抗日遊擊戰作一初步探討，以求教於史界同仁。

一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廣州就中日問題對記者發表談話，主張“本寧願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複侵略者”，①第一次在國人麵前提出“焦土抗戰”口號。此口號與抗戰初期一度出現的以破壞為主旨的“自動焦土論”截然不同。1937年元旦，李撰文，闡述了焦土抗戰的兩個涵義：一是“不惜化全國為焦土，以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戰”的政治方針和決心;二是焦土抗戰的戰略，即是遊擊戰、運動戰、堅壁清野相結合的持久戰、消耗戰，而非速決戰。從經濟上來說，中國的主要生產方式“尚停滯於農業與手工業階段”，生產重心處於農村，即令日軍占據沿海重要城市，“於中國經濟並無致命打擊”;從軍事上來說，“中日戰爭一經爆發，日本利在速戰，而中國則以持久戰困之，日本利在主力戰，而中國則以遊擊戰擾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則利用內陸及堅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②抗戰爆發後，新桂係對焦土抗戰的戰略和戰術進一步闡幽發微。

        1937年10月1日，李宗仁首次提出焦土抗戰有“三個要義”，即全麵戰、進攻戰和持久戰。白崇禧說，全麵戰在內容上“包含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在空間上“不分東西南北前前後後”。③進攻戰即是“易抵抗為戰爭，以攻擊代防禦”。④在抗戰的最高戰略上，應采取持久戰，李宗仁說：“軍事技術落後而自然條件優越的中國，不必與軍力雄厚的強敵在戰場上爭一日之勝負。”⑤為實行上述戰略，尤其要重視淪陷區的建設，“在政治方麵，則保衛我們政權，粉碎漢奸組織。在經濟方麵，則鼓勵民眾，拒用偽幣，對敵采取經濟不合作主義。在文化方麵，則揭破敵人陰謀，禁止敵人奴化教育”。在軍事方麵，則“廣大展開運動戰與遊擊戰，輔之以必要的陣地戰”。⑥同時，政府應發動民眾抗戰。李宗仁強調說，若要製暴日於死地，“必須發動全國廣大群眾的力量，一致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戰”。⑦白崇禧也認為，為打破敵“以華製華”陰謀，“非把淪陷地區的民眾通通組織起來，訓練起來，領導他們作抗敵運動不可”。⑧總之，新桂係在抗戰爆發前後，提出了以運動戰、遊擊戰為核心的焦土抗戰理論，並通過各種方式不遺餘力地在桂係及全國普遍傳播，以此影響和推動國民政府的對日戰略戰術轉變。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後，第二戰區部隊有少數渡黃河至河南省。白崇禧在武漢當即提議“以閻長官統率所有隊伍即於戰區內擔任遊擊，不論任何部隊不得退過黃河”，⑨此一提議被蔣介石采納。蔣電令閻錫山，第二戰區“須分向晉東晉西晉北山地轉移，以山地為根據，長期抗戰”。[10]1938年1月8日，軍委會在漢口召開重要軍事會議，白崇禧又提議：在戰術上，“應采遊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遊擊戰，擴大麵的占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於點線之占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麵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效”。[11]建議又被蔣介石采納，隨即通令各戰區加強遊擊戰。這是國民黨第一次把敵後遊擊戰作為一種抗敵策略而提上戰略決策的高度，而這一決策是與新桂係長期以來的主張、宣傳和影響分不開的。

        武漢會戰後，軍委會於1938年底在長沙、西安和南嶽分別召開重要軍事會議。白崇禧等新桂係應邀參加。軍委會接受中共和新桂係等各方建議，確定了第二期抗戰“政治重於軍事，遊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方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後”的總策略。[12]白崇禧還建議：“設立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召集各省軍官施以運用遊擊戰術的訓練”，“並建議在軍委會下設置戰地黨政委員會，各淪陷區設分會，其任務為發動民眾對敵全麵抗戰，消滅偽組織，阻止敵人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13]軍委會接受白之建議，於1939年2月正式成立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蔣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陳誠副之，後實際由白為部長的軍訓部管理和領導。“南嶽遊幹班”共創辦七期，每期三個月，畢業學員5659名，為國民黨培養了大量遊擊幹部，其作用不可低估。[14]

        新桂係還十分注重遊擊戰術的理論研究，新桂係重臣黃紹竑曾任第三戰區遊擊總司令，依據實踐心得，著有《遊擊戰的理論與實踐》一書。1939年10月，為加強對遊擊戰爭的戰略指導，白崇禧在軍訓部組織人力編寫《遊擊戰綱要》，頒發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開展遊擊戰的教材，為遊擊戰的實施提供了可行依據。綱要共分14篇，強調建立遊擊根據地的重要，突出組織民眾的必要性，其戰鬥篇還闡述了遊擊戰術，規定“遊擊隊之戰鬥，主在敵軍後方行之”，“攻堅、硬戰、死守等，皆須避免”。[15]綱要全書240頁，比較詳盡地闡發了國民黨遊擊戰的軍事思想和理論，規範了遊擊戰的戰術方法，成為指導國民黨，尤其是新桂係開展遊擊戰的綱領性文件。

二

        1938年1月，李宗仁在製訂徐州會戰作戰指導方針時認為，“我軍作戰，應於硬性之外參與柔性”，應以軍隊“聯合組織訓練之民眾，施行遊擊，以牽製破壞敵之後方，前呼後應”。[16]徐州會戰的作戰指導，較之以前的淞滬、太原會戰，顯得機動靈活。3月，敵第五師團主力由膠濟線南進，猛攻臨沂。李宗仁除令張自忠、龐炳勳兩部在正麵與敵激戰外，又令山東各遊擊隊擾敵後方，牽製敵人並妨害補給，“迫敵放棄維台公路補給線，轉由曲阜———泗水道補給”，使臨沂守軍得以困守，日軍不敢越臨沂一步。[17]津浦南線日軍沿路北上，試圖直趨徐州，李宗仁命守軍節節抵禦，並命桂係韋雲淞和周祖晃軍在淮河附近積極反攻，“並到處發動大規模之遊擊戰”，迫敵大部撤回南岸，形成對峙態勢。[18]同時，韓德勤部又在蘇北、皖東“拒止沿運河及通海公路北進之敵，並迭向津浦路南段遊擊，牽製敵人”。[19]由於李宗仁采用遊擊戰、運動戰和陣地戰相結合的戰術，終於取得了台兒莊大捷。之後，李宗仁還在安徽組織了六路抗日人民自衛軍，共三萬餘人槍，在淮河兩岸地區向敵遊擊，破壞公路，消滅零星小股日軍，使敵人作戰計劃受到很大牽製。[20]

        武漢會戰期間，李宗仁因病休假，白崇禧代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將作戰區分左、中、右三個軍團，命廖磊統轄第7、84、10軍及豫皖邊區遊擊部隊組成中央軍團，“固守大別山東麓各要口阻敵之竄入，並於大別山之遊擊根據地屯糧屯彈，組織民眾，建築工事，以期長期抵抗敵人”。[21]1938年11月底南嶽會議後，軍委會特設天水、桂林兩個行營，白崇禧兼任桂林行營主任，統轄第三、四、九戰區，對遊擊戰的擘畫較多。12月20日，白命第三戰區“對京滬、滬杭鐵路，京杭、滬杭公路”“發揮廣大之遊擊戰”;第四戰區則在“東江、廣州間，及西江南路間”“發動廣大之遊擊戰”。[22]第九戰區與日軍作戰頻繁，白曾多次親臨長沙，指揮作戰。1939年9月第一次長沙會戰時，白命樊崧甫指揮了3個挺進縱隊， 14個挺進支隊，以湘、鄂、贛邊區為遊擊區，設根據地於九宮山，指揮遊擊作戰。此外，由正規部隊派遣一部編組“挺進軍”，滲透日軍後方，與挺進部隊協同實施遊擊，攻擊日軍守備隊，破壞交通通信及後勤設施，以妨害日軍補給，同時動員群眾堅壁清野，削弱其攻勢持續力，並牽製其兵力。事後，白檢討會戰時說：“遊擊戰與正規戰配合時宜。……此足以困擾敵人，使敵人軍心動搖，不戰而退。”[23]此外，白還在廣西指導建立民團組織，下令全省18至45歲的民眾都須納入民團。民團分為常備隊和後備隊兩種。又將廣西分為若幹專員區，每個專員兼民團區指揮官，省政府兼任全省民團總指揮。這種“寓兵於團”的作法，非常便於抗日遊擊戰的開展。

        武漢會戰後，李宗仁即委廖磊為豫鄂皖邊區遊擊總司令兼安徽省府主席，率桂係戰鬥力最強的第21集團軍之第7、48、39軍留駐大別山，設安徽省府、省黨部及長官部於立煌縣(今金寨縣)，建立起以立煌為中心的大別山根據地。另於皖東津浦路東之五河、皖北之周口店，鄂東之麻城，分設若幹遊擊根據地，以加強遊擊力量。廖磊主政期間，第21集團軍與地方國民兵團，迭向平漢、津浦兩線南段之敵襲擊，並擾襲皖中、皖北敵軍。1939年10月，李品仙繼任廖磊所遺各職後，利用新桂係在廣西的行政經驗，繼續努力建設根據地，軍事力量除21集團軍外，已發展有5個遊擊縱隊及6個保安團。1940年5月初，日軍發起棗宜戰役。李品仙受李宗仁之命，即派出遊擊隊擾敵後方，直接協助第五戰區參戰，直至會戰結束才撤防。對此，第五戰區在戰鬥總結中稱讚敵後遊擊戰“亦為本戰役中有價值之處置”。[24]

        大別山根據地置於華中心髒地帶，直接威脅武漢，使日軍坐臥不安。1941年3月，日軍以13旅團及15師團之一部，以全麵包圍態勢向挺進至古河、梁園皖東前進基地的李品仙部進攻。經激戰，敵被擊潰。李品仙評價道：“使安徽能在敵後長期支持者，此役實為最重要的關鍵。”[25]1942年12月18日，大別山遊擊隊於皖西太湖縣境內擊落日軍11軍團兵團長田攻的座機。機上日軍大將田攻、少將藤原武俱以下均遭跌斃。日軍惱羞成怒，於1943年1月15日以四萬大軍向大別山各城鎮進行報複性掃蕩，至24日，仍被李品仙軍擊潰。[2]6大別山根據地自建立以來，曆經敵軍多次掃蕩仍屹立不動，始終堅持至抗戰結束，成為國民黨敵後根據地最為堅固者。自1941年起，國民黨殘留在敵後的武裝部隊日趨削弱，冀察、魯蘇等遊擊戰區名存實亡，而唯獨大別山根據地有所發展，1944年12月擴展為第十戰區，轄豫鄂皖及山東、蘇北、豫東等殘部，繼續擔任該方麵遊擊，直至日本投降。在政權方麵，“皖省完整縣百分之七十以上仍掌握在我省府中。豫南、鄂北保持縣份亦多，且牽製敵人許多兵力”，所以日軍感慨說道：“大別山為南京之盲腸”。[27]

三

        抗日戰爭時期，以李宗仁、白崇禧等為核心的新桂係提出了一套遊擊戰略戰術理論，並在抗戰中付諸行動，這對抗戰帶來了某些積極意義。

        首先，新桂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推動了國民黨的抗戰戰略戰術的轉變。1937年10月李宗仁提出的以全麵戰、攻擊戰和持久戰為要義、以運動戰、遊擊戰為核心的焦土抗戰理論與以後蔣介石逐漸形成的以“持久抗戰”、“全麵抗戰”和“爭取主動”為“克敵製勝之必要因素”[28]的戰略目標基本吻合。李宗仁的這一思想對蔣介石的影響不言而喻。如前所述，白崇禧以軍委會副參謀總長和軍訓部部長的特殊身份，對蔣介石和軍委會接受遊擊戰戰略的影響更為直接、深刻。淞滬、太原會戰之後，國民黨軍傷亡“頓形減輕”，白崇禧於1938年4月對外籍記者說，“個中理由，無非我全國軍民團結一致，愈戰愈強，及變更作戰計劃，放棄陣地戰”所致。[29]

        其次，新桂係的主張激勵鼓舞了民族抗戰精神和民族抗戰情緒。早在1936年李宗仁的“焦土抗戰”口號一提出，當時國民黨甚囂塵上的壓製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很快受到衝擊，“一二·九”運動後一度陷入低潮的抗日救亡運動重新走向高潮。中共也曾表示“歡迎”“擁護”“李宗仁先生的抗日主張”[30]抗戰爆發後，新桂係軍隊以其英勇善戰、不避犧牲的抗日精神，鼓舞著全民族的抗戰激情，使得“焦土抗戰”四字“在抗戰期間曾被廣泛引用，成為一項最悲壯的抗戰口號”。[31]此外，李宗仁還提出淪陷區政治與軍事打成一片，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的施政方針，委托進步人士章乃器，朱蘊山，中共黨員周新民、張勁夫等組織安徽省民眾動員委員會，統一領導全省民眾抗日運動。一時間，安徽出現了團結抗日的生機勃勃的新局麵，激勵了民眾的抗日熱情。《新華日報》曾稱讚：“在華中各省，安徽要算民主有成績的一個地方。[32]

        再次，抗戰初期，新桂係對中共表示友好，其對遊擊戰術的倡導和運用亦離不開中共的支持和幫助。如前所述，抗戰初期，李宗仁在政治上表示了聯共抗日的開明態度，與中共的關係較為密切，中共也盡力在政治和軍事上幫助新桂係。1938年3月初旬，白崇禧派去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行前，周恩來向白建議：“津浦線南段應避開正麵，而以強大兵力用運動戰、遊擊戰從側麵困擾、打擊敵人，使其不敢深入。”白對此建議深加讚賞，到徐州後基本采取了周恩來指出的方針，從而取得台兒莊大捷。[33]1938年10月23日夜，在通往長沙的途中，周又對白說：“武漢失守以後，應該在敵後廣泛武裝群眾，準備發動遊擊戰爭，有計劃地建立一些遊擊隊和遊擊區”，白深以為然，後在南嶽會議上向軍委會提出，終獲采納。[34]白在主持“南嶽遊幹班”時，中共派出葉劍英為代表的30多人參加工作，為國民黨培養了大量遊擊幹部。此外，中共還幫助桂係建立和鞏固遊擊根據地。中共安徽地方黨組織派出1000多名幹部幫助新桂係擴軍、建政和訓練基層幹部，新四軍張雲逸、彭雪楓、羅炳輝等部在江淮敵後廣大地區發動抗日遊擊戰爭，牽製大量日軍，從而使得新桂軍在大別山區得以站穩腳跟，並逐步向外發展。

        應該指出的是，新桂係在國民黨中倡導遊擊戰爭，雖對抗戰起了某些積極作用，但並非十全十美，相反地，新桂係在實施遊擊戰的過程中所做的遠不如所說的好，帶來了許多消極因素，阻礙了抗戰的發展。

        首先，新桂係倡導以運動戰、遊擊戰為核心的焦土抗戰理論，有著其自身利益的考慮，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與蔣介石爭權奪利的需要，即以抗日之名，行反蔣之實，兩廣事變即是鮮明例證。抗戰爆發後，新桂係提倡遊擊戰並在敵後開辟遊擊根據地，也包藏著提高聲望、發展力量的自私自利的用心。桂係把安徽視為其“外府”，在江淮地區擴張勢力，苦心經營。李品仙在大別山發展時不擇手段，四處兼並地盤，甚至陷害鄂東行署主任程汝懷，終於導致李程交惡，雙方火拚。軍法總監何成浚忿然寫道：“李品仙之希望在金錢地盤和官職，向不以國家人民為念。”[35]

        其次，新桂係並未真正做到廣泛發動民眾開展遊擊戰爭的主張。白崇禧曾說，“運動戰及遊擊戰的開展，最重要的是動員民眾，要和民眾力量配合起來，以軍隊力量保衛地方，以政治力量擴大遊擊戰”。[36]但新桂係隻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部分地發動了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遊擊戰爭，並把它限製在於己有利，可以控製的限度，談不上“放手”發動群眾、“廣泛”開展遊擊戰爭。相反地，新桂係在自己的遊擊區內采取涸澤而魚的經濟政策，使民痛苦不堪。李品仙主皖期間，設卡征稅，廣斂民財，僅提高所謂檢查及產銷稅兩稅兩項，1939年的收入為2825162元，占全省稅收的39.8%，至1941年，已高達12214461元，是1939年的4.3倍，占當年全省稅收的57.8%。[37]這筆巨額收入，除一部用於抗戰需要外，大部落入新桂係腰包。

        再次，抗戰中後期，特別是“皖南事變”後，新桂係走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與中共敵後武裝的摩擦不斷。1940年始，白崇禧追隨蔣介石反共，發動了“皖南事變”。在大別山的李品仙更是躍躍欲試，充當反共急先鋒。他調兵遣將，企圖“先將津浦路西、淮河以南、長江以北中間地區”新四軍“肅清”，“再推進路東”。[38]又企圖將鄂東新四軍“壓迫於平漢路、長江間敵區而撲滅之”。[39]1945年5月，李品仙頒發“剿匪計劃”，欲“以一部對敵偽警戒確保現態勢，主力配合黨政大舉進剿”轄區內的中共敵後武裝，企圖徹底“肅清”。[40]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思想指導下，新桂係焦土抗戰口號實際束之高閣，對敵遊擊戰不像抗戰初期那樣積極主動，其結果往往陷於被動。1943年日軍入侵立煌縣時，李部守軍竟毫無所覺，以至各高級官員之眷屬大半未及隨軍撤出，日軍將其拘留，並在其衣上一一標明為某將領眷屬，備極侮辱。[41]

注釋：

①李宗仁：《我對於中日問題的觀察和主張》，《南寧民國日報》1936年4月18日。

②李宗仁：《民族複興與焦土抗戰》，《東方雜誌》第34卷第1號(1937年1月1日)。

③⑥⑧《白崇禧言論剪報》，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第787宗963卷。

④《焦土抗戰》，珠江日報社1937年版，第32—33頁。

⑤李宗仁：《反侵略與持久戰》，廣西民團幹校《幹校校刊》第二卷第八期(1938年10月8版)。

⑦李宗仁：《充實力量完成抗日救國任務》，《正路》新一卷第一期(1937年1月1日)。

⑨[21][23][27]《白崇禧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142—143、190—191、292頁。
[10]《晉綏遊擊戰史稿》，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第787宗776卷。

[11]《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上冊，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年版，第352—353頁。

[12][18]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版，第265、76頁。

[13][34]程思遠：《政海秘辛》，北方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39頁。

[14]轉引自戚厚傑：《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民國檔案》1991年第3期。

[15]《遊擊戰綱要》，軍事委員會軍訓部軍事編譯處1939年

[16]《抗日禦侮》第三卷，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年

版，第106頁。

[17][19]虞奇：《抗日戰爭簡史》上冊，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版，第287、288頁。

[20]《安徽概覽·保安篇》，安徽省政府編印1944年版，第9頁。

[22]《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台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於1981年版，第362頁。

[24]《抗日戰爭正麵戰場》下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4頁。

[25]李品仙：《戎馬生涯·皖疆述略》，台北大中書局1971年版，第203頁。

[26][41]瞿韶華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台灣國史館1994年版，第199、41頁。

[28]張其昀：《抗日戰史》，台灣國防部史政局1985年版，第418—419頁。

[29]張公達編：《白崇禧將軍傳》，長沙上海書店1938年6月版，第41頁。

[30]《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冊，中國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頁。

[31]《李宗仁回憶錄》下冊，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1頁。

[32]《新華日報》1939年3月27日。

[33]程思遠：《白崇禧傳》，華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頁。

[35]《何成浚將軍戰時日記》上冊，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頁。

[36]《焦土叢刊》，民國周刊社1938年8月再版，第18頁。

[37]《安徽概覽·財政》，安徽省政府秘書處1944年版，第71頁。

[38][39]《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中冊，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1130—1131頁。

[40]《第21集團軍皖東反共作戰機密日記》，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館藏檔案，第787宗1175卷。

原載《宜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3卷第1期(2001年10月)